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是世人眼中的金童玉女、一对璧人，林徽因和梁思成的交往，在梁家也曾遭受激烈的否定和排斥。反对他们的，是梁启超的原配夫人、林徽因的婆婆——李蕙仙。

李蕙仙生于河北永定河畔，是顺天府尹李朝仪的独生女，清末著名维新派大臣、礼部侍郎李端棻的堂妹，自幼天资聪颖，熟读诗书，琴棋书画，无所不通，有才女之时誉。1889年，李端棻以内阁学士身份出任广东省主考官，考题出自《孟子》“离娄之明，公输子之巧”。17岁的梁启超破题头两句写道，“明莫明于千里镜，巧莫巧过火轮船”，将近代西方文明巧妙写进了刻板的八股文，得到李端棻的激赏，亲取为前列第8名举人。李端棻爱其年少才高，并做主将时年21岁的堂妹李蕙仙许配给梁启超。次年，中了举人的梁启超赴京赶考，春闱落第，但身为京城官家小姐的李蕙仙，不爱钱财爱才子，不介意梁启超落榜，亦不嫌梁家贫寒，于1891年如约与梁启超完婚，婚礼在京城李家举行，由李端棻一手操办。梁启超和李蕙仙的故事到这里，颇有些世俗小说里才子佳人的味道。然而，李蕙仙赋予了旧佳话不一样的新意义。

结婚第二年，梁启超携李蕙仙南归故里，在新会县茶坑村住了一年多。从繁华的京畿、天子脚下，到偏远的岭南山村，从富贵的官宦之家、高门深院，到贫寒的耕读小户，其间的差距不可以道里计，李蕙仙却未有丝毫怨言。这位宦门里的大小姐，落去所有奢华，没有半点千金小姐的架子，既来之，则安之，卷起袖子挑水、舂米、洗衣、做饭、侍奉公婆——梁启超的生母赵太夫人早已仙逝，继母只比李蕙仙大两岁，李蕙仙敬她、爱她，和颜悦色，极尽孝道，一家人也能贫而忘忧，其乐融融。

别人的爱情，被生活的具体和琐碎用光当尽；他们的爱情，从柴米油盐中萌芽绽放。

这样的贤良淑德，已属难得，更难得的是，身逢乱世，李蕙仙还有着不让须眉的临危不惧、果决勇敢。1898年9月21日，维新变法失败，慈禧令两广总督捉拿梁启超及其家人，梁启超只身亡命东瀛，留下李蕙仙成为全家支柱。面对前来抄家的清兵，她镇定自若，应答如流。这以后，漫长的流亡岁月，又是这个弱质女子奉养老人，抚养幼女，一人担起全家。好不容易等到全家人结束流亡生活，从日本返国，1915年，护国一役，梁启超再次出逃北京，和蔡锷起兵反袁，二人约定：“事之不济，吾侪死之，决不亡命；若其济也，吾侪引退，决不在朝。”离京时，梁启超与夫人作别，李蕙仙说：“上自高堂，下至儿女，我一身任之。君为国死，毋反顾也。”梁启超以往每次出门，李蕙仙都不送，这日凌晨三点，她送梁启超至大门口——这一去生离死别，或许后会无期，她也只允许自己把心中的不舍表达到这里。

李蕙仙的深明大义，梁启超欢喜敬服，感佩不已，万种浓情系于家书：“闻卿慷慨从容，词声不变，绝无怨言，且有壮语，闻之喜慰敬服，斯真不愧为任公闺中良友矣。”又说：“吾今远在国外，侍奉之事，全托之于卿矣。卿明大义，必能设法慰解，以赎吾不孝之罪，吾唯有拜谢而已……卿我之患难交，非犹寻常眷属而已。”

桐花万里路，连朝语不息。从“闺中良友”到“患难之交”，李蕙仙以她的方式，成长为梁启超身旁的一株梧桐，作为树的形象，和他并肩站在一起，让他对她不离不弃，又难离难弃；也以她的方式，诠释了“大家闺秀”这个羡煞世人的称谓，不仅是出身宦门，久历富贵，还是才学、品性、见识、气度的不同一般，任何境遇下的进退从容，有忍有仁，花开不败。

