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当营造学社的创始人朱启钤还在匠人与古书间往还，寻找中国建筑学的破译密码时，国内史学界正经历着一场方法论、观念论的大变革。1911年，王国维撰写《隋唐兵符图录附说》一文，根据古器物的记载考证隋唐兵符，由此开启了文献与实物相互结合证史的路径。1914年，王国维与罗振玉自觉运用“纸上之材料”与“地下之新材料”相互印证，考释汉晋简帛，在日本出版了《流沙坠简》。1925年，王国维在清华国学研究院“古史新证”课的总论里，正式提出学术研究的“二重证据法”。

王国维的探索，陈寅恪将之总结概括为三点：一曰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二曰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三曰取外来之观念，以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简而言之，就是打破中西壁垒，既服膺乾嘉学者训诂考证传统并自觉加以继承，又吸收西方近代学者治学的新理念、新方法，二者融会贯通，替中国学术找出一条新路。这一全新的治史观念和方法在“五四”前后的时代氛围里迅速得到认可，一时追随者众。傅斯年1928年筹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时，一个主要的思路就是摆脱故纸堆的束缚，对实物史料进行科学考察，再与文献材料相对照。他的名言“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以及“一分材料出一分货，十分材料出十分货，没有材料便不出货”，明显看得到受王国维的影响。值得一提的是，新文化运动期间，以思想激烈著称，一度有废弃国故之想的钱玄同在读过王国维的著作后，也油然产生了研究甲骨文的兴致，在给老友周作人的信中说：“我近来‘国故’得很厉害，颇有罗遗老王遗少之风，对于（甲骨文），颇想研究。”与钱玄同颇有私交的鲁迅也称：“中国有一部《流沙坠简》，印了将有十年了。要谈国学，那才可以算一种研究国学的书。”

营造学社的研究，便是发生在这样一种大的学术氛围之下。经世致用的朱启钤最开始走的，也是实物研究和文献研究相结合的路子。对于文献“无不紬读而审详之”，对于实物则“一一周览而谨识之”。在《中国营造学社缘起》一文里，他也曾意气飞扬地说：“远征搜集：远方异域，有可供参考之实物。委托专家，驰赴调查，用摄影及其他诸法，采集报告，以充资料。”

可“远征搜集”远不是说起来那么容易。“其他诸法”到底是什么法，旧学出身的朱启钤也并不清楚。西方现代建筑学学术训练的缺乏，使他的研究最终还是难以脱离乾嘉考据的框框。营造学社成立初期，他亲自拟定了5条工作重点：（一）讲求李书读法用法，加以演绎……广罗各种营造专书，举其正例变例，以为李书之羽翼；（二）纂辑营造辞典；（三）辑录古今中外营造图谱；（四）编译古今东西营造论著；（五）访问大木匠师，各作名工及工部老吏样房算房专家。这5条，条条不离开训诂考证和“整理国故”。老旧的研究方法，在初期的文献校注工作后，已经很难再取得突破性的进展。一直到1931年梁思成、林徽因加盟之前，他的研究一度举步不前。

1929年，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总干事周诒春向朱启钤推荐了梁思成，并亲自到沈阳面见梁思成，代朱启钤发出入社邀请。1931年秋，梁思成、林徽因应邀进入营造学社，由此给朱启钤带来了他所期待的新气象。

毫无疑问，梁思成、林徽因也深受当时已蔚然成风的“二重证据法”影响。并且，他们的学术背景、性格也使他们天然就倾向于这一新的观念和方法。梁思成当年中断哈佛学业，为的就是回国实地调查，以完成《中国宫室史》的博士论文。他们的好友费慰梅说：“梁思成是二十世纪的现代人。他的教育所包容的，不仅有中国的重要传统，也有坚持实地观察和试验的西方科学。而最重要的是，他生来就是一个行动的人，一个实际的人。”这话对林徽因当然也适用。1935年天坛祈年殿大修，林徽因作为旧都文物整理委员会特聘的技术顾问，和梁思成、朱启钤、刘敦桢一起常常跑到修缮现场测量。那时候有身份的女士不时兴穿裤装，她穿着旗袍，踩着高跟鞋，硬是爬到大殿屋顶。以20世纪30年代的技术，古建筑维修的架子并不像现在这样安全稳固，往往是杉木绑扎，按男工活动的尺度设计，一步要迈出老远，好不容易攀爬上去，琉璃瓦又光又滑，小心谨慎是难免的，她站在高35米、坡度达40度的屋顶，还能微笑着面对摄影师的镜头。他们一起在祈年殿顶上的留影，成为人们对那次大修工程最直观的记忆，也冲击着时人对治学方法的认知。

