涅赫柳多夫回想他同玛丽叶特相视而笑的情景，就对自己不满，摇了摇头。

“你还没来得及扭回头看一眼，就又陷到这种生活里去了。”他暗想，感到了内心的分裂和怀疑，这是每逢他不得不向他不尊敬的人讨好的时候，总会产生的。涅赫柳多夫考虑一下他先该到哪儿去，后到哪儿去，免得走冤枉路，就动身先到枢密院。他由人领着走进办公室，在那个极其堂皇的房间里见到许许多多非常有礼貌的、干净的文官。

那些文官对涅赫柳多夫说，马斯洛娃的诉状已经收到，而且正好已经发交枢密官沃尔夫审查和呈报。涅赫柳多夫带来的由姨父所写的信，就是要交给这个枢密官的。

“这个星期枢密院要开庭审案，马斯洛娃的案子却未必会在这一次开庭的时候审理。不过如果您托一下人，那就可以指望在这个星期三审理。”有个文官说。

涅赫柳多夫正在枢密院的办公室等着他们查明案情，却又听见大家谈起那场决斗，听见他们详细叙述年轻的卡缅斯基是怎样被打死的。在这儿他才第一次弄明白这个轰动全彼得堡的事件的详情。事情是这样的：有几个军官在一个饭馆里吃牡蛎[俄国的一种名贵的菜。]，照例喝了很多的酒。有个军官讲起卡缅斯基隶属的那个兵团，说了几句不中听的话，卡缅斯基就骂他胡说八道。那一个便动手打卡缅斯基。第二天他们决斗，卡缅斯基肚子上挨了一枪，过两个钟头就死了。凶手和他的助手们被捕，不过，据说，他们虽然关在禁闭室里，可是过两个星期就会放出来。

涅赫柳多夫从枢密院办公室出来，坐车到上告委员会去拜访一个有势力的官员沃罗比约夫男爵。他在公家宿舍里占据着一所富丽堂皇的房子。看门人和听差用严厉的口气对涅赫柳多夫声明说，除了在会客日以外要同男爵见面是不可能的，又说今天男爵在皇上那里，明天还得做报告。涅赫柳多夫把那封信交给他们，就坐上车去拜访枢密官沃尔夫。

沃尔夫刚刚吃过早饭，照例吸着雪茄烟，在房间里走来走去，为的是帮助消化，正在这个时候他接见了涅赫柳多夫。弗拉基米尔·瓦西里耶维奇·沃尔夫确实是un homme très comme il faut[法语：一个十分正派的人。]，他把他的这种品质看得高于一切，而且从它的高度看待其他所有的人。他也不能不高度评价这种品质，因为他全凭它才成就了辉煌的事业，他所渴望的事业，也就是借助于婚姻而得到一笔财产，每年给他带来一万八千卢布的收入，另外他又靠努力工作而谋到了枢密官的职位。他认为他自己不但是un homme très comme il faut，而且是具有骑士的正直品格的人。他所谓的正直就是不在暗地里接受私人的贿赂。至于他向国库请领各式各样的出差费、旅费、房租费，不论政府要他办什么事，他无不像奴隶般地照办，他却不认为是不正直。当初他在波兰王国[波兰一部分地区的称呼，按照一八一四至一八一五年维也纳会议的决定，归并于俄罗斯帝国。]某一个省里担任省长的时候，竟然干出了这样的事：那里有好几百个无辜的人民，只因为爱他们的民族和辈辈相传的宗教，他就横加摧残，弄得他们倾家荡产，判处他们流放和监禁，然而他非但不认为这是不正直，反而认为是表现了高尚、勇敢、爱国精神的丰功伟绩。他霸占着热爱他的妻子以及他姨妹的财产，他也同样不认为是不正直。刚好相反，他认为这倒是对他的家庭生活的合理安排。

弗拉基米尔·瓦西里耶维奇的家庭生活包括他那失去个性的妻子和他的姨妹。他把姨妹的财产也抓在他的手里，卖掉她的田产，把钱存在他自己名下。他那个性情温和怯弱、相貌不美的女儿过着孤独沉闷的生活，为了排遣这种生活，近来信奉了福音教派的教义，常去参加阿林和卡捷琳娜·伊万诺夫娜伯爵夫人家里的集会。