从这个角度而言，李蕙仙和林徽因其实有颇多共同之处：同样幼承庭训，饱读诗书，同样出于富贵而能安贫乐道，甚至于，同样都是不折不从的木兰风范。只是，此闺秀非彼闺秀，时代的剧变，终究还是把她们分隔在了两个对立的阵营。

以梁启超对夫人的尊重，和林家结亲，不会不和李蕙仙商量。不过，一来，这只是梁启超和林长民的口头约定，并不十分确定；二来，林徽因当时年纪尚幼，做任何决定都为之过早。李蕙仙因此并没有将此事十分放在心上。直到1921年林徽因随父亲自英伦返国，两人的婚事被提上议事日程，李蕙仙才以婆婆的身份开始审慎地考察这个未来的儿媳，矛盾不可避免地爆发。

1923年5月7日，梁思成骑摩托车上街参加“国耻日”的纪念活动，被陆军部次长金永炎的汽车撞倒，住进医院。对于梁思成的伤势，协和医院起初认为骨头未断，不需手术。这个错误的诊断耽误了治疗。他后被确诊为股骨复合性骨折，先后动了三次手术也未能痊愈，致使左腿比右腿略短一寸，造成终生的跛足。后来又因为颈椎软骨硬化，他不得不穿上一件特制的钢背心支撑身体。这一切，为梁思成以后视若性命的古建筑研究涂抹上了浓重的艰辛的色彩。只是当时，谁都没意识到。

当时，为梁思成的伤势而心忧的林徽因每天都要奔走于家和医院之间。6月的酷暑，炎热难当，梁思成有时热得只穿一件背心，林徽因去了就坐在床边，安慰他，和他开玩笑，有时还用湿毛巾替梁思成擦汗、翻身。这样不避讳男女大防的亲密举动使李蕙仙勃然大怒。及至林徽因与徐志摩为接待泰戈尔频频出现于公众场合，报章以“苍松竹梅的一幅三友图”称誉他们三人，李蕙仙更是以为有辱门庭——在她的观念里，一个未出阁的女孩子抛头露面已属不妥，更何况，围绕她坊间还流传着诸多说不清、道不明的小道消息。凡此种种，都在挑战她的底线，因此她坚决反对林徽因成为梁家儿媳。

虽然是旧宦门调教出来的闺秀，李蕙仙的思想在同代人中，并不算古板教条。想当年，她的堂兄李端棻举荐康有为、梁启超，推动维新变法，首倡建立京师大学堂，端的是意气风发，开一时之风。受父兄影响，嫁给梁启超后，李蕙仙不仅全力支持梁启超革新变法，自己也努力学习新学，平日里替梁启超誊录文章，做梁启超文章的第一位读者。梁启超900万字的著作，自有她的一份功劳。1896年，她随梁启超到上海，创办女子学堂，她自己亲任提调（校长），成为中国第一位女子学校校长，又和康有为之女康同璧共同担任中国第一份妇女报纸《女学报》的主笔。

这都是那个年代最新潮的，寻常女子想都不敢想，想也想不到的事。李蕙仙无疑站在了时代的潮头。并且，她也尝试着一直站在潮头——年近50，她还试图去学习英语。只是，从“千年不变”的传统过渡到“十年一变”的现实，她到底不能像她的夫君梁启超一样，“不惜以今日之我，难昔日之我”，更不用说赶上那些在西式学堂里接受正规教育的梁家下一代，他们本来就是“今日之我”。和他们相比，作为上一代人的李蕙仙，内心深处关于生活、关于家庭的所有智慧，对情感的认知，始终来自她熟悉的传统。比如她对梁启超中年时一段婚外情感的处理。1900年，梁启超流亡南洋时，曾为当地一侨商之女何蕙珍倾倒，“生出爱恋之念来，几乎不能自持”。这段恋情最终以梁启超的婉拒而告终，婉拒的同时，梁启超也将内心波澜毫无保留地告诉了李蕙仙。听闻此事，李蕙仙心头一震，为了拴住夫君，也为了梁家开枝散叶，檀岛恋后第三年（1903年），李蕙仙做主，将知根知底的陪嫁丫鬟王桂荃许给了梁启超为妾。须知，梁启超早年曾和谭嗣同一起创办“一夫一妻世界会”，三年前正是因为已有妻室，他才拒绝了何蕙珍的示爱，又如何能于此时食言。因此，他连小妾的名分，都不能给王桂荃。王桂荃为梁家生育了四子二女，一家人始终和睦。而她自己，有生之年，始终甘愿是梁家的王姑娘，孩子们的“王姨”，始终也未曾有一个堂堂正正的身份。

