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年的子弹没有挡住林长民入仕的雄心。1912年，中华民国临时参议院成立，林长民出任秘书长，并参与起草《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从此正式开始了他参政的历程。他和梁启超旧交张謇等人组织统一党，自任干事，迎回在日本流亡13年之久的梁启超，意图在新政府大展抱负。这一年3月，袁世凯经多方博弈，出任大总统。8月，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在当时的政治格局中，袁世凯政府和以孙中山、宋教仁为首的国民党两相对峙。国民党在国会中占绝对多数席位。出身于旧王朝的袁世凯，所思所想无非巩固一己之权力，对于民主，无论从制度还是理念，都缺乏最基本的了解，更谈不上认同和支持。因此，国民党作为国会中第一大党的局面让袁世凯颇为不安，私底下，他忧心忡忡，对杨度说：“我现在不怕国民党以暴力夺取政权，就怕他们以合法手段取得政权，把我摆在无权无勇的位子上。”害怕被夺权的袁世凯思虑再三，决定出资20万元支持共和党、民主党、统一党三党合并，而另一厢的梁启超、林长民为避免出现国民党一党独裁，也在努力推进三党合并。

1913年5月29日，共和党、民主党、统一党正式合并为进步党。议会中形成两党对峙之势。林长民以众议院议员兼秘书长的身份出任该党最重要的机构——政务部部长一职。进步党虽以黎元洪为理事，但军人出身的黎元洪对组织政党一事不甚了了，也兴趣不大，于是梁启超、汤化龙和林长民就成为进步党实际上的领袖。他们主张和现政府进行有限度的合作，通过说服引导使中国宪政渐入民主政治的轨道。正像梁启超所说：“当时很有点痴心妄想，想带着袁世凯上政治轨道，替国家做些建设事业。”梁启超的这番话是功败后的反省，也间接说出了林长民的心声。他俩都出生于19世纪70年代，梁启超长林长民三岁，他们同属晚清一代知识分子，两人都有传统功名，对西学都有一定认知，都有相当的政治抱负。他们的政治抱负也大体相同，概言之：“第一是要组织政党，实现政党政治；第二是要做‘国务大臣’，一展个人抱负。”在帝制已废的民国，这样的理想，犹自带有旧时的士大夫情结。从晚清走出的林长民、梁启超二人渴望成为新时代的贤相，以自己的热血、洞见、智慧，佐明君，定国体，立国基，建设一个全新的宪政国家，功垂后世。这种想法本没有错，新朝初建，悠悠万事，本来就是制宪建章、厘定法规、奠定基业的关键时期。问题在于，梁、林二人以及他们所执掌的政坛研究系，把实现这一政治蓝图的希望完全寄托在和现有政治势力的合作上。这一策略，固然是审时度势后的考量，二人走了一条在他们看来虽然保守但是也相对稳健的路线——毕竟，辛亥之后，人心思安，唯有北洋集团这个彼时中国最强大的政治和军事存在才有足够的力量平定乱局。用梁启超的话来讲，“苟能善用之，诚足以致中国于治强”。只是，在制度未定、兵祸频仍，政治和武力高度统一的政局里，以一己手无寸铁的书生之能，践行这样的策略，实在不啻为与虎谋皮，困难和复杂程度都毋庸置言，要做到“善用”，谈何容易。当然，林长民对此也不是全无准备，他此前的经历——被免、遇刺，一次比一次凶险，都在提示他前路的艰难，但他认为自己已有足够的智慧应对。只是，随着从政的路途不断深入，他才发现，一切远远超越了他的想象。这条貌似稳健的路不仅危机四伏，而且争议满天。他走得辛苦不已。

1913年，林长民被推选为参议院议员。4月，他出任参议院秘书长。1914年，袁世凯设临时参政院，副总统黎元洪出任院长，汪大燮为副院长，林长民为秘书长。对于袁世凯，林长民和梁启超自然心意相通。于公，他们都期望能约束并借助袁世凯的力量，实现“开明专制”，进而使国家走上宪政轨道；于私，他们也都盼着由此实现自己以读书人之身从政的理想——有效而纯正的政治参与。