弗拉基米尔·瓦西里耶维奇的儿子是个好心肠的孩子，十五岁就长出了胡子，从那时候起开始喝酒，行为放荡，一直持续到二十岁那年，终于从家里被撵出去，因为他在任何学校都没有读到毕业，同品行不好的人交往，欠下债务，拖累了他的父亲。父亲有一次为他儿子偿还过二百三十卢布的债，后来又有一回偿还过六百卢布的债，不过他对儿子声明说这是最后一次，如果他不悔改，就要把他从家里撵出去，同他断绝关系。儿子不但没有悔改，而且又欠下一千卢布的债，同时大着胆子对父亲说，他本来就觉得在家里生活是苦事。于是弗拉基米尔·瓦西里耶维奇对儿子声明说，他自管到他愿意去的地方去，从此他不认他做儿子了。从那时候起弗拉基米尔·瓦西里耶维奇就装做自己没有儿子，家里的人谁也不敢对他提起儿子，弗拉基米尔·瓦西里耶维奇充分相信他用最好的方式处理了他的家庭生活。

沃尔夫停止他在书房里的踱步，同涅赫柳多夫打招呼，露出亲切而又微带讥诮的笑容：这种笑容已经成为他的习惯，这是他不由自主地表示他感到他为人comme il faut[法语：正派。]，因而比大多数人高明。他把涅赫柳多夫带来的信看了一遍。

“劳驾，请坐，不过请您原谅我。如果您允许的话，我就走来走去。”他说着，把两只手插在上衣的口袋里，迈着轻快柔和的步子在这个布置得颇为谨严的大书房里顺着对角线走来走去，“同您认识很高兴。当然，我是很愿意为伊万·米哈伊洛维奇伯爵效劳的。”他说着，喷出一口芬芳的淡蓝色烟雾，小心地从嘴里取下雪茄烟，免得烟灰落下来。

“我只要求快点审理这个案子，因为如果被告不得不到西伯利亚去，那就可以早一点动身。”涅赫柳多夫说。

“对，对，那就可以搭下诺夫哥罗德的头一班轮船动身了。我知道。”沃尔夫说着，露出他那自觉高人一等的笑容。人家刚开口对他说话，他就总是预先知道人家要说什么。“被告姓什么？”

“马斯洛娃……”

沃尔夫走到桌子旁边，看了看一张纸，那张纸跟别的公文一起放在文件夹上。

“是的，是的，马斯洛娃。好吧，我可以向我的同事们要求一下。我们星期三就来办这个案子。”

“我可以把这件事打电报通知律师吗？”

“您请了律师？这是为什么？不过要是您愿意，那也随您。”

“上诉的理由可能不充分，”涅赫柳多夫说，“不过，我认为，单凭案卷就可以看出这个判决是出于误会。”

“对，对，也许是这样，不过枢密院不可能查考案情的是非曲直，”弗拉基米尔·瓦西里耶维奇严厉地说，眼睛瞧着烟灰，“枢密院只审查在法律的引用和解释方面是不是得当。”

“我觉得，这个案子是例外的情况。”

“我知道，我知道。所有的情况都是例外的。我们会按应该做的去做。就是这样。”烟灰还留在雪茄烟上，可是已经裂开一条缝，有掉下来的危险，“那么您很少来彼得堡吧？”沃尔夫说着，小心地拿好雪茄烟，免得烟灰掉下来。不过烟灰还是开始摇动了，沃尔夫就慎重地把它送到烟灰碟那儿，果然烟灰掉在烟灰碟里了。“卡缅斯基那件事多么可怕呀！”他说，“他是一个很好的青年人。他是独生子。特别是他母亲的处境很可怕。”他说，几乎把当时彼得堡全城的人所讲的关于卡缅斯基的话逐字逐句重说一遍。

弗拉基米尔·瓦西里耶维奇另外还讲起卡捷琳娜·伊万诺夫娜伯爵夫人，讲起她热中于新的宗教思潮，他对这种宗教思潮既不责难，也不袒护，从他的comme il faut观点看来，这种东西对他来说分明是多余的。说完这些话，他拉了拉铃。

涅赫柳多夫起身告辞。

“要是您方便的话，请您来吃便饭，”沃尔夫说着，伸出手去握手，“星期三来就好。到那时候我也可以给您一个确切的答复了。”

天色已经不早，涅赫柳多夫就坐上马车回家，也就是回到他姨母家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