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故汉堡大学艺术史教授的孙女M女士（按其意愿隐去姓名）提供了她祖父的一份手稿。据她回忆，这份手稿的写作时间不晚于1980年，因为她当年就已读过这份手稿。最近她返回旧宅整理祖父的遗物时，在某个日记本里找到了它。手稿纸张已泛黄发脆，边缘有另一种笔迹的评注。M女士请求我们的原谅，说边注是她本人“无知少年时的信手涂鸦”。

现全文照录如下：

我一度相信我会忘记这个故事。事情的开头已说不清楚：9月的某个清晨，急促的电话铃声，闪烁其词却态度蛮横的来访者，一份送到眼前的奇特文件。在不幸的年月里，它也许是最说不清道不明的一段回忆。

文字（我想不出其他适合的字眼[显然，对方将它称为证据，称为自白书，而我们忍不住想叫它故事。——原边注]）是打字员誊写在稿纸上的。我无缘接触它的原件，来访者也拒绝透露更多。我忍不住想象背后那个讲故事的人。他或许挺有想象力，本人却可能羞涩讷言，难以捉摸。他的名字、身份必然被抹去，他本人也难逃厄运。在这个荒谬的时代，我们多少同僚（我指的不仅仅是德国，而是全欧洲的同僚）被迫流亡他乡，或饱受折磨；他们本应有尊严地留在教席上。我想到了赫伊津哈教授[荷兰历史学者，赫伊津哈因发表反纳粹言论遭到解职，于1945年荷兰解放前夕病逝。赫伊津哈生前即在德国颇有影响。——编者注]。我永远记得他有关中世纪人的精彩论述，《中世纪的秋天》让我头一次对那个时代产生了兴趣，尤其是早期佛拉芒画派的那些不可思议的油画。写下这篇文字的人也说着赫伊津哈的语言，就内容而言，他也必然是赫伊津哈的读者。

姑且先把他的文字当成故事来看吧：作为年轻比利时的第一代作家，夏尔·德·高斯特雄心勃勃，试图以一部《乌兰斯匹格传奇》追寻比利时的根，那便是古老的佛兰德。作者显然也是夏尔·德·高斯特的读者（他也为乌兰斯匹格没边的捣蛋事迹添了一笔），乌兰斯匹格的父亲被西班牙人烧死时，梅赫伦的扬恰好在根特找到了堂·迪亚戈。评论界有一种意见，说夏尔·德·高斯特固然描绘了佛兰德人宴乐狂欢的粗野气质，却漏掉了它的另一半灵魂，那就是中世纪神秘主义的遗产，是能看见幻象的修士修女，是异端频出的贝居安会，是大神学家扬·凡·吕斯布鲁克。据说他正是在苏瓦涅森林的一株椴树下福至心灵，写下了神秘主义的篇章。年轻的梅特林克曾因发现他的作品而兴奋不已，宣称自己找到了灵感与诗的根源，并将它从中古佛拉芒语译为法语，包括《永福之镜》，其中描绘至福的境界时，就有那个神秘莫测的句子：“眼睛挨着眼睛，镜子对着镜子，形象贴着形象……”故事的讲法也许受到了这句话的启发：把起先互不相干的形象放在两面镜子中间，就得到了互为映照、无限延伸的世界。当然，一切的故事套故事也许都是《一千零一夜》的后代。一切讲故事的人都有意无意受到《一千零一夜》的启发——不一定是故事内容，而是故事的讲法，以及相信故事有影响现实的力量。这种影响可能是潜移默化、不为人知的。故事中的西班牙人隐约感到了这一点：他接触过摩尔人，可能也因此接触过《一千零一夜》的某些故事——尽管他尚不知自己在谈论《一千零一夜》，因为西方发现它还要等到二百年后。

在夏尔·德·高斯特的小说之后，西班牙占领下的佛兰德多多少少成为传奇想象的舞台：两个民族都气质鲜明、个性强烈，历史上竟发生过如此戏剧性的碰撞，不由得让人遐想联翩。在他人面前，我们才能更加认识自己。故事中的佛兰德人与西班牙人每每想要达成联合，想要互相理解，却屡屡以失败和遗憾告终，只除去不存于此世的圣徒（他们依据天主教“诸圣相通”的世界观，在另一个世界达到了融合），只除去幻境中的一位佛兰德女人和一位西班牙女人。在历史想象中，她们各自都是自己祖国的某种象征，各自令人唏嘘的命运仿佛互为镜像。

我不知道讲故事的人是否真的在晚期罗马教会史领域有所发现。显而易见，1940年上半年的《比利时古代历史与文献学档案》并没有类似的文章发表。也许它和其他故事一样，都是历史想象的产物。那个故事有爱德华·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的影子。确认爱德华·吉本的影响，就相当于默许这样一种观念：基督教的兴起与罗马帝国的衰亡密不可分，无论人们更同情哪一方。我对古代教会史了解不多，不清楚是否真有那么一个约翰教派。

我们始终不清楚雨果·凡·德·古斯最后在“红”画下了什么画。比起雨果的画，讲故事的人也许更偏爱雨果本人。他遁入森林，与吕斯布鲁克相距如此之近，也许受到了感染或者惊吓。他用自己的肉体和心灵承受了忧郁，自己走进画幅，成为了丢勒笔下闷闷不乐的天使。

这篇“文字”没有名字。我想起（或是一厢情愿地想起）藏在字里行间的那位佛兰德的扬，想起他在字里行间的许多镜像似的影子。从佛兰德油画中无所不在的凸面镜，到《永福之镜》的文字隐喻，没有什么比镜子更适合作为佛兰德的象征。没人说得清，当故事讲到哪里时，讲故事的人彻底地改变了听故事的人。他们都不再是一开始的自己。他们之间不仅产生了感情，还愿意为对方赴汤蹈火[我认为不仅仅是指堂·迪亚戈对扬，而且尤其是指火车上的两个乘客。另外，我认为情报没有藏在画框里。按照附录报告的线索，犯人交托出去的物品除了画，还有那本没人愿意翻开的学术刊物。——原边注]。我不知道为萍水相逢的人冒险是否值得，也不知道冒险是否取得了成功。不过，毕竟纳粹没有赢得战争，就像佛兰德毕竟没有永远被奴役。

来访者要我答复。我必须答复。这是义务，而不是指点与帮助。他们想听取佛兰德艺术史专家的意见，可惜他们已经把最好的学者赶出了大学[《图像学》的作者、艺术史学者潘诺夫斯基（1892—1968），因犹太人身份被汉堡大学解职。——编者注]。

我说：“雨果·凡·德·古斯确有许多佚失之作，很可能分散在欧洲各地；但文字线索太少，亦不知画面内容，故难以确定犯人叙述的真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