加入营造学社后，他们第一时间就向朱启钤提出两条建议：第一，由清代建筑入手，向上追溯中国建筑体系的脉络；第二，开展田野调查与测绘。

朱启钤采纳了他们的建议。

他们的工作从破解作为“天书”之一的清代《工程做法则例》开始。这本书是雍正十二年（1734年）颁布的一套建筑术书，共70章，涉及建筑材料的计算和“大木作”的规则，并对27种大小房子的每一个建筑结构都提供了丈量方法。截至他们留学归国，朱启钤为他们提供的各种版本的建筑术书并不在少，为什么选择《工程做法则例》？林徽因说：“不研究中国建筑则已，如果认真研究，则非对清代则例相当熟识不可。在年代上既不太远，术书遗物又最完全，先着手研究清代，是势所必然。有一近代建筑知识作根底，研究古代建筑时，在比较上便不至茫然无所依傍，所以研究清式则例，也是研究中国建筑史者所必须经过的第一步。”

他们期望先解开《工程做法则例》，再破解《营造法式》，由近及远，由易至难，一点点打开中国古代建筑的奥秘。营造学社这时租用中山公园行健会东侧旧朝房11间为社所，梁思成与林徽因于是从故宫一角开始了他们对中国建筑发展史艰难的摸索。为“破译”年久失用的术语，他们像前辈朱启钤一样，以故宫为教具，拜老工匠为师。对这一段研学经历，清末民初的大木匠师路鉴堂的后人有过一段生动的回忆。

路鉴堂少时子承父业，壮年曾参与清代最后的帝陵——光绪皇帝崇陵的修建，民初在燕京大学、辅仁大学以及北平图书馆的建设中，都担任过木科头目，还参与了斯文·赫定策划的复制、仿建承德古建筑的工程。20世纪30年代，梁思成、林徽因经常登门向他求教。对他们而言，这些经验丰富的老工匠就像明清建筑的活字典。他们手执《工程做法则例》，对照故宫建筑群，询问老工匠，逐一辨识、测量、记录。半年后，他们已基本厘清清代建筑的结构、形制。1932年3月，梁思成写成他生平第一部建筑学专著《清式营造则例》。他在书里特意提到帮助过自己的匠师，以示感谢：“大木作内拱头昂嘴等部的做法乃匠师杨文起所指示，彩画作的规矩全亏匠师祖鹤洲为我详细解释。”

传统匠人和现代的学者，士与工，在一本书里，奇妙地融合在一起，开启了一个承前启后的时代。

《清式营造则例》用现代的学术方法，把“清代‘官式’建筑的做法及各部分构件的名称，权衡大小，功用，并与某另一部分地位上或机能上的联络关系，试为注释，并用图样标示各部正面，侧面，或断面及与他部相接的状况。图样之外，更用实物的照片，表明名称，以求清晰”。用梁思成的话，这是一本中国建筑史的“文法课本”，他说：“希望的是我们的新建筑学家能由此‘温故而知新’，借此增加他们对中国旧建筑的智识，使他们对于中国建筑的结构法有个根本的、整个的了解，因而增加或唤起他们的创造力。”

这段话，是期望，也是自信。他自信，他的工作已足够帮助人们对传统建筑的结构有一个“根本的、整个的了解”。这份自信并不夸张，这本书直到今天仍是研究中国古建筑者必经的门径。

