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近八十，我有时候隔得稍远一点看自己，像看一个认识但不怎么熟悉的人。通常我觉得反省没用。我干抛光木地板的活三十年了——开着白色雪佛兰斯巴达小货车单干，车里装着几种型号的电动打磨机、皮带和抛光粗细等级不一的几沓砂纸，以及五加仑聚亚安酯和稀释剂，还有各式刷子，从六寸宽的矮胖刷子到用来刷狭窄角落和锯齿状门槛斜边的两寸宽窗格刷不等——我已经习惯了不去深究一切。像走在钢板上的莫希干人[莫希干人：指六七十年代的嬉皮士。]那样，蹲在最后几块干木板上保持平衡，我懂得外表的价值，懂得从踢脚板到踢脚板之间的第二道闪光的湿漆的价值。它所需要、所要求的莫过于二十四小时不受打扰，任它慢慢干去。这些上好的新英格兰旧地板中有一些，特别是来自卡罗来纳的黄松木实木地板，是一百年前富裕家庭中常用的地板，还有稍新的短凸橡木或枫木地板，人们不爱惜造成的切割伤痕、烟头烫伤的痕迹、合成鞋底留下的黑色印迹，真能吓你一跳。人们仍然举办那种聚会吗？我当了十五年说话圆滑的白领后，为躲开桃色丑闻，转而干上了这一行。我从不发表任何看法，哪怕是对那些我刚给他们的地板刷完最后一道漆不到六小时，他们便打算要举办聚会的傲慢客户。

不过现在我退休了——肺里有锯木屑，浓烟甚至穿透纸面罩吞噬着鼻窦——我热切地关注着自己，就像密切留意一个随时可能垮掉的陌生人。我最近养成了一些习惯，自己也觉得奇怪。晚上刷完牙，用牙线剔过牙，滴完眼药水，正要吃药时，我喜欢水杯里装满水。合理的解释可能是：我不想右手端着杯子，再用握着药丸的左手摸索着打开水龙头。不过，这不仅仅是图个方便的问题。在世俗快乐已被磨平的平淡生活中，在我准备吞下抗胆固醇药、消炎药、安眠药、钙片（我妻子的主意，现在我躺在床上脚抽筋，可能是因为身上被子压的），准备滴预防青光眼的舒而坦滴剂和舒缓眼干的思然滴眼液之前，有一满杯水放在白色大理石洗手池台面上等着我，这其中有一点点独特的快乐。半夜去洗手间时，我觉得眼里有一道光，不是尘埃，准确说是一柱光——我以前可从没把钦定版《圣经》中的那种景象当回事过。

妻子老是唠叨让我多喝水。一天八杯是她的医生作为女性美容窍门向她推荐的。我想起便要作呕——八杯水等于半加仑，水会从我耳朵里汩汩流出来的——但是一天行将结束之时，来上健康甜蜜的一大口却是件重要的事，恰如其分的小事：药丸跳进我的嘴里，满杯水举至唇边，将药片和水吞下，整个过程还没有讲述它的时间长，但幸福无比。

我想，追溯源头，这种极乐源自小时候焦渴得到满足的片刻。我儿时住在这个州的南方，隔着五个州，那里所有市政建筑和百货商店里都有公共饮水池；在小餐馆里，用不着你开口，冰水便会放在桌上；药店的冷饮柜台前提供泡腾消食片，不管你哪儿不舒服，从宿醉到皮肤过敏，皆可治愈。我小时候多亏“大萧条”的干扰，寄宿在外公外婆家中，跟老人们一起生活。他们的房子里地上铺着油毛毡，厨房里有深深的石板水池，水池上方长脖子铜水龙头生了锈，染上了铜绿。那个时候的孩子总是到处跑——拼命地跑，要么就拼命蹬一辆瘪了胎的脚踏车，把它想象成俯冲式轰炸机，正要灭掉一艘日本舰艇——所以总是渴得要命。在老水龙头下装满一大杯水，使你与更宽广的世界相连。想想吧，虽然我们看不见：管道穿越冰冻线以下的土层，从地下室顺着围墙上来，带给你透明的水流，你咕咚咕咚有节奏地吞下——水流过外公所谓的“小喉咙”，说这话时他的眼睛在双焦镜片后闪烁着。你要多等一会儿，水才会凉下来，铜管上因冷凝冒出许多小水珠。

