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的谈话被狱长打断，他站起来，宣布说探监的时间已经截止，必须分手了。涅赫柳多夫站起来，向薇拉·叶夫列莫夫娜告别，往门口走去，后来在门口站住，观察一下房间里的情形。

“诸位先生，到时候了，到时候了。”狱长说，一忽儿站起来，一忽儿又坐下去。

狱长的要求反而惹得待在房间里的犯人们和探监的人们特别活跃起来，他们谁也不想分手。有些人站起来，就那么立着说话。有些人仍旧坐在那儿谈心。有些人开始告别，哭起来。特别动人的是害肺痨病的儿子和他母亲。那个男青年不住地摆弄那一小块纸，脸色越来越气愤，费了很大的劲才按捺住自己，不让自己受到母亲情绪的感染。他母亲听说要分手，就伏在他肩上哀哀地哭，吸溜着鼻子。生着羔羊般眼睛的姑娘（涅赫柳多夫不由自主地注意她），站在痛哭的母亲面前，说一些话安慰她。戴蓝色眼镜的老人站在那儿，拉住女儿的手，一面听她讲话，一面不住地点头。那一对相爱的青年男女站起来，手拉着手，默默地瞧着彼此的眼睛。

“瞧，只有那两个人才欢欢喜喜。”一个穿着短甲克的青年男子站在涅赫柳多夫身旁，也像他那样瞧着分手的人们，指着那对相爱的人说。

那一对情人（穿橡胶短上衣的青年男子和头发淡黄、相貌俊俏的姑娘）感觉到涅赫柳多夫和青年男子在看他们，就手拉着手，伸直了胳膊，身子往后仰，笑着团团转起来。

“今天傍晚他们在这儿，在监狱里结婚，然后她跟着他到西伯利亚去。”青年男子说。

“他是什么人？”

“苦役犯。至少让他们快活一下吧，要不然听着这儿的声音未免太难受了。”穿甲克的男青年听着害肺痨病的青年的母亲的哭声，补充说。

“诸位先生！劳驾，劳驾！请你们不要逼得我采取严厉的措施，”狱长说，把这些话反复地讲了好几回，“请吧，快点，请吧！”他用衰弱而迟疑的声调说，“这是怎么回事啊？早就到时候了。要知道这样可不行。我这是最后一次说这些话了。”他无精打采地反复说着，时而点上他的马里兰纸烟，时而又把它熄掉。

事情很明白，那些容许人们做损害别人的事而又使他们觉得不必为此负责的理由，不管多么巧妙，多么古老，多么司空见惯，狱长仍旧不能不感到在造成这个房间里所表现出来的各种痛苦的罪魁当中，也有他自己。他显然非常难过。

最后，犯人们和探监的人们开始走散，犯人们从里边的门走回去，探监的人们从外边的门走出去。男人们，那两个穿橡胶短上衣的，那个害肺痨病的，那个肤色发黑、头发蓬松的，都陆续走了。玛丽亚·帕夫洛夫娜带着在监狱里出世的男孩也走了。

探监的人们也陆续走了。戴蓝色眼镜的老人迈着沉重的步子走出去，涅赫柳多夫也跟着他走出去。

“是啊，这种场面是令人惊奇的，”那个健谈的男青年跟涅赫柳多夫一块儿走下楼梯，仿佛要继续讲他刚才被打断的话似的说，“不过这倒还要多谢上尉，他是个好心人，总算不死守规章办事。大家痛痛快快地谈一谈，心里也就轻松一点了。”

“莫非在别的监狱里，探监的情形就不是这样？”

“哼！像这样的情形可没有。不但得一个一个地见面，而且还要隔着铁丝网谈话呢。”

涅赫柳多夫同这个自称姓梅登采夫的、健谈的青年一边谈话，一边走进前室，这时候狱长带着疲倦的脸色走到他跟前来了。

“那么，要是您想同马斯洛娃见面的话，就请您明天来吧。”他说，显然有意对涅赫柳多夫表示殷勤。

“很好。”涅赫柳多夫说，连忙走出去了。

显然，梅尼绍夫没有犯罪而在受苦，这种事是可怕的，不过可怕的与其说是他肉体上的痛苦，还不如说是他眼见人们那么残忍而又平白无故地折磨他的时候他必然会感到的困惑，他对善和对上帝的不信任。可怕的是那一百多个人一点罪也没有，仅仅因为身份证上的几个字不对头，就得忍辱含垢，受尽磨难。可怕的是那些麻木不仁的看守虽然干着折磨他们弟兄的事，却相信他们是在做一件又重大又好的事。不过他觉得最可怕的却是那个年老体衰、心地善良的狱长不得不拆散母子，拆散父女，而那些人完全跟他自己和他的子女一样，也是人。

“这都是为了什么呢？”涅赫柳多夫问道，这时候他极其强烈地体验到他每到监狱里来总会体验到的那种由精神上过渡到生理上的恶心感觉，却找不到这个问题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