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格说来，这不是一本遗著，不是一本为出版而写作的专著，而是作者生前应他的胞弟陈敏之先生之要求，断断续续写下来的一本思想手记。写作时间从1973 年至1974 年，作者最终被迫害致死为止。那是中国当代史上最黑暗的时期之一，女儿说他是从地狱中一步步淌过来的。

顾准，中共早期革命家，知识分子干部。1915 年出生于上海，家贫失学，12 岁入潘序伦创办的立信会计事务所作练习生，16 岁即能登立信会计夜校讲学。1934 年加入中共，1949 年前已任中共江苏省委文委副书记。在党史学所称白区工作时代，顾准才华横溢，锋芒早露。然而也恰因此，他在党内连遭批判，早早开始了精神磨难史。

1949 年随军入城，顾准曾任上海市财政局局长兼税务局局长、华东军政委员会财政部副部长。50 年代第一个政治运动“三反”、整党中，被撤销一切职务。之后，又因“言论罪”、“思想罪”，于1958年、1965 年两次被打成“右派”。

60 年代初，顾准调入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沉潜于理论思考。当时，国内经济学界有一激烈争论——“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的作用”，最早是他向孙冶方提出这一观点，孙文发表后，引起轩然大波。这一时期他还著有《希腊城邦制度》，译有熊彼得《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当时只能署名为“绛枫”）等。此外，私下写有大量思想笔记，可惜都毁于抄家或牢禁之灾。《希腊城邦制度》在他死后出版，一时洛阳纸贵。对于1977 年后考入大学的国内“解放的一代”，此书起过重大启蒙作用，那一代人恐怕至今难以忘怀。

1966 年以后，顾准处境更为恶化。妻子自杀，子女断绝关系，有母不能相见。人海茫茫，孑然一身，他确实到了困守斗室，以冷馒头度日的凄惨地步。就在这段人不堪其忧的日子里，他却早出晚归，悄然往返于北京图书馆，立愿以十年时间先研究西方历史，后研究东方历史，包括哲学、经济、政治、文化等，以达成“对中国未来前途之探索”。“破帽遮颜过闹市”，“躲进小楼成一统”，《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一书所汇编的那两年笔记，即部分反映了他这一阶段的心路历程。然而这一宏大研究计划还未全部完成，终因多年迫害，压抑成疾，于1974 年12 月郁郁而逝。

顾准先生生前未见平反。但是，他预见到了十年甚至二十年后国内思想界的划时代转折，点破了国内思想界后来讨论的诸多热点。本书序言作者称顾准比他那代人整整超前了十年，实不为溢美虚言。现择其大端，试列如下：

（一）语言问题。当代西方哲学的语言学转向，意义重大。顾准二十年前即已言及此义，且如话家常，平实道来，态度远比后来拾人牙慧者诚实、恳切。

（二）韦伯问题。笔记表明，顾准70 年代初已知韦伯，却无缘读到韦伯原著。但是他通过自己对早期资本主义的研究，说出了韦伯，说出了与韦伯相同的结论，并指出了《资本论》在这一问题上的不足之处。

（三）雅斯贝尔斯问题。顾准同样与雅氏理论无缘相识，但是他有一则史学笔记，题为——《公元前7 至6 世纪恰好是我们的春秋时代》，他对比研究这一时代中国“史官文化”与希腊早期文化，得出了与雅斯贝尔斯“轴心时代”理论大体相符的认识。

（四）市民社会问题。顾准之远见，使他早二十年发现了这一概念的重要性；顾准之诚实，又使他发现之后，并没有后人那种奇货可居的心理。他几乎预见到二十年后国内学人对这一概念的泛化。针对60 年代当时流行的某种学术观点，顾准有言在先：不能忘掉“资本主义并不纯粹是一种经济现象，它也是一种法权体系。法权体系是上层建筑。并不是只有经济基础才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也能使什么样的经济结构生长出来或生长不出来”。