离外公后院一个街区远的汽修厂里有小镇上最冷的水，就在向上滑动门的里面有一台饮水机，它的水冰得你门牙痛，它就有那么凉。我们的牙医，一个高个的瘦削网球手，三十岁就已秃顶，我十五岁那年，他为我拔掉过一颗臼齿，当时他对我说，不论我的牙齿出现什么状况，我的门牙会至死伴着我。现在，仅凭半年一次的口腔检查，他怎么能知道宾州减肥甜甜圈和甘草糖已经造成了这样巨大的破坏呢？可他是对的。虽然门牙有点微曲，但仍然还在，而其他牙齿在新英格兰根管治疗术和瑞典牙齿植入术下早就掉光了。一天两次刷牙时，我都会想起他，我最初的牙医。他是深受爱戴的小镇医生的儿子，像一种反叛，他只当了一小段时间的牙医。网球才是他真正的拿手好戏，他至少有两次打入全县半决赛。但他刚刚四十岁，就心脏病发作再也没有爬起来。那个年代没有心脏搭桥手术，我们也不知道牙线是怎么回事。小镇网球场离他办公室很近，就在街对面——那是条主街，路中间有电车轨道，电车二十分钟一趟，可以把你送到三里路外有八万男女工人、五座一流影院以及很多正在过时的工厂的当地大都会。四个网球场就在高中操场上，那也是有轨电车的一站，当时外婆带我上钢琴课或为我买件好大衣过冬时，会在那一站下车，走完剩下的路回家，因为我告诉她我想呕。她将我生病怪罪于臭氧：在她看来，电车靠臭氧带动，或者会产生臭氧。她是老式村妇，过去总在学校操场上割蒲公英，把这些绿色植物炖成一锅恶心的菜。在小镇边上，还有一条潺潺流动的小溪，她会在那儿采豆瓣菜。再远一点，她有个表兄在乡下，一个比她还老的人，他的土地上有一口泉水，他颇为骄傲，总是坚持要我去看看。他觉得城里来的孩子在那儿会玩得很开心。

我讨厌去乡下。我觉得，乡下有太多不必要的繁文缛节。我的大表兄是个矮小精悍的养鸡户，我们最后一次下乡时，他已明显比我矮了好多。他身上一股干净的味道，举止有点僵硬，间或闻得到一丝润滑膏的气味，还有衣服在衣橱里放久了的霉味，现在我发现自己衣服上也有。他精力旺盛，喋喋不休，有点像只鸟。他诚心诚意地领我去泉水处。我们走过一条长满青苔的、滑溜的木板路，这条路长年笼罩在一棵大铁杉垂下的树枝的阴影里。在我的记忆里，过了铁杉树的荫地，便可以看见总是在阳光照耀下的泉水。泉面上有蜘蛛般的水蝇在行走，它们的腿周围泛起一圈圈涟漪，在泉底沙子的衬托下，涟漪都成了金棕色。一个锡水瓢放在环绕泉水的砂岩上，一把年纪的东道主把装满水的水瓢递给我，朝我咧嘴而笑，粉红的牙龈全露了出来。他没能保住他的门牙。

我怕把水蝇招到唇间。我端起水瓢，埋下头去喝，水瓢中我的倒影颤动着，鼻子在那一圈倒影中间差点沾到水。水很凉，尝起来有很重的锡味，但还没有小镇汽修厂角落里饮水机里的水冰。那黑色油污的水泥地，天花板让滑动门轨迹弄花了，从天花板上悬挂下的放橡胶轮胎的木框，轮胎刚从阿克伦运来。头顶上的橡胶味道能让你像咬了一口甘草糖那样神清气爽，全新的轮胎面棱角分明，像用金属切出来的一样，也像新烫过的衣服那样齐整。冰冷的水里有某种成分让我，一个九岁或者十岁的男孩，盼望生命中下一刻的到来，盼望着一个又一个满溢时刻的到来。