以清代“官式”建筑的破解为前提，加上对西方和日本学者早期基础性成果的研读，1932年3月，林徽因也在《营造学社汇刊》上发表了她人生中最早的一篇建筑学论文——《论中国建筑之几个特征》。这一年，她28岁，以一支如椽大笔，在建筑学界正式登台亮相。文章以全然不同于传统文人士大夫的表述，分析中国建筑在世界建筑中的地位、它的历史演变、与现代建筑的关联，以及现代复兴的可能性，令人吃惊地描绘出一个非常完整的关于中国建筑史的概念框架。文章开篇说：

因为这篇文章，林徽因被后世的建筑史家称为“真正对中国建筑历史与理论最早做出主要贡献的学者……这一学科的奠基者……思想上的先行者”。“中国建筑为东方最显著的独立系统，渊源深远，而演进程序简纯，历代继承，线索不紊”，这样的开始，是为中国建筑正名。留学时，他们读到的建筑史全是以欧洲为中心的建筑史。西方学术界公认的最具学术价值的建筑通史——英国建筑史学家弗莱彻于1896年出版的《比较建筑史》（A History of Architecture on the Comparative Method）里，中国建筑就被列在“非历史风格”之列。书中有一幅由地理、地质、气候、宗教、社会、历史土壤滋养成的“建筑之树”，树的主干是西方建筑，中国建筑和日本建筑不过是远离主干的一个次要分支上孤零的树叶，在早于古希腊的时代就停止了生长，“千篇一律，自太古以至今日，毫无进步，只为一种工业，不能认为艺术”。另一位颇具影响力的英国建筑史学家弗格森则在他的代表作《印度及东方建筑史》（History of Indian and Eastern Architecture）里说：“中国建筑和中国的其他艺术一样低级。它富于装饰，适于家居，但是不耐久，而且完全缺乏庄严、宏伟的气象……并不值得太多的注意……事实上，对他们来说，色彩比造型更重要。……在艺术的低层次上做到这一点虽毋庸置疑，但对于高层次的艺术来说则另当别论。”这样的观点刺痛着梁思成与林徽因，胸中常有一口不平之气。等到1932年，他们代表一直缺席的中国建筑学界出场，首先想做的，就是纠正西方学术界的偏见、误解。1932年林徽因发表的这篇文章，正是出于这样的立场。

文章中，林徽因指出，中国建筑固然美观，“但是这建筑的优点，绝不是在那浅现的色彩和雕饰，或特殊之式样上面，却是深藏在那基本的，产生这美观的结构原理里，及中国人的绝对了解控制雕饰的原理上”。区别于砖石建造、垒砌结构的西方建筑，木框架结构才是中国建筑的基本特征。它既符合古罗马建筑师维特鲁威的“实用、坚固、美观”三原则，也有着自身由“尝试”、“成熟”而“因袭”、“堕落”的历史演变。“虽然，因为后代的中国建筑，即达到结构和艺术上极复杂精美的程度，外表上却仍呈现出一种简单纯朴的气象，一般人常误会中国建筑根本简陋无甚发展，较诸别系建筑低劣幼稚。这种错误观念最初自然是起于西人对东方文化的粗忽观察，常作浮躁轻率的结论，以致影响到中国人自己对本国艺术发生极过当的怀疑乃至鄙薄……”

文字背后，是滚热的家国心、强烈的民族情感。这些思想后来贯穿在她和梁思成有关中国建筑史的所有论述里，成为他们研究和评价中国建筑的美学基础，并决定了他们所能构建起来的学理的高度，以及种种为人所诟病的局限。他们也由此被贴上了“民族主义知识精英”的标签。

对梁思成和林徽因来说，虽然目标已经明确，但在中国建筑学尚未起步的当时，真要纠正西方人长久以来“对东方文化的粗忽观察”和“浮躁轻率的结论”，谈何容易。林徽因说：“现在我们方在起始研究，将来若能将中国建筑的源流变化悉数考察无遗，那时优劣诸点，极明了地陈列出来，当更可以慎重讨论，作将来中国建筑趋途的指导。”这句话，《梁思成与他的时代》的作者、建筑学者朱涛解释说，意味着他们至少要做三项持久而艰巨的工作：第一，“正其本源”，证明中国建筑有独立的本源；第二，“绘其演变”，描绘中国建筑史的演变与发展；第三，“促其进化”，推动中国建筑的未来复兴。