顾准的这一思想，促使我们冷静思考，在今天讨论“市民社会”，是否应剥离出两种内涵、两种前景？一是具有顾准所言法权体系、上层建筑的同步改革，“市民社会”确有可能向现代意义的“公民社会”转化。二是没有甚至拒绝法权体系、上层建筑的同步改革，“市民社会”则有可能演变为畸形的“民间社会”，如西班牙、意大利南部的非理性社会，或称准黑色社会。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上层建筑的改革须与经济基础的改革同步。这是一个至关紧要的问题，十年来，中国改革的迂回曲折，无不印证顾准之先见。

其他如波普尔证伪理论、库恩范式理论等，顾准近二十年前皆已点到。甚至连亨廷顿关于政党政治发育阶段的理论，顾准点化“文化大革命”中两派内战的现象时，亦有触及。诸如此类先见之明、惊人之语，手记中几乎俯拾皆是。诸多问题，聚焦为一个苦苦思索的焦点，用他自己的话来说，那就是：

顾准之笔记，可读为一个思想者的“娜拉出走”之手记。顾准之“娜拉”，非易卜生之“娜拉”，它包含着更为广阔领域内更多人们的思想出走信息：

在这里，顾准点破了两大思想“要穴”：

（一）以法国1789 年、1870 年起义革命为结构中心的世界近代史框架，是现代意识形态话语结构的学理支援，必须推倒重论。与此同时，以1688 年英国“光荣革命”、1787 年美国立宪为标志的“另一股潮流”，则应公正评价。否则，难以寻找“娜拉出走”后的思想出路。

（二）马克思主义与法国大革命政治传统之间的内在联系，亦应从头疏浚，西方即有称法国大革命是马克思主义第四来源者。非如此，则难以清理阻碍“娜拉出走”的观念障碍。

这两大思想“要穴”，是现代学术神话与意识形态话语互为奥援的肺腑之地。

顾准发现，“1793 年法国国民公会是马克思列宁无产阶级专政的原型”，“1870 年巴黎公社则是无产阶级直接民主制的历史根据”，而所有有关直接民主制的原则规定，则来自马克思对这两次法国政治事件的意识形态性总结——1871 年的《法兰西内战》。《法兰西内战》的原则是高尚的，但它自问世以来，即有三大“问题”：

一是原则所由出的那两大现实事件，都是失败的事件。

二是原则所由出的历史根据，只存在于古希腊“城邦国家”，不适合近代大国众民的“民族国家”。1793 年和1870 年的失败，在很大程度上即是复希腊之古的失败。

三是原则一时获得胜利的某些实践，后来走向了反面。

“所以，问题的焦点只好退一步”，顾准说，“不要奢求人民当家作主，而应考虑怎样才能使人民对于政治的影响力量发展到最可能充分的程度，防止行政权发展成为皇权。唯一行得通的办法，是使行政权不得成为独占的，是有人在旁边‘觊觎’的，而且这种‘觊觎’是合法的，决定‘觊觎’者能否达到取而代之的，并不是谁掌握的力量比谁大”，而是给人民群众以选择政党政纲的投票权力。顾准的这一观点，表面上是降人民之格，实质上是祛专制之弊，同时，也给众多“娜拉”出走扫平了道路。

难能可贵的是，顾准在破除直接民主制神话的同时，并未陷入对议会代议制的另一种神话。他完全摒除了理想主义者在问题转换之后仍有可能继续存在的思维定式，采取的是彻底经验主义的态度：“至于弊病，哪一种制度都有……这个人世间永远不会绝对完善，我们所能做到的，永远不过是‘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害相权取其轻’。”这种以经验主义而不是以理想主义论证民主制度的理论态度，与本世纪最杰出的西方思想大师如哈耶克（Hayek）、伯林（Berlin）、贡布里希（Gombrich）等，几乎不谋而合。

顾准继而破除1793 年潮流所源于的另一神话——“革命至上论”。

他总结西方近代两股潮流，产生两种风格各异的政治传统：一是英美式的经验主义，“一寸一寸前进”，“螺旋上升”，沉着事功。二是以法国为代表的欧陆理想主义，动辄革命，狂飙突起。后者有浓厚的英雄崇拜，鄙视前者的“议会清淡”、“没有领袖”、“没有‘主义’”、“庸人气息十足”。顾准的这一总结，与美国学者E. 希尔斯1981 年《论传统》一书的类似总结十分吻合。希尔斯几乎是穷一生之精力，占据大量原始文献方爬梳整理出来的两条脉络，顾准举重若轻，三言两语即已道破，而且提前了整整十年。