回首过往，我努力想找出生命中其他这种具有满杯感的时刻，我想起在新泽西帕塞伊克曾有过一次。我那时还西装革履地上班，我的工作是向不太情愿的潜在顾客推销人寿保险。帕塞伊克不在我的工作区域之内，我偷闲一天，带一个并非我妻子的女人去那里。她是罗敷有夫，我是使君有妇。我们的处境里有种满得要溢出杯沿的危险。但是那会儿我太年轻，只生活在当下，觉得整个世界都欠我的，该给我幸福。坐在租来的红色道奇跑车里，身边有个女人，我很开心，开心到彻底晕了头。这辆车才跑了几英里，正如其他你不熟悉的车一样，我的手或脚哪怕轻微地动它一下，它便开始不费吹灰之力地滑动。我也有那样的感觉。与这个女人在一起，我的血液都焦干了。她穿着我以前从没见过的花呢阔肩秋季套装，它温暖的褐色点缀着椒红，衬托出她一头浓密如火的红发，松松地绾在脑后——我记得，当她扭头跟我一道看着挡风玻璃时，一圈圈头发从她的玳瑁发夹中滑落。我们那天准是在哪儿已经上过床了，但我只记得跟她坐在车里的情形，我自豪地意识到她浓密的头发、灿烂的笑容，还有她宽宽的臀部。后来，在帕塞伊克一条并不拥挤、阳光明媚的街道上，我看到街道左边有个计时停车位时，便美滋滋一转方向盘，开到街对面去了。

一名警察目睹了整个过程。我还没打开驾驶座一旁的车门，他已站在那儿了。“驾驶证，”他说，“行驶证。”

我的心怦怦直跳，手在汽车仪表板的小柜里到处乱翻，找汽车行驶证，然而我脸上的笑意还是无法抹去。警察肯定看到了，肯定更加恼火，但他研究着我递给他的那些证件，仿佛在耐心地掌握一门困难的课程。“你横穿街道，开到路的左边，”最后他解释道，“很可能导致一起迎头相撞事故。”

“真抱歉，”我说，“我发现一个停车位，看见对面没有车辆过来。我没想那么多。”我忘了驾驶的首要公理是：红色跑车最容易招惹警察。驾着一辆红色汽车，你什么也逃不掉。“现在你还违法停车，车头方向反了。”

“这是违法的吗？我们不是帕塞伊克人。”我的乘客插话了，她低下身子，越过我膝盖，好让他看到她的脸。她穿着那件厚垫肩、点缀着椒红色的羊毛衣，看起来美极了，我觉得任何人都该理解我为什么会如此陶醉，并且原谅我。她修长圆润的手飞快地从膝盖上抬起，抹着唇膏的嘴唇因争辩的兴奋而绷紧；她的声音，就像顶级抛光砂纸一样滑过我，明显抚掉了我最细微的不完美之处——对她刚才为我、为我的冒失所做的那一连串诱人的举动，那位警察准是跟我一样既惊讶又感动。再说，她也很优雅，她丈夫有钱。

警察一言不发把证件递回给我，弯下腰，隔着我的身体说道：“女士，你在帕塞伊克也好，在全美任何地方也好，都不能横穿道路去抢停车位，且停错方向。”