这三项计划，架构起梁思成和林徽因关于中国建筑史的研究蓝图。而它们的次第展开，都要依赖最基础、最费力，也最艰苦的办法——田野考察，没有捷径。

在没有考古学，没有专业摄影和测绘技术的传统学术世界，田野考察同时还是最陌生的方法、别人的方法。

20世纪初，瑞典的喜仁龙、德国的柏石曼、法国的伯希和等西方学者，已经开始在中国考察各种实物史料。梁思成出生的1901年，八国联军火烧圆明园，日本学者伊东忠太受日本内阁派遣来到中国，对紫禁城这座皇家建筑群进行了实测。这是紫禁城第一次接受现代建筑学学术意义上的调查。此后，伊东忠太、常盘大定、关野贞等一批日本建筑史学家多次到中国做田野考察，足迹几乎遍布中国全境。东京大学建筑系的档案馆里，至今还收藏着他们在中国考察古建筑的资料。营造学社正式成立之前，日本学者已经完成了一批有关中国建筑的学术著作：1925年，伊东忠太完成《支那建筑史》；1925年，关野贞、常盘大定完成《支那佛教史迹》；1929年，伊藤清造完成《支那的建筑》；1929年，伊东忠太、关野贞、冢本靖完成《支那建筑》图集。在大量考察的基础上，伊东忠太驳斥了建筑学领域的“西方中心论”，以全球化的视野重新将中国建筑确立为一个稳定、独立的建筑体系。1930年6月18日，在中国营造学社的开幕式上，年过六旬的伊东忠太做了一个关于中国建筑的发言，发言中建议：“完成如此大事业，其为支那国民之责任义务，固不待言，而吾日本人亦觉有参加之义务。盖有如前述，日本建筑之发展，得于支那建筑者甚多也，据鄙人所见，在支那方面，以调查文献为主，日本方面，以研究遗物为主，不知适当否？”

其言下之意，在古建筑实物考察方面，日本的优势远超中国。

20世纪20年代中期以后，梁思成与林徽因将建筑学的田野考察这个别人的方法带回中国。1928年创办东北大学建筑系时，他们就尝试在沈阳故宫、北陵和东陵做调查工作。莫宗江回忆说：

无可否认，对于接受过系统的西方建筑学训练，并已经准备着手开展中国建筑史研究的梁思成和林徽因，西方以及日本学者在中国建筑史领域所做的开拓性工作有相当的借鉴和参考价值。甚至可以说，他们的研究，就是以此前所有的基础性研究成果为基础的。梁思成在花甲之年追忆自己的学术历程时曾说：“在我开始研究中国建筑史的时候，日本先辈学者如伊东、关野等先生的著作对我的帮助是巨大的。”林徽因撰写《论中国建筑之几个特征》时，也曾深受伊东忠太的《支那建筑史》启发。然而，尽管如此，作为深具民族情感的知识精英，“中国方面，以调查文献为主，日本方面，以研究遗物为主”这一类充满优越感的建议，无论是出于纯粹的学术研究的本意，还是出于文化扩张的野心，对于他们都是极难接受的，也敦促他们“急起直追”。

1932年4月，林徽因的论文发表后两个月，梁思成前往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和山门进行实地测绘、考察，归来后发表了自己的第一篇建筑遗物调查报告《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山门考》，再次强调了田野调查于古建筑研究的意义。

研究古建筑“非作遗物之实地调查测绘不可”，31岁的梁思成，向中国建筑学界交上了自己的投名状。营造学社长达十几年的古建筑调查，是中国建筑史上史无前例的田野调查，梁思成与林徽因夫妻二人实地考察与文献考证相结合的古建筑研究的学术生涯，都由此拉开了大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