1912年，林长民和梁启超便是抱着这样美好的愿望加入袁世凯的政府。

对林长民而言，1912—1913年的光景应该是他人生中最得意的时节。有什么比新朝兆始、百废俱兴更能激发一个从政之人的热情？更何况还是去帝制、立民国这般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任何言语都不足以形容他此时的意气飞扬，一如早期留日时的明星风采，国会现场的林长民羽扇纶巾，雄姿英发。他文才俊美，谈吐动听，熟悉议场手续，谙熟国会事务，引来一众关注的眼光。然而，这种关注，终究只是场面上的热闹。袁世凯看中林长民，并非认同林长民的议会政治、立宪政治的理想，只是期望借助进步党，和孙中山的国民党一决高下。袁世凯政府的政治运作也不是除旧布新的制度建设和健全法制，而是激活传统黑暗面的权力的巩固，收买、暗杀、分化，黑白两道各种手段无所不用其极。及至宋教仁被刺，袁世凯取缔了国民党，同时也废弃了国会。这样的结局，绝不仅仅是国民党的悲剧所在。在民主政治这个平台上，任何政党，包括敌对政党之间，都是唇亡齿寒的关系。进步党的价值正是依托国民党而存在。当北洋集团借助进步党之手驱逐国民党，国民党的愿望固然落空，但进步党最后也落得和国民党同样的下场，中国失去了一次迎接新纪元的机会。

1913年，眼见着形势急转直下，梁启超急行舍去，和弟子蔡锷联手反袁护国。相比梁启超合则聚、不合则去的快意，林长民的态度则圆润转圜得多。他以为，政党的目的就在于取得政权，不到万不得已，绝不该自断前程。缘此，当梁启超已开始用“笔锋常带感情”的梁式大笔讨袁时，以才华自诩，渴望有所表现的林长民却并不甘心就此收场，仍旧在和袁世凯苦苦周旋。袁世凯也不失时机地给了他坚持的借口。1914年，林长民的父亲林孝恂病危，林长民欲返沪侍奉，到总统府告假，袁世凯“极致殷勤”，命车送人参、鹿茸、皮货等贵重之物。不久，林孝恂病逝，林长民悲恸不已，撰哀启文，袁世凯得知，再赠银三千。最戏剧性的一幕发生在治丧结束之后，当林长民返京入新华宫销假时，袁世凯先是扶起林长民，好言劝慰，接着，他随口背诵出林长民撰写的悼词，自始至终，不落一字，背完泪流不止。

这一幕，隔着一个世纪的时间往回看，在岁月沉重的油彩和灯光下，充满了戏剧式夸张、荒诞和滑稽，同时，也充满了戏剧式剑拔弩张的张力。如同所有登基问鼎的新帝，袁世凯一朝大权在握，恩威并施，当着林长民背诵悼词至涕泪交加，用心不可谓不苦，也不能说没有怜才之意，然而，恩的后面，扑面而来的是一片杀气腾腾。聪明如林长民，自然不会感受不到。私下里，他密告亲友：“以日理万机者而于极不相涉之哀启，强记而面诵之，其责望于我已达严重之极点，不从之，即取我命矣！”从此听命于袁世凯。

1916年，袁世凯称帝失败，林长民也饱受诟病。在这场关乎中国宪政前途的较量中，袁世凯固然暴露出从旧王朝带来的专制的底色，林长民也充分显示了自己作为书生从政的两面性——理性上追求真理，现实中依附权力。如果说，林长民最初投身袁世凯政府期待的是纯正的政治参与，那么随着袁世凯的野心日益膨胀，他投身的理由其实已不复存在。之所以不能及时抽离，不用说，林长民有他的苦衷，但这份苦衷很难用“被动”二字完全开脱。他完全可以像梁启超一样，早早挂冠而去。其间的犹疑沉吟，在林长民，有试图挽回局面的用心，但多少也体现了他性格中的不甘寂寞、自负执着，以及由此而生的急功近名的恋栈之心。持同样政见的二人相比，如果说梁启超在关键时刻往往能表现出急流勇退的智慧、有所为而有所不为的清明，林长民的一生则始终难以突破自己，期望“有所为”的时候多，甘心“有所不为”的时候少，于是一再陷入命运的怪圈，以理想主义的初心，一次次重蹈覆辙，成为权力的附庸和装点。

1914年8月，进步党人成立了“宪法研究同志会”，另有一部分人同时组成“宪法讨论会”，两会共同的宗旨都是推进民主宪政。9月12日，进步党人将两会合并为“宪法研究会”（又称“研究系”）。梁启超、林长民以研究系名义继续参与民国政治，参与的路径一如从前——引导握有实权者行宪政之路。只不过，他们引导的对象由昔日的袁世凯变成了段祺瑞。

1917年，张勋复辟，林长民加入段祺瑞的“讨逆军”。7月，段祺瑞挟讨伐张勋复辟获胜之势出任总理。研究系一众成员由此对段祺瑞寄以极大期望，比如梁启超，早在助段祺瑞马厂誓师的时候就表达过自己对段祺瑞的支持：“老段反对洪宪，我们不该佩服他吗？”