这样的结局，从表面看，当事人各得其所，李蕙仙用她的方式得来了一个看似圆满的结局：一个和睦的家庭、丈夫的尊重、侍女的忠诚，还有传为佳话的贤夫人的口碑——若干年后，旅居英国的张幼仪在徐志摩提出要带一位女客回家进晚餐时，脑海里立刻就联想到李夫人，想到她为梁启超纳妾的例子。在她的印象里，“这位大太太被教养得很正统，知道他对梁家的责任”。然而，这一份圆满的背后，也充满了令人不安的妥协和辛酸。它终究是属于一个逝去的时代，属于三妻四妾的男权社会。到了她的下一代人，连自认为思想守旧、在三纲五常的熏陶中长大的张幼仪都没有办法亦步亦趋，追随效仿，更不用说思想开放、尽得欧风美雨浸润的林徽因。

这是李蕙仙的智慧，是学习再多新学也改变不了的生活智慧。正如她以半百之年学习英语，大声朗读教会学校中西女中的英文课本时那永远的贵州调式英文发音让她的孩子忍俊不禁，即便这时，她骨子里的旧伦理、旧道德也从来没有动摇过。时代的仓促、革新的剧烈为每个人、每代人都留下了来不及细细消融的困惑与矛盾，更不用说两代人之间。梁家的孩子最终因为母亲的权威与尊严而不敢笑她的英文发音，不敢公开指摘她与时代的落伍，但冲突一直存在，并于1923年林徽因进入梁家时爆发。事实上，以丰厚的文化底蕴而处风气之先的人，对新与旧、传统与现代的碰撞，反应会更敏锐。1923年发生在梁家的矛盾，不过是时代赋予书香门楣的一个无奈的缩影。对于林徽因而言，这样的无奈带来的是长达一生的困惑。置身其间，她根本无所逃遁。

1924年9月13日，李蕙仙病逝，时年55岁。重病中的李蕙仙表示至死也不能接受林徽因作为儿媳。母亲的态度影响到长女梁思顺。梁启超20岁有梁思顺，隔8年才有梁思成。他对这个女儿疼爱有加，为她的书房起名“艺蘅馆”，信里常称呼她“宝贝思顺”。据梁思庄的女儿吴荔明说，梁思顺得到了远比其他弟妹更多的父爱，她在家里一直很有发言权。这位艺蘅馆主后嫁与外交官周国贤为妻，在海外生活了多年，接受了现代西方文明，爱好音乐，“举止风度很高雅，既有开放的意识，又有些封建的思想”。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千金大小姐，在得知林徽因在泰戈尔访华期间的举止后，和她的母亲一样，也是不肯接受这桩婚事的安排。父亲梁启超不得不尽力化解，三番五次写信给女儿加以劝说。梁思顺后来终于捐弃前嫌，表示愿意接受林徽因。梁启超听说自然是很高兴，在1925年7月10日给梁思顺的信中说道：“思顺对于徽音感情完全恢复，我听见真高兴极了。这是思成一生幸福关键所在，我几个月前很怕思成因此生出精神异动，毁掉这孩子，现在我完全放心了。”至此，林徽因初入梁家的一场矛盾总算消弭于无形。但是，现实中的生活并未因此就风平浪静。梁家母女曾经的拒绝掀开了林徽因人生的另一个层面，那是新与旧、中与西、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困守与冲突。它们伴随了林徽因一生的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