问：在今年3 月上海举行的纪念法国大革命二百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上，你提出法国大革命和“文化大革命”可以对比研究的问题，引起不少人的兴趣，同时也引起了不少异议。有中国学者认为，法国大革命是“丰功伟绩”，而“文化大革命”是“政治动乱”，两者风马牛不相及，毫无可比性，把它们联系起来讨论，纯属无稽之谈。对此，你怎样认为？

答：学术争论越尖锐越好。我喜欢这种毫不客气的批评。不过，我对学术界素来有两个悲叹：一是明里暗里划定的学术禁区，如“文化大革命”十年史，只有政治家有权作政治定性，不许学术界作学术研究，直到现在还是如此。二是学术界自己维护种种学术神话，只许仰视，不许俯视，如对法国大革命的过高评价，即为一例。别人吓唬自己倒也罢了，可悲的是还要自己吓自己。如果说，学术禁区是一种外在的不自由，那么，学术神话则是内心的不自由。前者不可理解，然而可鄙；后者可以理解，却又可悲。应该承认，内心不自由与外在不自由有一定联系，不过有时也会反果为因，成为外在不自由的扩大与延伸。在这种情况下，用马克思的话来说，那外在的不自由就是对内心不自由的惩罚了。外在不自由与内心不自由结合在一起，则很容易产生你在会议上听到的那种观点，即认为法国大革命与“文化大革命”是天壤之别，打通这两者，既抬高了“文化大革命”，又亵渎了法国大革命。

说到我对这两场革命的总体看法，我从来不认为前者就是阳光灿烂的巅峰，只能歌颂；后者则是山脚下的阴沟，只能唾骂。而是把它们并列为人类文明解构的两场悲惨试验，只不过前者经过二百年吵嚷，反反复复，总算站住了脚跟；后者目前还在经历遭人唾骂的过程，算是对它从前被捧上天际的报复。至于它什么时候能摆脱这种忽天忽地的境遇，成为冷静公正的学术研究对象，尚不得而知。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神话加咒语，不等于学术。

问：你能不能稍微解释一下你的文明建构和文明解构的观点？

答：我认为，历史进步是由文明的正值增长与文明的负值效应两条对抗线交织而成的。前一条线导向人类乐观的建设性行为，后一条线导向人类悲观的批判性甚至是破坏性行为。前者承认既成的文明事实，只同意添砖加瓦，不同意根本改造，并坚信随着文明的正值增长，文明内部即使存在有前设的弊端也会逐步消亡；后者则怀疑既成事实的第一层基面就埋设有不公正、不正义的元件，文明的每一步增长只会扩大而不会消除这些不公正、不正义的元件，因此，要求从文明的根部而不是从文明的现状来批判，并在这种批判中将文明解构后再来一个重新建构。这种文明解构和文明建构的冲突贯穿于整个文明史，使人类文明进步始终处于一种两极张力的紧张状态，并由此获得动力，在两极之间摇摆前进。毫无疑问，历史上绝大多数思想家都属于文明建构的行列，只有极少数思想家在当时能够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提出文明解构的主张。这两种思想家对文明进步扮演着不同的功能角色，前者如蜜蜂，忙于采花酿蜜；后者如蚯蚓，拱松文明的根部土壤。两者功能都不可缺少，但也不可相互取代。一般说来，前者务实，重视操作，容易流于保守；后者高远，重视理想，容易出现凌空蹈虚的失误。

问：正是从这一角度观察法国大革命，你才把它理解为一场文明解构的试验，而不是像大多数人理解的那样，仅仅是一场政治事件或社会冲突？

答：可以这样说。不过，法国大革命只是到了第三阶段——雅各宾专政，才称得起是一场文明解构的试验。在革命的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即斐扬派统治和吉伦特派统治），只不过是在实践伏尔泰哲学，只是到了第三阶段，才进入卢梭哲学——即进入文明解构的阶段。大概正是察觉到雅各宾专政具有这种独特的文明解构的走向，法国当代史学家比昂奇才把法国大革命的这一高潮阶段，称作“共和二年（即1793 年）的文化革命”。

