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得涅赫柳多夫在彼得堡停留下来的最后一件事，就是那些教派信徒的案子。他打算把他们向沙皇上告的状子交托他以前在军队里的同事和目前的宫中侍从博加特廖夫递上去。上午，他坐车去看望博加特廖夫，恰巧碰上他还在家，正吃早饭，可是就要出门了。博加特廖夫是一个身量不高、筋肉壮实的男子，天生来具备罕见的体力，能够把马蹄铁扭弯。可是他为人善良，诚实，直爽，甚至有自由主义思想。尽管他有这些品质，他却是一个同宫廷关系密切的人，热爱沙皇和皇族。他能够凭借某种惊人的方法使得他在这个最高的社会里生活的时候，只看到这个社会里好的一面，而且他自己绝不参与任何坏事和不诚实的事。他从不指摘任何人，从不指摘任何措施。他要么一言不发，要么用大胆的、响亮的、仿佛嚷叫一般的嗓音说出他所要说的话，常常在说话的时候发出同样响亮的笑声。他这样做倒不是耍什么手段，而是因为他的性格本来就是这样。

“啊，妙极了，你来了。你要不要吃点早饭？要不，你就坐一下。这煎牛排可真妙极了。我吃饭素来是这样，开头和收尾都得吃点扎实的东西。哈，哈，哈。好，你喝点酒，”他嚷道，指着一瓶红葡萄酒，“我一直在想着你。那个状子，我来递上去。我当面呈给皇帝本人，这是一定的。不过我又猛然想到，你先到托波罗夫那儿去一趟，岂不更好。”

涅赫柳多夫听见他提起托波罗夫，不由得皱起眉头。

“这件事全得由他做主。反正这件事要问过他才行。说不定他自己会满足你的要求。”

“既是你这样劝我，我就去一趟。”

“这才好。那么，彼得堡怎么样？它给你留下什么印象？”博加特廖夫嚷道，“你说说看，啊？”

“我觉得我仿佛受了催眠似的。”涅赫柳多夫说。

“受了催眠？”博加特廖夫跟着说，响亮地大笑起来，“你不想吃，那也随你。”他用餐巾擦了擦唇髭，“那么，你去找他？啊？要是他不干，你就把状子交给我，我明天递上去就是。”他嚷道，从桌旁站起来，在胸前画一个大大的十字，显然，他做这件事就像擦嘴那么漫不经心。他开始佩上军刀。“现在，再见，我得走了。”

“我们一块儿出去吧。”涅赫柳多夫说，高兴地握一下博加特廖夫有力的大手，然后像往常一样，带着一种由健康的、自然的、生气勃勃的东西所留给他的愉快印象，在他家的门廊上跟他分手了。

涅赫柳多夫虽然料着去走一趟不会有什么好结果，不过还是依照博加特廖夫的劝告坐车到托波罗夫那儿，到那个能够左右教派信徒案子的人那儿去了。

托波罗夫所担任的职务，按它的使命来说，含有一种内在的矛盾，只有麻木不仁和丧失道德感的人才会看不出来。托波罗夫就具有这两种消极的品质。他担任的职务所包含的矛盾，在于这个职务的使命就是运用各种外部的、连暴力也包括在内的方法来维护和保卫教会，而教会，按教会本身所下的定义来说，却是由上帝亲自建立起来，绝不是地狱的大门或者人类的任何力量所能动摇的。就是这个天神的、不能为任何东西动摇的、由上帝建立的机构，却不得不由托波罗夫以及他的大小官员们所主管的人世机构来加以维护和保卫。托波罗夫没有看见这个矛盾，或者不愿意看见也未可知，因而他很认真地尽心竭力，务必不让任何天主教教士、新教的牧师或者别的教派的信徒来侵犯地狱的大门所不能战胜的教会。托波罗夫就像一切缺乏基本的宗教感情、缺乏人类的平等友爱思想的人一样，充分相信人民是一种跟他自己截然不同的生物，充分相信人民迫切需要一种他自己缺了它却可以过得很好的东西。他自己在心灵深处对任什么东西都没有信仰，而且认为这种精神状态很方便，很愉快，可是又深怕人民也会有这样的精神状态，于是，按他的说法，他就认为他有神圣的责任来把人民从这种精神状态里解救出来了。