“我会移车的，”我告诉他，还没必要地重复了一遍，“我很抱歉。”我想走了；我的完美感正在渗漏。

我的同伴歇了口气，然后跟警察说了什么，也许是有关康涅狄格州的那座田园般的乡村小镇，我们从那儿来的。在那儿，横穿车道绝对合法。但是我的身体语言可能已经向她传达出强烈的信号，希望她别再说什么了，她住了口，她的嘴唇翕张着，仿佛两唇间正托着个泡泡。那名警察感觉到她有想法，做好反驳的准备，一言不发挺直身体，恢复到完全不同意的尊严中。他很年轻，但给我留下印象的并不是他的年轻，而是他的制服、他的徽章、他的权威。当我回首从前，相对而言，那时的我们都很年轻。到晚年我才明白，这个世界是年轻人的。他们对食品、音乐和服装的品位主宰着这个世界，哪怕年轻人自以为他们是老家伙们、是法律执行者的受害者时亦不例外。

那位女士和我都已不再年轻，不能像十来岁少年那样肆意去爱，因为他们知道转过街角便是另一个季节。我们神不知鬼不觉地回到康涅狄格各自的家中，维持着这段我外公称之为恶行的关系，直到我们被捉住。随之而来的是通常的结局：受伤的妻子，咬牙切齿的丈夫，迷惑而受惊的孩子们。她离婚了，我没有。我们都留在那个小镇上，而她丈夫则进城寻找新的发展机会去了。我们尴尬地又过了十年，她和我常常相遇，在聚会上，在超市里，在操场上。她看起来还是那么光彩照人，这场不幸让她轻了几磅。那是举国狂欢的十年。在一次圣诞聚会上，我记得，她穿着红色热裤，绿色网袜，戴着毛茸茸的鹿角发带，还有一个小红球卡在她瓜子脸的中央，让人想起红鼻头鲁道夫[红鼻头鲁道夫：经典卡通形象，是一只给圣诞老人拉雪橇的驯鹿。]。

在康涅狄格州的卫星小镇上，聚会就像看戏。我和妻子冷眼旁观，没帮她，让她表演轻松点。妻子对她相当冷淡怠慢，而我坐在角落里，冷冷地看着，热情犹在。她换了个新角色，堕落的女人，浪声大笑，不知羞耻，就像在帕塞伊克跟那个警察调情一样跟每个男人调情。我远远看着她，心里升起恶毒的快感，谣言说她像弹子球似的从一段没有结局的罗曼史跳到另一段。如果她某段恋情有可能成功，我便会很恼怒。我无法再去想象——那熟悉的裸体，那曾听过的、令我惊奇不断的细小呻吟。她带那些男人来参加聚会，我只好跟他们所有人握手，那些手在我看来似乎潮湿、肿胀，像在鱼市里触摸那些活墨鱼。

婚外情对我的事业影响很大。保险公司推销员就像传教士——他让人们想到死亡。他向人们要钱投资，作为回报，他应该特别热诚、品行高洁。身为一名保险经纪人，我对于填写表格十分拿手，且填写得工整，可我不擅引诱客户做投机好让我赚佣金。我和妻子搬到另一个州，马萨诸塞州，那儿没人认识我们，我可以凭我的双手工作。我们在那儿生活了十五年，有消息从康涅狄格州传来，我以前的朋友——她有着鬈曲的长发、宽广灿烂的笑容、优雅修长的手——去世了，死于卵巢癌。她死了，我有点高兴。她的死从这个世界上抹去了一个模糊的存在，抹去了象征未能长相厮守的标记。好了，你明白我为什么不反省、不深究了。撕开表面，丑陋便跳了出来。

在我们被对方宠坏之前，她觉得我单纯无知，可爱地想教育我。她以丈夫作榜样，她告诉我必须学会喝酒，酒量越大越好，仿佛酒精是成年人的药。她告诉我喝酒可以治感冒。在我们相恋之初，她曾相当害羞地告诉我，我的高潮令她知道，性爱对我相当重要。“难道不是对所有人都很重要吗？”