问：反过来说，你则把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看成是1966 年的“雅各宾专政”？

答：“文化大革命”是否类似于雅各宾专政，是个可以讨论也应该讨论的问题，我在会议上只不过作了三点极其粗略的即兴发言。

第一，我对比了这两者共同的理论形态。如果我们超越意识形态语言，心平气和地看待毛泽东和他的党内同事在60 年代出现的重大分裂，那么或许可以看到：毛泽东的潜意识中一直怀有对文明增长的怀疑心态，接近于卢梭。而他的对立面则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老革命遇到新问题”——无意中扮演了一个伏尔泰的角色。卢梭思想的奇特之处，是推崇“高贵的野蛮人”（noble savage），以此作为文明腐败的解毒剂，化为毛泽东的语言，就是：“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卢梭认为：科学、艺术的进步会导致人类道德生活的堕落。毛泽东则对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怀有同样的忧患，认为在“卫星上天”的同时，会出现“红旗落地”的悲剧。卢梭终其一生都反对启蒙运动把人分解为某种机器、某种经济活动的观点，高扬人的精神价值。毛泽东念念不忘的也是这种精神价值，害怕长期的和平建设只满足人的物质欲念，却磨灭人的精神追求，以至于直到临终还要告诫他的子民要警惕“唯生产力论”等等。反过来说，卢梭为实现这套文明批判而设计的操作性理论——“社会公意不可违抗说”，在毛泽东这里也有强烈的回应。毛的群众专政论、四大民主论、对少数人不施仁政论等等，其操作结果无不与卢梭思想的操作结果相吻合：双方都从追求“道德至上”走向“恐怖统治”……

我们还可以回忆毛泽东晚年曾总结自己的性格，说是一半虎气，一半猴气；又总结自己的一生事业是做了两件大事，一是打倒蒋介石，二是发动“文化大革命”。如果说虎气意味着对社会秩序、文明进步的维护和建设，猴气则象征着对社会秩序文明进步的调侃和批判。那么，他那两件大事恰好是与此对应，表现出他性格中两种成分的不同实践：一个是建设性的，一个是破坏性的。虎气使他重建国家的行政机构，推行常规建设；猴气则使他疏离、乃至打碎这个行政机构，一竿子插到社会底层，插到“noble savage”，号召“卑贱者”起来造反，去占领上层建筑。

问：虎气，似乎类似于伏尔泰倾向，猴气则类似于卢梭倾向，两者孰轻孰重呢？

答：这就是毛泽东思想性格中的复杂之处。终其一生，这位思想伟人都未摆脱过这两种矛盾倾向在他内心深处展开的拉锯式折磨。即使他在“文化大革命”最得意的时候，他也是一会儿发出强调造反冲动的“最高指示”，一会儿又发出强调安定团结的“最新最高指示”。不过，如果以时段划分，毛泽东的中年似以虎气为重，而他的青年、晚年则以猴气为重。这种现象，用中国美食家的话来说，是否可叫做“红烧头尾”（一笑）？

问：那么，你的第二个对比是什么呢？

答：是对比雅各宾党人和中国“文化大革命”青年一代的某些行为特征，似乎也有共通之处。

凡有一点法国大革命史常识的人，一般都有这一感觉：1792 年9月在巴黎街头发生的流血事件，很容易使人联想到1966 年夏天，在北京、上海街头发生的恐怖事件。事实上，1966 年及其以后的两三年内，“文化大革命”青年中的思想者，曾经普遍阅读过法国大革命史。1793 年的雅各宾党人的理想主义热情，曾经激励了1966 年的红卫兵的“乌托邦”热情，雅各宾党人的残忍行为也刺激了不少倾向于行动而不是倾向于思想的那一类红卫兵的类似行为。不可否认，“文化大革命”确实存在某种阴暗的政治目的，也经历过令人不堪回首的恐怖过程，在这两个方面，雅各宾专政也好不到哪里去。但是，在谴责这些政治垃圾、恐怖血污的同时，我们还是应该看到，“文化大革命”青年一代当时的行为特征出现了一种分裂倾向，正如法国史学家马迪厄在《法国革命史》中描述雅各宾党人所说的那样，是暴行与伟业并举，恐怖与理想并存。人类为何会一再出现这样分裂的行为特征？这实在是一个极富挑战性的问题，只有调动社会学、心理学乃至生物学等诸学的综合知识，才可望最终能有一个令人较为满意的答案。我目前不可能最终回答这一问题，只想提出这一问题，指出这种行为特征具有分裂着的两个方面，以供人们进一步思考。