欧陆理想主义的上述偏见，成为中国近代意识形态话语好言革命的观念来源。革命，既是革命党人的精神动力，又是革命胜利后妨碍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化的精神桎梏。顾准承认，“我赞美革命风暴”，这是因为革命对于理想主义者来说，永远具有审美魅力。早年的顾准这一代人也就是这样走过来的。然而，问题在于革命胜利以后，是“继续革命”，强化“革命神话”，还是转向以经验主义的态度安排政治机制和社会机制？

顾准以多有政争的美国开国一代元勋华盛顿、汉密尔顿、杰斐逊比照1917 年的斯大林、布哈林，认为不如“干脆采用华盛顿的办法……后来苏联发生的一切弊害大半倒反而是可以避免掉的”。

顾准此论，发前人所未言。他促使人们思考：革命党迟早要向执政党转变，理想主义的革命神话迟早要过渡为经验主义的现实安排，与世界共同体隔绝的1793 年潮流迟早要回归世界共同体，从窗口扔出去的东西迟早要到门口去迎接，所谓“娜拉出走”之真谛，即在于此。

顾准开的药方太苦，没有几个革命党能主动咽得下去。然而，顾准的过人胆识，也在于此。当着1793 年过来的这股潮流在中国这块土地越演越烈、风云得势之时，他敢于“从头思考”这股潮流，甚至预言历史回归的必然趋势：

顾准之预言，恰好言中1989 年以来世界格局的变动。从1789 年法国大革命开始，到1989 年以前苏联与东欧各国剧变标志的世界格局的重新整合，正好二百年。二百年沧海桑田，忧喜参半。然而，这样完整的历史单元，自基督纪元以来，确实史无前例。如此自然的历史单元，不是比任何人为加工的历史分期法更为实在，也更为经验地证明着什么吗？

破除了上述意识形态神话，对“出走”的顾准而言，仅仅是扫清了外部问题。在此之后，顾准延伸他的政治史批判，进入更深层面的哲学史批判，以清理1789 年潮流那一核心观念——“终极目的”的起源。

这又是一段惊世骇俗之论。顺此方向，他首先疏浚西方观念史的源头，寻找希腊哲学中的神学准备成分。他认为这一成分多发生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师生链”中：一是柏拉图的“理念世界”，贬“实在世界”为“有缺憾的世界”。二是亚里士多德的“第一因”和“目的论”，以唯理论的逻辑推导预设了“上帝”和“终极目的”的存在，人类知识之“真”，就在于对这一“终极目的”的至“善”之认识。

对于唯理论在基督教中世纪的千年走向，顾准给予了公正评价。但是，顾准所要寻找的，是唯理主义进入西方近代思想史，尤其是进入黑格尔体系的后果。法国1793 年革命是近代人类要在地上实现天国的政治实践，这一实践的哲学化、观念化，却是德国唯理论在哲学上推波助澜，加以体系化、思辨化的结果。循此线索，才能解开1793年潮流在哲学发源地的秘密。

在1973 年5 月23 日的一则笔记中，顾准留有一条小注，至关重要，读者可从中体味顾准当年的艰苦思考：

从此点切入，顾准重读早年参加革命受之召唤的《资本论》、《神圣家族》、《反杜林论》、《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等原著，读出了大量“新意”。

（一）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哲学渊源

顾准认为，“马克思指责黑格尔，一生中几乎只限于写神圣家族那个时期”，“而就其本性而言，马克思这个革命理想主义者则不能不是唯理主义者。果然，《神圣家族》才写完，马克思通过《经济学哲学手稿》、《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写作，从否定黑格尔又回到了黑格尔”。

回到黑格尔什么地方？“黑格尔主义有三种极重要的后果”，皆为马克思所接受，但“加上了革命的改造”：

第一，黑格尔的“真善一致论”，被马克思改造为“历史与逻辑的一致”。

第二，黑格尔在思辨中实现“真善一致”，马克思在实践中实现“历史与逻辑的一致”。“马克思所说‘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此岸性’，翻译成在‘地上实现天国’，应该确未歪曲马克思的原意”。

