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3月21日，是林徽因和梁思成结婚20周年纪念日。他们邀请了一些亲密的朋友到家中举行茶会。茶会上，林徽因即兴做了关于宋朝都城的报告。在座所有人都惊叹不已，金岳霖却忧心忡忡。林徽因手术的刀口裂开了差不多一英寸，正用链霉素治疗。梁思成也更加消瘦，“每天的生活就像电话总机一样——这么多的线都在他身上相交”。

除了旧疾的困扰、手术的后遗症，这一天，《大公报》上的一篇文章也让林徽因、梁思成心绪不宁。这就是朱自清的杂文《文物·旧书·毛笔》。以文物、旧书、毛笔取名，一望而知，是打算探讨文物与旧物。不过，朱自清的立场却与林徽因和梁思成截然不同。文章一开始，朱自清说：

这样的开篇，摆明是将矛头对准北平文物整理委员会。北平文物整理委员会的前身是成立于1935年的旧都文物整理委员会，主要负责北平文物建筑的保护与修缮。1945年北平光复后，旧都文物整理委员会曾由工务局短暂负责，后由市政府呈请中央恢复该会，更名为北平文物整理委员会。梁思成和林徽因与北平文物整理委员会有很深的渊源。1935—1937年，他们所在的中国营造学社曾被该会聘请为技术顾问。梁思成和林徽因作为营造学社主要成员，参与并主持了故宫角楼、文华殿、武英殿等的测绘工作以及景山万春亭、天坛、孔庙、智化寺、大高玄殿角楼牌楼、正阳门五牌楼、紫禁城角楼的修缮工程。由他们整理的《清式营造则例》，也成为指导修缮工作的技术“教材”。

抗战胜利后，北平文物建筑的修缮保护工作面临的形势相当严峻。一方面，经过8年的沦陷时期，加之复员后各机关随处占用，文物建筑残破损毁情形非常严重。中南海瀛台、春藕斋的窗棂格扇被拆除，大高殿南习礼亭充作部队眷属宿舍，天安门门楼的门洞被军用车撞毁，凡此种种，不一而足。为此，1948年3月，梁思成和胡适、马衡、袁同礼一起致函北平行辕主任李宗仁，请求加以保护。另一方面，和触目惊心的文物破损情况相对比，修复经费少得可怜。战后经济凋敝，北平面临严重的财政危机，工务局财力仅为战前的1/12，物力为战前的60%，人力亦为战前的60%，“不但谈不到大规模的建设，就是维持现状，也实在不易”。1948年，中央拨付给文物整理委员会的经费是50亿元，按当时的物价计算，不及战前的两万元。“以此数修缮北平之古建筑，实谈不到，不过可使行将倾塌者暂免毁坏”而已。而即便是如此杯水车薪的经费，在战后百废待兴、市民生活困苦的背景下，也不免被安上粉饰太平的帽子，引起舆论的大加挞伐。

报纸舆论的立场，也是朱自清的立场。从朱自清的行文可见，他对北平文物整理委员会请求政府“核发本年上半年经费”，并“加强管理使用文物建筑，以维护古迹”一事，颇有微词。在他眼里，“文物、旧书、毛笔，正是一套，都是些遗产、历史、旧文化”。“主张保存这些东西的人，不免都带些‘思古之幽情’”，是基于知识分子书斋里的理想，却忽略了民众的疾苦。朱自清本人虽也赞成保存古物，但并无抢救的意图，也不同意“过分地强调保存古物，过分地强调北平这个文化城”。在他看来，当此“战乱和饥饿的时代”，实在“不该忙着办这些事来粉饰太平”，毕竟，保存古物应该让位于穿衣吃饭。“照道理衣食足再来保存古物不算晚；万一晚了也只好遗憾”，因为衣食总是根本。

从全文来看，朱自清的这篇文章，对以文物、古书、毛笔为代表的古物的厌倦，多少有些借古物之存废，浇内心之块垒的意图。文章结尾，朱自清说，“改良”既然走不通，走不动，就该“另起炉灶”，应该过去的，总是要过去的。话这样说，谁都看得出来，他希望告别的不仅仅是文物、古迹，更是身边那个陈旧的时代、腐朽的政权。

