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利小心翼翼地推开卧室的门。他以为还会闻到她的香水味，但那气味已经淡得无法确定究竟真是房间里的，还是他记忆里的了。占据房间中央的那张大床像一艘罗马战舰。他坐在床垫上，手指触碰着冰冷的白色床单，闭上眼，感觉着床单的褶皱起伏。一种缓慢、沉重的表面突起。那天晚上，安娜就是在这里像这样等他吗？一阵愤怒的吱吱声传来，哈利看了看表，七点整，是贝雅特。几分钟后奥纳也按了门铃，刚爬完楼梯的他，双下巴都涨红了。他气喘吁吁地对贝雅特打招呼，然后三人一起走进了客厅。

“所以你认得出这三张肖像画里的人？”奥纳问。

“阿尔内·亚布，”贝雅特指着左边那张画说，“中间的是哈利，右边是阿尔夫·古纳隆。”

“了不起。”奥纳说。

“嗯，”贝雅特说，“蚂蚁能够辨别蚁窝里数百万张其他蚂蚁的面孔。如果以体重比例来看，蚂蚁的梭状回比我的大得多。”

“这么说来，我的梭状回恐怕完全没有发育。”奥纳说，“哈利，你看得出什么吗？”

“比起安娜第一次给我看的时候，我肯定看出了更多线索。现在我知道她控告了这三个人。”哈利指了指举着三盏灯的女性塑像，“涅墨西斯，正义与复仇女神。”

“是罗马人从希腊人那边偷来的。”奥纳说，“他们保留了天平，把鞭子改成剑，蒙上她的眼睛，叫她正义女神朱斯提提亚。”他走到灯旁，“公元前六百年，他们开始觉得血债血还的法子不管用了，于是决定把对个体施加报复扩大成公众事件，结果这个女人后来成为现代宪法国家的符号。”他抚摸着那冰冷的青铜女像，“盲目的正义。冷血的复仇。我们的文明却掌握在她手里。她不是很美吗？”

“就跟电椅一样美。”哈利说，“安娜的复仇并不完全是冷血。”

“应该说是既冷血又热情。”奥纳说，“有预谋同时又充满激情。她一定非常敏感。当然精神上肯定受过创伤，但我们谁不是呢？说起来，只是大家受创程度不同而已。”

“安娜怎么受创了？”

“我从没见过她，所以我只能用猜的。”

“说吧。”哈利说。

“就古代神祇的主题来说，我想你们都听过那喀索斯（Narcissos）吧？这位希腊神祇不可自拔地爱上了自己水中的倒影。弗洛伊德将自恋的概念引入心理学，一个将独特性过分夸大的人，沉湎在无止境的成功美梦当中。对自恋的人来说，对冒犯他们的人采取报复的需求，往往胜过其他需求，这就是所谓的‘自恋式愤怒’。美国心理学家科胡特（Heinz Kohut）就曾描述，这样的人会如何利用手边所有资源，只求对冒犯者施加报复——而那些冒犯在我们看来可能只是小事一桩。比方说，表面上看来是再平常不过的拒绝，就可能使得自恋者不眠不休地工作，抱持非做不可的决心，只求恢复平衡，即使造成死亡也在所不惜。”

“谁的死亡？”哈利问。

“所有人。”

“太疯狂了吧。”贝雅特喊了出来。

“事实上，这就是我的意思。”奥纳冷冷地说。

他们走进饭厅。奥纳在那张又长又窄的橡木桌旁，坐到一张直椅背的旧椅子里试了试。“这种椅子已经没人做喽。”

贝雅特呻吟了一声：“可是她为什么要用自杀……就为了扳回一城？总有其他办法吧。”

“当然有。”奥纳说，“但自杀本身通常就是报复行为，因为你把愧疚感加诸让你失望的人身上。安娜只是做得更激烈一些。何况，我们大有理由怀疑，她本来就不想活了。她孤单寂寞，被爱人抛弃，被家人拒绝；当不成艺术家，即使转而吸毒也没有帮助。总的来说，她深感灰心，很不快乐，最后选择了预谋自杀。还有报复。”

“完全没有道德上的顾虑吗？”哈利问。

“当然了，道德角度是很有意思的。”奥纳交叉双臂，“我们的社会把活下去的道德责任加诸我们身上，也因此谴责自杀。不过，安娜显然崇尚古风，可能在希腊哲人身上找到了心灵支柱。希腊哲人认为每个人都应该选择自己死亡的时机；尼采也认为，个体完全有自杀的道德权利。他用的字眼是‘freitod’[Freitod，德语“自杀”的意思带有积极的含义，认为自杀是人应有的权利。]或‘自愿死亡’。”奥纳竖起食指，“但她必须面对另一个道德难题：复仇。由于她自称基督徒，基督教的道德标准要求你不能复仇。当然啦，矛盾点在于基督徒崇拜上帝，而上帝却是最大的复仇者，不信他的人会沦入永恒炼狱，这种程度的复仇跟罪行完全不成比例，要是你问我，我会说这几乎可以上诉国际特赦组织了。要是……”

“也许她只是充满恨意？”

奥纳和哈利同时转头看向贝雅特。她担心地抬眼望着他们，仿佛刚才是不小心说溜了嘴。

“道德，”她轻声说，“对生命的爱。爱情。然而恨意却是最强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