第三，黑格尔在思辨中论证普鲁士王国体现了真善一致，符合l793 年的理想，即给他的历史哲学画圆了一个句号。马克思则认为普鲁士王国并未体现真善一致，甚至迄那时为止的人类史都是史前史，都不足以体现真善一致。只有结束这部史前史，人类才能开始普遍解放的“地上实现天国”的神圣史。

顾准追问“历史与逻辑的一致”——马克思所坦然承认的他一生哲学活动的精髓、列宁所再三强调的《资本论》的方法论、后世一切真诚的马克思主义者所尊称的最高阶段的辩证法——历史辩证法，“这个一致，到底是什么意思？”

顾准从马克思的第一篇哲学著作博士学位论文，一直追到马克思晚年的最后一篇哲学著作《资本论》第2 版《跋》，在那里找到了头尾呼应的锁匙：

顾准对马克思哲学渊源的这一把握，是否准确？可以商榷，甚或争辩。但是，他确实别开生面，在人人习焉不察处读出了使人出汗的内容。上面这段马克思论述，国内思想界经常引用，视之为马列方法论之精义，只恨力不从心，趋之不及。但是，有谁从另外一条思路进入，读出值得深思或争辩的另一类内容呢？

（二）恩格斯哲学思想中的黑格尔烙印

顾准首先肯定恩格斯对杜林先验主义的批评。但是，顾准很快发现，恩格斯“啃了杜林那个酸果”以后，自己也结出了先验论的酸果：“质量互变、矛盾统一、否定之否定，这三个辩证法规律，是可以用经验来论证的吗？”

顾准提出哲学的疑问：“根据我们对归纳法所作过的透视，凡是你从客观世界观察得来的规律，总不过是或然的规律，决不是必然的规律。你哲学家有多大能耐，能超过这个或然性，说你已经发现出来绝对的普遍的规律了？”

顾准又提出科学的疑问：“你怎样解释，现在物理学定义逐渐有全归于数量化的趋势——光波、声波、电波、熔点、氧化点、温度、压力、光谱分析、天体的光谱分析等等？物理学定义数量化≠ 质量互变规律。同样的质问可以适用于另外两个辩证法规律。”

顾准敏锐地发现，“这三个规律其实是黑格尔世界模式论的逻辑学的三个部分，存在论、本质论、理念论的精华”。这是一个需要广博的自然科学史与哲学史知识才能作出的大胆判断。然而，凡是对黑格尔逻辑学有一定了解的读者，仔细体会黑格尔三论与辩证法三论之间的对应关系，或许会有所省悟。

（三）列宁对哲学史的简化

顾准剖析至列宁哲学，他自己对哲学史的重新梳理已逐渐成型。他列出了唯物论对唯心论、唯理主义对经验主义四种可能的组合：

唯理主义的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

唯理主义的唯心主义——客观唯心主义。

唯心主义的经验主义——“主观唯心主义”。

唯物主义的经验主义——“羞羞答答的唯物主义”、“不可知论者”。

上列右项，是“马克思主义文献中的评论和定名”（顾准语），上列左项则是顾准对这些意识形态化的哲学史内容所作的祛蔽还原，还其本来学理之原。顾准的立场，鲜明地站在最后一项组合，即唯物主义的经验主义一边。现在要问，当这一近代经验主义思潮出现时，列宁如何排斥这一思潮，以捍卫唯理主义的唯物主义，即辩证唯物主义？

顾准看出，自柏拉图以降，整个西方哲学笼罩在唯理主义的强大传统中。“唯有培根以后的英国，是经验主义占优势”，尚可与唯理主义相抗衡，或可解唯理主义之偏执。英国经验主义有两支：一支是以培根为代表的唯物论经验主义，一支是贝克莱的唯心论经验主义。前者是主流，后者是支流。问题就在这一支流旁出，“哄动了社会，哄动了历史”，反过来“为列宁大大所用，用来反对唯物主义的经验主义”。列宁抓住的是贝克莱“经验的主观化”，反对的是培根“经验的客观化”，声东击西，以偏赅全，将英国经验主义统统斥之为“羞羞答答的不可知论者”。列宁的这种理论策略，一时获得成功，也“哄动了社会，哄动了历史”。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的缓解却极为不利，它拒绝了恩格斯去世以后伯恩斯坦等人援引近代经验主义，以缓解这一哲学基础中柏拉图—黑格尔神学目的论的一次重大机会。