朱自清的心情，在当时，颇反映了一般的知识分子的心情。然而，他对政治的发难竟是从文物、古迹入手，这一点，多少出乎梁思成和林徽因的意料。私底下，朱自清与梁思成和林徽因私谊匪浅。20世纪30年代，朱自清也是北总布胡同三号的常客。他和林徽因还常常相聚于朱光潜慈慧殿家中的读诗会上。抗战爆发后，林徽因一家从长沙辗转昆明，在翠湖巡津街居住，朱自清随后也到昆明，甫一落脚，即到林徽因处探望。1938年3月，朱自清应邀在云南大学讲演，林徽因亲自为他站台，充当演讲的主持人。抗战结束，他们相继北还，都在清华大学教书。朱自清是中文系主任，梁思成是建筑系主任，在很多事情上，他们都相互扶助。1947年11月22日，梅贻琦举行茶话会，欢迎梁思成及考古学家陈梦家从美国讲学归来，朱自清到会祝贺。梁思成后来与陈梦家、邓以蛰筹办清华大学中国艺术史研究室，朱自清也在百忙当中积极为他们选址。

这样的一对旧友，却在保护北平古建筑的问题上产生了正面冲突。视古建筑如命的梁思成读过朱自清的文章，坐立不宁，第一时间就写了《北平文物必须整理与保存》一文，反驳朱自清。

梁思成认为，朱自清对衣食住行和建筑文物的轻重缓急之分，实则是对建筑工程方面种种问题不大谅解的看法。虽然经济凋敝，但保护北平的文物仍是极为迫切与现实的。因为“北平市之整个建筑部署，无论由都市计划、历史或艺术的观点上看，都是世界上罕见的瑰宝”，“它同时也还是今日仍然活着的一个大都市，它尚有一个活着的都市问题需要继续不断地解决……”，“我们除非否认艺术，否认历史，或否认北平文物在艺术上历史上的价值，则它们必须得到我们的爱护与保存是无可疑问的”。关于朱自清的“应该是保存只是保存而止，让这些东西像化石一样，不再妄想它们复活起来”，梁思成从建筑工程的角度分析说：“假使建筑物果能如朱先生所希望，变成化石，问题就简单了。可惜事与愿违。北平的文物建筑，若不加以修缮，在短短数十年间就可以达到破烂的程度……溃烂到某阶段时，那些建筑将成为建筑条例中所谓‘危险建筑物’，危害市民安全，既不堪重修，又不能听其存在，必须拆除。届时拆除的工作可能比现在局部的小修缮艰巨得多……”至于朱自清所说的民生问题，梁思成认为，文物整理工作也是为“经济凋敝土木不兴的北平市里一部分贫困的工匠解决了他们的职业，亦即他们的衣食问题，同时也帮着北平维持一小部分的工商业，钱还是回到老百姓手里去的……我们若能每半年以这微小的‘巨款’为市民保存下美善的体形环境，为国家为人类保存历史艺术的文物，为现在一部分市民解决衣食问题，为将来的市民免除了可能的惨淡地住在如邦贝（庞贝）古城之中，受到精神刺激和物质上的不便，免除了可能的一笔大开销和负担，实在太便宜了”。文物建筑的价值，“不唯是人民体形环境之一部分，对于人民除给予通常美好的环境所能刺发的愉快感外，且更有触发民族自信心的精神能力”，故而，许多国家不唯爱护自己的文物，而且注意到别国，甚至敌对国的文物和活动。

文章写成后，梁思成特意托人在发表前交送朱自清，以示尊重。朱自清读罢，即刻登门回访，并在当天的日记里写着：“访思成，阅所写有关文物问题的文章。他关于发展活的城市和保留独一无二的古都主张，确为独到之见解。”

这场发生在朱自清和梁思成之间的争论，至此接近尾声。整个过程中，梁思成和朱自清都是以学理探讨的姿态示人，坦荡诚实，彼此尊重，最后达成共识，堪称学界的美谈。不过，对1948年的梁思成和林徽因而言，这场论争的意义并不在最后的结果。如果从纵向的线索回看梁思成和林徽因的人生，就会发现，以此为开端，他们遇到了越来越多的质疑、反对甚至否定。如同遭遇命运之手在轰隆的巨响中滚落的巨石，往后的人生，他们几乎都在为自己的观点做重复的、无止境的辩护。只是，他们能说服谦谦君子朱自清，却无法说服那个一心向前的时代。这块命运的巨石，他们推得艰辛无比，最终精疲力竭、伤痕累累，走向人生的终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