犹如有一本烹调书上说龙虾喜欢活活地被煮死一样，他也充分相信人民喜欢成为迷信的人，而且这不是像在烹调书上那样在假借的意义上说的，他是在直接的意义上这样想和这样说的。

他对于他所维护的宗教的态度，宛如养鸡的人对于他用来喂鸡的腐肉的态度。腐肉很招人讨厌，然而鸡喜欢它，吃它，因此就应当用腐肉来喂鸡。

不消说，所有那些伊维利亚圣母像啦，喀山圣母像啦，斯摩棱斯克圣母像啦，都是极其粗鄙的偶像崇拜，然而人民喜欢这些东西，信仰这些东西，因此就应当维护这种迷信。托波罗夫就是这样想的，却没有考虑到他所以觉得人民喜欢迷信，也只是因为历来就有，现在也还有像他托波罗夫这样残酷的人而已。他们自己虽然获得了知识的光明，却没有把这种光明运用到应该运用的地方去，帮助人民从愚昧的黑暗当中解脱出来，反而用来加强人民那种愚昧的黑暗。

涅赫柳多夫走进托波罗夫的接待室的时候，托波罗夫正在他的办公室里同一个女修道院院长谈话。女院长是一个活跃的贵妇，在俄国西部地区那些被迫改信东正教的合并派[一五九六年波兰立陶宛王国合并俄国西部地区后，实行了俄国东正教和波兰天主教的合并。根据这次合并，在波兰封建主统治下的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东正教必须承认罗马教皇的最高权力和天主教会的基本教义。波兰被瓜分后，一八三九年，在俄国所取得的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土地上废止教会合并，重新建立东正教，强迫合并派的信徒改信东正教。]信徒们中间传播和维护东正教。

一个处理特殊任务的文官正在接待室里值班，问涅赫柳多夫有什么事要办。他听到涅赫柳多夫准备把教派信徒们的状子送呈皇帝，就问是否能让他看一下状子。涅赫柳多夫把状子交给他，文官就拿着状子走进办公室。女院长走出办公室来，头戴修道帽，脸上飘动着一块面纱，身后拖着黑色的长后裾，两只白手合抱在胸前，拿着一串茶晶的念珠，手指甲剔得干干净净，往出口走去。可是，仍然没有人来请涅赫柳多夫到办公室去。原来托波罗夫在看状子，摇着头。他读着那个写得清楚有力的状子，生出一种不自在的惊讶心情。

“万一状子落到皇帝手里，那就会引得皇帝提出不愉快的问题，惹出一场纠纷。”他读完状子，心里暗想。于是他把状子放在桌上，拉了拉铃，吩咐请涅赫柳多夫进来。

他回想这些教派信徒的案子，以前他是收到过他们的状子的。案情是这样：那些脱离东正教的基督徒先是受到告诫，后来送到法院去受审，可是法院判决他们无罪释放。于是主教就和省长一起，以他们的婚姻不合法为理由，把那些丈夫、妻子、儿女流放到不同的地点去。那些父亲和妻子就要求不要拆散他们。托波罗夫回想这个案子最初落到他手里的情形。那时他倒也犹豫了一下，不知道该不该制止这种事。不过，倘若批准原来的命令，把那些农民的家庭成员分别发送到不同的地点去，那是一点害处也不会有的，至于把他们留在当地，却可能对其他居民起坏作用，促使他们脱离东正教。况且这件事又表现了主教的热心。所以他就听任这个案子按原来的方向发展了。

可是现在，这个案子有了像涅赫柳多夫这样的辩护人，而这个人在彼得堡是有人事关系的，那么这个案子就可能当做一件残忍的事提到皇帝面前，或者在国外的报纸上登出来，因此他立刻做出一个出人意外的决定。

“您好。”他带着一个很忙的人的样子说，站着迎接涅赫柳多夫，马上谈到这个案子。

“我知道这个案子。我一看到这些人的姓名，就顿时想起了这个不幸的案子，”他说着，伸出手去拿起状子来，给涅赫柳多夫看，“我很感激您，您提醒我想起了这个案子。这是省里的当局过于热心了……”涅赫柳多夫沉默不语，怀着并不和蔼的感情瞅着那张苍白的脸上毫无表情的假面具。“我要下命令撤消这种措施，把这些人送回原来居住的地点去。”