自然是有很多人佩服。从力逼清帝退位，反袁世凯复辟到讨伐张勋，段祺瑞俨然已经是三造共和的英雄，这样的光芒使他一时之间备受瞩目。1916年，胡适在日记里就写下这样的话：“人问今日国事大势如何。答曰：很有希望。因此次革命的中坚人物，不在激烈派，而在稳健派，即从前的守旧派。这情形大似美国初年的情形。美国大革命，本是激烈的民党闹起来的。后来革命虽成功，政府可闹得太不成样子。那时的美国，比今日的中国正不相上下，怕还更坏呢。后来国中一般稳健的政客，如汉密尔顿、华盛顿之类，起了一次无血的革命，推翻了临时约法（即《邦联条例》），重造新宪法，重组新政府，遂成今日的宪法。……我国今日的现状，顽固官僚派和极端激烈派同时失败，所靠者全在稳健派的人物。”

当然，也有人不以为然。梁启超的诤友周善培就曾经力劝梁启超，与段祺瑞只能为友而不能共事。梁启超问：“老段反对洪宪，我们不该佩服他吗？”周善培答：“我也因为佩服他这一点，所以结束肇庆都司令部以后，我还同他做朋友。”梁启超又反问：“为什么做得朋友又不能共事呢？”周善培说：“当然是两回事。做朋友谁也不侵占别人权利；一共事，权利问题就来了。你连这种极浅显的政治利害都分析不明白，还谈什么政治呢？你既认定他能共事，我不敢妨害你的自由。我只看你最后长叹一声下台就是了。”

遗憾的是，这样的忠告在当时并没能阻拦梁启超、林长民和段祺瑞的携手。1917年7月，段祺瑞重组内阁，设置9个总长席位的段内阁，研究系即占去5席，控有行政、内务等重要部门，其中林长民掌司法，梁启超掌财政，汤化龙掌内务，汪大燮掌外交，范源濂掌教育，段内阁俨然成为研究系内阁。大权在握的研究系天真地以为，他们已经掌控了局面。但事实上，他们的际遇比起此前的袁世凯政府时期，并没有太大的变化。段祺瑞也只是利用研究系于一时，徐树铮私下对段祺瑞所说：“梁、汤辈只能利其虚声，点缀北洋门面，实在事，还要我们自家有办法。”“我辈冲锋陷阵，始奏肤功，结果乃为几个文人造机会，恐必有愤慨不平者。乞稍加慎重，勿为他人利用。”就这样，满怀壮志的林长民、梁启超变成了段祺瑞政府的“文案老夫子，不是国务员”，愿望再度落空。

对于林长民，如此一而再、再而三的一无所成，既非自己的预期，也令他身后的林家人为他暗暗叫苦。近80年以后，林长民的侄子林宣接受访谈，讲到林长民的从政，他援引了林徽因对自己父亲的评价，这评价只一句话：“他像晋代士大夫，清谈误国。”

林徽因一生专注学术，远离政治。不仅林徽因，与她同辈的林家后代也无一人从政。

其实，平心而论，林长民虽然是一介书生，但并不是只知空谈的清流，他具有超于常人的行政才干，又始终不失终极的价值追求，以及与此追求对应的政治品格。他为官清廉，性格刚直，是非观念极强，任司法总长期间，袁世凯表弟张镇芳因依附张勋复辟下狱，被定为内乱罪，判处无期徒刑。张镇芳以10万巨金笼络林长民，希望得到特赦，林长民不惜摔掉乌纱，断然拒绝。再比如后来的曹锟贿选，林长民坚持拒收5 000元一张的选票，由此见罪于曹锟，不得不往天津避祸，窘迫到要卖字维持生计，好在他素有文名，求字者甚众，他还因此自题了一首打油诗：“去年不卖票，今年来卖字。同以笔墨换金钱，遑问昨非与今是。”