他们的恐怖暴行是什么？当然是那些践踏人类尊严的野蛮事实。对这些野蛮暴行，后人怎么谴责都不过分。他们的理想追求是什么？恐怕是在追求一种道德化的人类理想。他们以为西方文明正在腐化，东方的苏式社会主义文明也在同流合污，只有同时批判这两种文明，才能建立拯救人类的第三种文明模式。当时，这种文明解构的双向要求，是用一种极其幼稚、极其可笑的意识形态语言叫喊出来的。

问：是不是那句妇孺皆知的口号——“反帝反修”？

答：对。今天来释读这一口号，至少可以读出两层含义：第一是表层意义上的封闭心态。不仅要对西方封闭，也要对苏联东欧集团封闭。第二是潜伏在深层意义的反叛心态。既反叛西方模式，也反对那个日益板结、僵化的苏联东欧模式，用中国古老的道德理想，给当时也已经走向板结、僵化的仿苏联体制，注入一种新的活力。这种反叛心态，很可能是当今中国十年改革的遥远先声，只不过更为曲折、更为模糊罢了。遗憾的是，由于你能理解的原因，人们至今还不愿意释读这一层含义。

历史就是这样复杂。最可耻的与最可贵的在一起，最卑污的与最高尚的在一起，最遥远的与最切近的在一起，而不是如一首民歌所唱的那样：“珍珠和玛瑙在一起，星星和月亮在一起。”否则，社会还需要我们这些历史学匠人干什么呢？只要有一批意识形态专家，昨天领着人们高喊“就是好，就是好”，今天领着人们高喊“就是坏，就是坏”，足可以打发那么多浑浑噩噩的日子了！

问：你的第三个对比是什么呢？

答：这第三个对比则更为犯忌了。我在那次会议上对比了法国大革命后的“热月现象”（“热月现象”：1794 年7 月（法国共和历为热月），雅各宾专政被推翻，法国社会从革命高潮时期的狂热中挣脱出来，开始建设资产阶级的世俗生活。从“热月”开始的一系列社会变动，我称之为“热月现象”）和我国“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社会变迁，引起了更多人的非议。

我的观点是，任何一场文明解构，都是全社会逸出常规的非常运动。为了对抗常规运动的巨大惯性，它必须打开潘多拉的盒子，打开那个被常规禁忌封存着的危险能源——底层社会骚动不安的非理性激情。这种非理性激情，一旦释放，将如惊涛裂岸，形成文明解构的疯狂浪潮，短期内绝难平息。毛泽东曾不无自豪地说，他要引爆人类社会的精神原子弹，可谓一语道破天机。但是，核爆破固然快意，核污染却破坏了生态环境，同样也播下了大面积仇恨的种子。社会迫于种种情况，可能会容忍它一时，但绝不会把非常当正常，长久容忍下去。一旦文明解构达到临界极限，或者文明解构本身已经失败，却不承认失败，逞强妄为，一意孤行——到这时候，一场“热月”变动就不可避免了：

那时，全社会将在一个早上突然翻过身来，推倒昨日还在崇拜的“革命偶像”，并把它拉上它们自己设置的断头台。那时候，解构者被解构，推翻者被推翻，而千百万昨日还在哄闹的“革命群众”则突然更换舞步，在断头台下跳起了庆幸还俗的欢快舞蹈……