她撇了撇嘴，微微耸耸坦露的肩。“不是。你会很吃惊的。”她努力想让我变得更像普通人，她的教导中有种纯净的、清教徒般的透明。在我们短暂的亲密关系变得丑陋后的某个时候，她让我知道——因为在聚会上我老是去找她，想知道她对我的感觉，有点嫉妒地感受恋爱对象似乎拥有的无穷智慧——如果我“还是位绅士”，我该如何待她。如果我还是位绅士：这是个颇有启示的蔑称。我不是绅士，我不用每天清晨穿上西装，出门找那些比我有钱的人，劝他们在自身死亡的可能性上投资。说这些委婉的套语，我都会打磕巴：“在最不太可能的情况下”，以及“当照片中没有你时”以及“让你爱的人们继续有收入”以及“即使你长生不老，这仍然是种有价值的投资”。

客户们可以感觉得出，对我而言，死亡基本上无法想象，在我的销售言辞中，他们避开这个漏洞。我不是绅士，我可以搬到另一个州去，搞辆卡车、厚砂纸，掌握一门普通的技术，学会如何穿透慢慢变干的油漆封底层、钢铁和羊毛隔音垫，以及合成树脂清漆。让条边保持潮湿，以避免留下褶皱，涂油漆时不要出现最后将自己陷入角落的情况。刷纹理时，多动脑子想想表面，如果你想呼吸的话，留下些通风口。年轻人现在不愿干这一行，人人都想挤入绅士阶层，可是住宅越来越讲求高档，所以这一市场一直在扩张，到最后，有强烈需求的客户多得我只有退休方能摆脱他们。而卖保险却一直是——至少在我看来——一份求人的推销活计。人们更关注脚下的地板，而非被他们抛下的爱人。

我的另一个奇怪习惯只有在十二月才看得到。三十年前我和妻子搬来可以远观海景的这个殖民地风格的中等城市——安角。十二月时，我在旗杆上拉了五条圣诞节灯饰，做成帐篷形状，入夜亮灯后，它非常像一棵饰有彩灯的看不见的树。我还拉了两条加长线跟户外的聚光灯连起来，这样，从室内就可以控制户外的美景。在径直走向卧室之前——“爬木头山。”过去外公总是这样说——我关掉它。我可以不用看户外就关掉，但实际上我总是挪到附近的窗边，手尽量伸长，手指放在开关上，这样我可以看着灯光熄灭。

在十亿分之一秒内，下垂的绳子刚才还闪闪发光，在这个世界上投下圣诞树的形状，转眼间，当信号从开关沿着电线传过去时，顷刻之间，蜡烛状多彩的灯泡——红、橙、绿、蓝、白——全灭了。我一直在想，由于两根一百英尺的加长电线把电子送到院外，穿过灌木和冰冻的花床，这一过程应该能让我看到时间上的后置效应，就像先看到闪电，后听到打雷一样。但是，不对。灯光与我放在开关上的手之间的连接似乎在瞬间同时发生。灯光本来在那儿，为黑暗留下节日欢快气氛，然后突然熄灭，什么也没有了。我想要看到这瞬间转化的发生。我也认识到自己的这种需求有些不健康。我常常发誓手碰碰开关即可，放弃窥探，可我总是无法信守承诺。就像你试图抓住入眠前那难以捉摸的片刻，我觉得，潜意识里，我担心如果我不看的话，电流会堵塞、会反转，死去的是我，而非灯光。

我和妻子对我们自制的圣诞树颇为自豪。我们从下面海滩望去，它十分醒目突出，我俩傻得像孩子，甚至以为我们可以从八英里之外的马布尔黑德看到它。但是，尽管我们带上了小儿子的望远镜——现在和他的玩具、海报、科幻小说和旧《花花公子》一起，弃置在他的房间里——在海岸的一片灯海中，我们还是无法找到我们家那根结着灯彩的旗杆。十二月的海风吹得我们脸颊生疼，我们的眼睛湿润了。在如此这般搜索过后，我们觉得我们关于那棵树的幻象只是个模糊的斑点，那五种颜色、五根绳子已融合成一道颤抖的灰色，在望远镜下看有如一小滴水银那样滑溜。