“那么，我不必再把状子递上去了？”涅赫柳多夫说。

“完全可以不必。我已经答应您了，”他说，把“我”字说得特别重，显然完全相信他的诚实，他的话语是最好的保证，“不过最好还是让我马上就写下这个命令。麻烦您略微坐一下。”

他走到桌旁写起来。涅赫柳多夫没有坐下，居高临下地瞧着那个狭长的秃顶，瞧着那只暴起很粗的青筋、急速地挥动钢笔的手，心里暗自惊讶，不懂这个分明对一切人都漠不关心的人为什么肯做他目前所做的这件事，而且做得那么热心。这是什么缘故呢？……

“好，写完了，”托波罗夫说着，封上信口，“您拿这个命令去通知您的那些当事人好了。”他补充说，撇一下嘴唇，做出微笑的样子。

“可是，那些人是因为什么缘故受折磨的呢？”涅赫柳多夫接过那个信封说。

托波罗夫抬起头来，淡淡一笑，倒好像涅赫柳多夫问的话使他很愉快似的。

“这个我没法跟您说。我只能说：我们所捍卫的人民的利益是极其重大的，因此对宗教信仰问题的过分热心，总不及目前流行的对这种问题的过分冷淡那么可怕而有害。”

“可是怎么能用宗教的名义来破坏善的最基本的要求，竟然拆散人们的家庭呢？……”

托波罗夫仍然照原来那样宽厚地微笑着，显然觉得涅赫柳多夫所说的话很可爱。托波罗夫自以为他是立足于广阔的国家立场的高度上看问题的，因而不论涅赫柳多夫说什么，他一概认为又可爱又偏颇。

“从私人的观点看来，事情可能是这样，”他说，“不过从国家的观点看来，事情就有所不同了。可是，对不起，我要说再见了。”托波罗夫说着，低下头，伸出他的一只手。

涅赫柳多夫握了一下那只手，然后，一句话也没说，匆匆地走出去，后悔同他握手了。

“人民的利益。”他学着托波罗夫的话说。“其实是你的利益，纯粹是你的利益。”他走出托波罗夫的房子，心里想道。

涅赫柳多夫暗自重温一下这些伸张正义、维护宗教信仰、教育人民的机关的活动到底施展在哪些人身上。他想起贩卖私酒而受到惩罚的农妇、犯盗窃罪而受到惩罚的少年、由于流浪而受到惩罚的流浪汉、犯纵火罪而受到惩罚的纵火犯、侵吞公款而受到惩罚的银行家。他还想起不幸的利季娅，她受到惩罚仅仅是因为可以从她那里取得必要的情报，此外还有违反东正教而受到惩罚的教派信徒们、要求国家有宪法而受到惩罚的古尔凯维奇。涅赫柳多夫想来想去，不由得异常清楚地得出了这样的想法：所有这些人被捕，监禁起来，或者流放出去，根本不是因为这些人违反了正义，或者有非法的行为，仅仅是因为他们妨害那些官僚和富人占有他们从人民手里搜刮来的财富罢了。

不管是贩卖私酒的农妇也罢，在城里闲荡的窃贼也罢，藏匿传单的利季娅也罢，破坏迷信的教派信徒也罢，要求国家有宪法的古尔凯维奇也罢，统统在妨害那些人做那种事。因此涅赫柳多夫觉得事情十分清楚：所有那些官僚，从他的姨父、枢密官们、托波罗夫起，到各个部里靠着办公桌坐着的、官卑职小、装束干净整齐的老爷们止，丝毫也不因为有许多无辜的人在受苦而于心不安，他们所关心的无非是消除一切危险的人而已。

因此不但没有人遵守为了不冤屈一个无辜的人而宁可宽恕十个有罪的人的原则，而且正好相反，为了消除一个真正危险的人，宁可利用惩罚来消除十个没有危险的人，犹如为了挖掉腐烂的皮肉，往往不得不连带也把完好的皮肉挖掉一样。

这种对当前发生的种种事情的解释，在涅赫柳多夫看来，是很简单清楚的，可是惟其简单清楚，涅赫柳多夫反倒犹疑不定，不敢接受这种解释了。这种复杂的现象总不可能有这样简单而可怕的解释吧。所有那些关于正义、善、法律、信仰、上帝等等的话，总不可能仅仅是空话，掩盖着最粗暴的贪欲和残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