我们纵览法国大革命、美国革命、英国革命，甚至俄国革命，几乎概莫能外，难逃此律。只是程度不同、形式不同而已。革命再凶猛，在它的尽头总有一个“热月”等在那里，静静地等待社会回归，心闲气定，稳操胜券。卢梭的信徒们再狂热，狂热到一夜之间割下国王的头颅，挑在广场上示众，但是或迟或早都要产生“革命厌倦症”，要留恋起伏尔泰的那口肉锅，要从街头集会重回家中的厨房。凡是不理解、不接受社会群体这一“热月性格”的人，往往都是一些终生燃烧着理想激情的伟人、巨人，到头来都要陷入一个与世隔绝、与人隔绝的孤独心境。罗伯斯比尔如此，戴高乐如此，毛泽东也是如此。毛泽东晚年坚持要人民“不要放松战争年代那股劲”，念兹在兹，看一部三流电影《难忘的战斗》，竟也勾起满腹情怀，潸然泪下——这种心理现象，不能说明别的，只能说明这个以洞悉人性隐秘而著称的孤独老人，可能只通晓人性中的喧嚣一面——铸有雅各宾党人头像的这一面，而不能理解人性中的世俗一面——铸有“热月”党人头像的另一面。或者进而言之，他可能也理解这一面，而且确切知道这一面一旦翻转是多么厉害，故而，才倾以一个老人在晚年所特有的全部执著和顽强，死死地捂住这一面，不让它翻转过来！

不管毛泽东如何理解人性，当上述社会厌倦心理已经出现，就说明文明解构已达极限，或者已经失败，再多跨一步，就是逆历史潮流而动了。这时候的历史潮流是什么？就是回归社会常规，开始文明解构到文明建构的又一个轮回。在这一个意义上说，“热月”并不可怕，也不只是法国大革命的“专利”，而是任何一个被文明解构搞得筋疲力尽的民族都可以享受的正当季节。因此，我对历史上的“热月”是肯定的，对现实生活中的“热月”也是肯定的。我在《文汇报》和《书林》杂志最近发表的文章里，曾经用“社会大还俗”这一概念充分肯定了近十年中国社会的进步幅度。但是，在肯定的同时，我也不是没有保留，没有忧虑。

问：你能谈谈你的保留和忧虑吗？

答：如果说，在文明解构的“雅各宾时期”，人性容易流露出“残忍”一面的话，那么，在文明建构的“热月时期”，人性则容易流露出“轻佻”的一面。身处“热月”的人们一方面想“减去十岁”，使劲遗忘前十年的惨重教训，仅仅把它视为一场完全可以避免的偶发事件，并没有什么根植于文明建构深层土壤的必然根基；另一方面则想“增加十岁”，拼命追求世俗享受，要求加倍偿还被粗暴剥夺的感官快乐。我只举一个人际称谓的变化，或可引起你的回忆。“热月”之后，法国人一夜间统统放弃了“公民”这一象征平等的称呼，而改称“老爷”、“伯爵”、“太太”等等。在我们的“热月”中也有类似变化。一个象征理想认同的称呼“同志”已经不时行了，代之而起的则是这样一些时髦的称呼：“小姐”、“老板”、“小开”等等。人们正在尽量抹去称呼中的平等色彩，更之以一层强调等级贵贱的市侩色彩。尤其是上层社会的轻佻放荡，更是触目惊心。你去东、西长安街看看，一分钟内驶过的进口轿车将近百辆！面对那些未富先豪的滚滚车河，你能想到什么呢？只能想起法国大革命后，曾有一个法国贵族面对维也纳会议的狂欢舞会，大声疾呼的那句警世名言：