我想通过加长的绳子看电流蜿蜒前进的愿望可以一路追溯到我还是个男孩时对轨迹的迷恋。我爱这个想法：有些东西不可抗拒地沿着既定路线旅行——玻璃弹珠滚下木头或塑料槽，地铁在城市街道之下呼啸而过，水被重力推着在地下管道中运行，河流奔腾不息流向大海。思考这些现象，能让我偷偷快乐，而且在我老了后，即使我渐渐对很多东西无动于衷后，它们仍然能带给我快乐。也许它们唤起了我骨子里的怠惰，唤起了我求死的愿望。在干抛光地板的活计时，我最喜爱的时刻，就是出得门来，将门在身后合上的那一刻，知道剩下要做的就是等着聚安脂漆慢慢干透。而油漆的干透，没有我，我不在场时也能完成。

还有一个满盈时刻：从幼儿园开始，一路小学、初学、高中读上来，我爱着一个我几乎从没和她说过话的同班女同学。就像玻璃弹珠顺着两个平行的槽滚下去，我们一年年终于来到毕业那一天。她很招人爱——拉拉队长、明星冰球运动员、学校活动上的独唱歌手——有很多男朋友。她身段苗条，胸部丰满。我那生活在小镇上的外公外婆一直跟农村保持联系，通过他们我获邀参加离小镇五英里外的十月谷仓舞会。也不知怎么，我鼓起勇气，邀请这个当地大美女做我的舞伴。而令人奇怪的是，她忍着惊奇，接受了邀请。也许是她牢牢统治着我们这个街道紧密相挨的小镇，觉得谷仓舞会很好玩的缘故。谷仓比教堂要大，谷仓旁的稻草垛，秋天新鲜的稻草一捆捆一直码到屋顶。我以前跟着农村的表哥们参加过谷仓舞会，知道舞步口令：向你的舞伴鞠躬，向你的邻伴鞠躬，所有的手向左。女人们全都喜欢这样，我到耄耋之年才明白过来——这是连接与结合，接触。当我的舞伴掌握了窍门之后，在鼓点的影响下，她的纤腰在我手中摇摆旋转，像抢橄榄球，像单手篮板球打在篮板上又反弹回来。我感觉到她湿润的腰侧以及柔和的腹部，那两个部位因为她跳得很起劲而绷得紧紧的。我无法想象女人性交的场面，但肯定全是关于你，而你，是万物之核心。如果我以前追求她的话，她可能会与我约会。不过在我看来，那会让她变得太过现实而失去魅力。

从地理角度来看，我这一辈子沿着东部海岸线慢慢爬行。我和妻子笑言下一步我们将去加拿大，在那里可以享受全民医疗保健。我的第三个怪癖是：当我晚上上床后等着妻子来睡觉时（她总是要么在给外孙们发电子邮件，要么在看公共电视台的英语古装剧），我会看看杂志，徒劳地抵挡睡眠。我会把脸埋在枕头一侧，全身绷得笔直，希望能阻止脚抽筋。我会大声呻吟三声——“噢！噢！噢——噢！”——仿佛一天行将结束的极度幸福是种苦楚。起初，这是对妻子的有声信号，让她关掉不管什么电子产品（我耳聋得厉害，在这些古装剧里根本听不出什么英国口音来），快上床跟我一起睡觉，但是现在成了我为无形的、看不见的观众表演的一出老戏码——我的制造者、我的外公会这样说，然后他的灰胡须下会露出一抹微笑。还是孩子时，我看着外公，心里奇怪与死亡如此接近时他怎么还能这般理智和冷静。但是实际上，原来是大自然每天往你的血管里滴进几滴麻醉剂，让你觉得一天顶得上一年，而一年像一生那么长。生活的老一套——刷牙，吃药，牙线和水杯，配套的被子，将洗好的衣服分门别类放进衣橱——慢慢消磨着你。还有剃须。