这样的举动，在乌烟瘴气的北洋官场当然不多见。也缘于此，周恩来曾以“北洋政府也有好人”一语称誉林长民。然而，对于林长民，这些举动不过是一再地流露了他身上理想主义者的本色。在他内心深处，白玉为堂金作马从来都不是他的欲求，他只愿出将入相，做一番大事，名垂青史，这是典型的书生报国。至于何为大事，或者说何以报国，早年他在上海主编《法政周刊》时所转的一段话颇能代表他的思想：“国之中有一人明法政，则国之中多一劲旅；有数十人明法政，则多数十劲旅；有千百人明法政，有亿万人明法政，则多千百亿万之劲旅；举全国之人尽明法政，则全国皆劲旅也。”没有一兵一卒的林长民，以法政为御侮强国的千军万马，在民智不开、颟顸保守的社会风气下，想当然地设想“全国之人尽明法政，则全国皆劲旅也”，令人惊讶的乐观、天真反映了他内心深处对民主共和、国富民强的现代中国的强烈渴望。他就是在这样的思想的激励下鞭策自己建功立业，也是在这样的思想中得出制约和引导“现势力”，渐进、稳定地推动宪政的改良方案。只是，这样一个充满了理想主义色彩的“法政”蓝图，在握着枪杆子的军阀和尔虞我诈的政客看来，无疑是对现实政治的严酷性、复杂性严重认识不足。在新旧杂陈、南北碰撞的大转型的政治空间里，他们既乐得有人以此为自己正名，装点门面，自然也不会认真计较它的合理性、现实性、可操作性。

马克斯·韦伯曾说，就政治家而言，有三种禀赋是绝对重要的：为自己认定的理想献身的热忱，基于热忱的现实使命感和责任感，对现实心沉气静的判断和深刻理智的洞察能力。出身士大夫家族的林长民从来都不缺少为江山社稷献身的热忱、使命感和责任感，只是缺了一点对乱世中国复杂现实的深刻理智的判断和洞察。这也是书生从政的通病。比如，周善培就曾经批评梁启超“有极热烈的政治思想、极纵横的政治理论，却没有一点政治办法，尤其没有政治家的魄力”。听闻此言的梁启超不服气地回敬说：“你难道不晓得今天不能办事吗？”周善培反问：“你难道早不知道今天不能办事吗？”梁启超闻言叹息，再无话说。

周善培对于梁启超的这一番质问，放在林长民身上也未尝不可。显而易见的事实是，那个群雄并起、军阀干政，靠武力说话的年代，并不是林长民“能办事”的年代。然而他仍不自知，仍一厢情愿地将希望寄托在和强权的合作。结果是，城头变幻大王旗，那些令人目不暇接的急景凋年里，他的书生意气无所适从。他理想化的愿景和表达、他极富正义感的个人私德，都显得不识时务，迂阔而天真。于是，他的行政才干注定也只能被束之高阁，落得个“文案老夫子”的命运。

1924年2月20日，五四运动的启蒙者陈独秀写道：“张君劢辈鼓吹由国民投票的形式承认宪法，汤漪、林长民辈鼓吹修改宪法，他们都输在迷信纸上的宪法有治平中国的力量。他们不懂若是没有一种自身确能遵守宪法的力量来拥护宪法，使宪法得以实施，那全部宪法便等于一张废纸。”这一年，他领导的中国共产党成立已有三年。在北洋时代过后，这个政党成为中国国内除国民党以外唯一拥有装武力量的政党。

仅凭一个好人，终究是无法拨乱反正，将国家民族带入坦途。

1917年11月，冯国璋与段祺瑞失和，段祺瑞因直系等多方势力的压力，辞去总理一职，段内阁倒台。早与段祺瑞意见不合的梁启超、林长民、汤化龙相约退出段内阁。一切果然如周善培的预言，“长叹一声下台就是了”。林长民的司法总长生涯，至此刚满三个月。下台后，他自镌一闲章，上刻“三月司寇”字样，自嘲之意溢于言表。

1918年3月，辞去总长职务的研究系柱梁之一、湖北人汤化龙决定暂赴日本和美国考察，以图再寻民族之出路。临行前，汤化龙回到故乡浠水，作诗道：“挥泪看山非眼福，抽身出世悟神通。”满纸凄楚之意。同年9月1日，留下此诗仅仅半年，汤化龙就在温哥华遭国民党人暗杀，不幸身亡。国民党事后控诉他“袁之走狗，段之帮凶”，凶手王昌在遗书中写道：“我不忍坐视国亡，实行铁血主义。”

汤化龙的灵柩被运回北京，梁启超写下一副挽联：“一卧沧江惊岁晚，几回青琐点朝班。”为民主宪政疲于奔波，到头来不过党同伐异，兔死狗烹。梁启超痛心已极，对北洋政府心灰意冷，他向研究系同人痛陈：“此时宜遵养时晦，勿与闻人家国事，一二年中国非我辈之国，他人之国也。”他从此放弃了从政之念，潜心著述讲学，“邈然几与世绝”。而林长民虽屡经挫折，总还是不甘心就此放手。他以为，过往的波折只是因遇人不淑，时运不济，只要坚持，总有希望在将来，总有当权者能为自己所开化。就是抱有这一线希望，他继续留在了风浪频起的北洋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