问：这就是你提出要对比研究法国大革命和“文化大革命”的现实背景吧？

答：一个历史工作者起码的职业道德，是承认自己的研究选题或远或近地受制于自己的时代，也不回避自己生活的时代与自己研究的时代这两者之间的呼唤和挑战。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生活，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思考。我并不讳言我们这代人无论走到哪里，无论干起什么行当，都已经无法逃避“文化大革命”的深重投影。正是对于“文化大革命”的幻灭，才促使我怀疑法国大革命的神话。反过来，对于法国大革命的进一步阅读，又促使我摆脱怨恨的纠缠，回头思考“文化大革命”的深层动因。

如果要控诉“文化大革命”，而不是研究“文化大革命”，我想我们这一代人所受的摧残，并不亚于任何一代人，我们在感情上的义愤程度也不会弱于任何一代人。唯一值得庆幸的是，我们终究还能摆脱那种基于个人恩怨的“索债意识”，摆脱那种感情上的过度纠葛。只要超越个人得失，深入一层来回答历史对现实的呼唤，就不难发现法国大革命和“文化大革命”的可比内容。我唯一不解的是，那些对“文化大革命”怀着满腔义愤的人，怎么能够同时维护法国大革命的神话？他们难道没有察觉在诅咒和赞美的同时，这两者之间已经出现了多么尖锐的逻辑矛盾？让他们置身于1793 年的巴黎街头，当血流满地的时候，他们还会拥护那些气势汹汹的无套裤汉吗？我看，他们只会同情那些落荒而逃的保皇党人。

问：在法国，尽管人们有诅咒，有赞美，但是法国大革命本身看来是不会再发生了。那么，在中国，“文化大革命”能不能也同样杜绝，再不发生了呢？

答：这就是我最后想讲的问题，也是我提出要对比研究“文化大革命”和法国大革命的最终原因了。

经历过“文化大革命”劫难的中国人，包括我在内，都不希望看到“文化大革命”悲剧重演。但是，愿望能否实现，还要有诸多条件的保证。条件之一，就是首先要允许人们研究“文化大革命”，把“文化大革命”还给“文化大革命”，成为学术研究而不是政治斗争的对象。在这一方面，法国大革命之后的那段历史，正好提供了一个发人思考的殷迹之鉴。

“热月”过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法国人普遍憎恨法国大革命，也出现过不许研究，不愿研究，或者不能够冷静研究的局面。以后就相继发生了1830 年7 月革命、1848 年革命、1871 年革命等多次动荡反复。树欲静而风不止，法国社会还是稳定不下来。原因之一，就是不愿正视1793 年革命，拒绝1793 年革命提出的种种问题和教训。只是到了1871 年第三共和国成立，经过几代人的自然淘汰，大革命造成的社会分裂和情绪冲动逐渐平息，法国人开始正视大革命的起因与遗训，并将这种研究成果用于社会对话的制度建设，才出现了长期稳定的和平局面。当然，文明解构与文明建构的冲突依然存在，柏格森、加缪、萨特等人对文明建构提出的当头棒喝，不知要比卢梭当年深刻多少倍，也强烈多少倍，但是两者的关系却从恶性对抗进入了良性互动。文明建构与文明解构之间的千年阻隔被打通后，前者能够不断听到来自后者的呼喊，随时修正文明增长造成的负面效应；后者获得合法化、社会化身份，也就遵守与前者和平对话的社会法则，从武器的批判转向批判的武器，再也用不着诉诸暴力，诉诸革命了。到这个时候，法国人才可以松一口长气，放心地说一声：“我们终于结束了法国革命，马拉、丹敦、罗伯斯比尔即使起而复生，也是英雄无用武之地了。”

回顾这一段历史，并不是要我们重演这段历史，恰恰相反，而是为了避免这段历史，避免可以避免的反复与震荡。我只希望我们中国人既要吸取法国大革命本身的教训，也要吸取法国大革命后法国人如何对待这一教训的教训，尽快建立文明解构与文明建构良性互动的社会机制，而不是听任它们各自怀恨，潜滋暗长，最终又走向一次恶性对抗。否则，洪水再来，掩天蔽日，唐代诗人杜牧的千古绝句必将在长空震响：

---本文发表于《书林》，1989 年第7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