列宁对哲学史的简化，经斯大林教条化以后，引起了更为严重的后果。教条所经之处，既扼制了自然科学循唯物论经验主义之路的健康发展，也扑灭了人文科学破政治神学论、破1793 年潮流所形成意识形态神话的一息生机。顾准巨眼识慧，扼腕长叹：

顾准总结以上从柏拉图至列宁的哲学剖析，最后还有一个很中肯的心理分析：

顾准坦陈肺腑之言，“我自己也是这样相信过来的”。然而，然而顾准愤然作色——“今天当人们以烈士的名义，把革命的理想主义转变成保守的反动的专制主义的时候，我坚决走上彻底经验主义、多元主义的立场，要为反对这种专制主义而奋斗到底！”

梁启超论述清末知识分子，“初读定盦文集，如受电然”。近一百年过去，轮到本世纪末知识分子初读顾准手记，是否又该产生同样的感触？也许新一代人会认为，顾准所言不过是哈耶克、伯林所言，西人早已点破。须知顾准当年，一灯如豆，在隧道中摸索，是以独立思考说出了哈耶克、伯林之所言。双方生存环境、研究条件如天壤之别，岂可同日而语？以顾准之识见，不说能与外部第一流西方思想成果相汇通，至少也与葛兰西、卢卡契当年从内部反思国际共运之历史挫折，站在了同一条起跑线上。顾准五十九岁病逝，正是思想家之盛年。天若假年，假之十年，焉知顾准不能成为中国的葛兰西、卢卡契？当这个民族最需要思想的时候，这个民族已经产生的思想巨子却在成型过程中被扼杀了。

顾准留下的，又何止这一点思想遗产？更重要的是他的精神遗产。中国历来有始皇焚书之传统，然而，也有李贽藏书之传统。小儒规规，视后者如畏途，闻之色变。唯有如顾准者，始终不认同官方价值，甚至不认同主流学术界之价值，方能续李贽作藏书之传统。他本来有一官宦前程，而且前程似锦。但是他“糟蹋”了这一前程，走上了一条料无善终的不归之路。他在黑暗中求索，给抽屉写作，给后人写作，而不是给自己的学术前程写作。这个给抽屉写作的人，甘愿忍受时代对他的遗弃，是要给这迷路的时代指点“出走”之迷津。他消解的是“理想主义意识形态化的毒素”，而不是理想主义之价值本身。因为他本人的写作方式、生存方式，就是再理想主义不过的写作方式、生存方式。现代社会能够理解此中悲情者，实在是不多了。

大道默默，小道切切。近代意识形态之天敌，本是那些现代人，乃至后现代人，如嬉皮士、雅皮士者。但是，他们只满足于阿多诺（Adorno）所言“对父辈露出屁股撒野”，他们只能承受昆德拉（Kundera）所言“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他们面对压迫人心的问题，是背过身去，轻轻松松地取消问题，而不是直面问题，更遑论认认真真地清理问题。他们是潇洒，还是逃避；是彻底，还是漂浮？历史不堪追问，背过了身去。历史无奈，历史无情，它背过身去，最后竟会选择了这样一类人：让他们来消解理想主义的意识形态，同时，又勒取他们为此而付出的理想主义之牺牲！谁言历史有“要穴”，先知者当可攻入？历史是在这里“打劫”，专打理想主义之“劫”！

“不期泪洒江南雨，又为斯民哭健儿。”1974 年的顾准事件，岂止是他个人的事件？当是思想史事件，现代中国思想史事件——哪怕只有一本笔记，一本隧道中的思想手记。

壬申年，写于七月流火

---本文发表于香港中文大学《二十一世纪》，1992 年12 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