我每天早上都会刮胡须。运动员和电影演员现在会留点小髭，用来恐吓对手或吸引宅女，但是我这一代的男人宁愿穿着内裤上街也不能不剃须。热乎乎的毛巾盖在干干的眼皮上。肥皂泡，刷子，剃须刀。先右边脸颊，然后左边，感觉到下巴一带有些地方没有刮到，就在靠近上嘴唇处，中间微凹的地方叫作人中，最后是修饰，大部分割伤的地方就在下嘴唇和圆鼓鼓的下巴之间。我的手还算稳，现在的三层刀片简直可以永远用下去。

我第一次跟那个差点害得我在帕塞伊克被捕的女人睡觉时，我嗓子眼里发出咕噜声。这么多年来，细节已记不太清，但是前不久，当我把别人的猫抱在腿上时，我突然想起来了。我和那位女士躺在凌乱的沙发上，沙发上盖着那时郊区家居装饰中蔚为时尚的米白色海地棉被单，当我把自己——我的基因替身，裹在蛋白质里——完全射进她身体后，我趴在她上面，慢慢冷静下来。“听听这个。”我说着将脸贴着她的脸颊，刚才的做爱让她的脸依然绯红。我让她听我喉咙里发出的那种小声咕噜，像是动物心满意足时才有的声音。我不知道自己为何竟会这样，但是我感觉得到体内的声音，我等着我的幸福多得满溢出来，发出这种声音。她听到了，她的眼睛——离我的眼睛只有几英寸——闪着惊异的光，她笑了。我曾是个本分、虔诚的孩子，但是彼时彼处我发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天堂，完满的生活从此开启，无需任何多余的解释。我体验到宁静，这宁静再没离开过我，甚至现在也伴随着我，虽然只剩一点点。

多年以前，在我们的婚外情之前，我们一伙已婚年轻人曾坐在一个夏日凉亭里抽烟。那时的她，穿着网球服，跷着二郎腿，大腿根部若隐若现，弄得我唇干舌燥——干得像沙漠上的风在我头脑中呼啸。圣徒保罗说过，人类的生理欲望是我们自己无法驾驭的魔鬼。从那时开始，在我眼里她就是个惹眼的女人。而在她看来，我有可能也是个有吸引力的男人。

等到妻子离开她的电子产品上床来时，我已睡意全消。半夜三点时，镇上没有一辆车在行驶，甚至没有醉鬼或心满意足的浪荡子开着车往家赶，我醒着，惊奇地发现妻子居然睡得纹丝不动。为了不把头发睡乱，她头上包着针织头巾，头巾打结的两头竖起来，在窗口微弱的光线下，看起来像两只小耳朵支棱在她头上。她的沉静楚楚动人，就像她把化妆间和厨房布置得女孩味十足一样，如果我任她下去，她会把整栋房子布置成这样。我无法再沉入无意识的睡眠中去，只好像只水蜘蛛似的，飘浮于她美丽的沉静之上。

我听着第一辆车弄出响动，驶向黎明时的镇中心。我等着妻子醒来，下床，让整个世界再度运转起来。时间缓缓地向前移动。她说我睡得比我自以为的要多。但是她醒来我绝对知道：她终于动了，她愤怒地移动胳膊，在梦里挥打着，寻找逃离那个梦的出路。后来，在窗口越来越强的光线下，她缩回到被子里，偶尔露出弄皱了的睡衣。我看着她的侧影斜对着她坐了起来，光着脚绕床随意走动。我退休后，快八十岁了，许多个这样的清晨，我又睡着了一个小时。世界开始不需要我，我可以撒手了。

剃须镜挂在俯瞰大海的窗前。大海总是满满的，平坦如地面，或几乎平坦如地面：从大海看得出这颗星球微微向外凸出，它支撑着几艘模糊的货船和巡航舰缓缓驶离波士顿港口。入夜，地平线上跃出一圈灯光——可以说，一年多过一年。来自世界各个角落的飞机，点点灯光闪烁，倾斜着在空中画出一道弧线，朝着看不见的东波士顿机场飞去。延年益寿的药丸握在左手里，大理石台面上，水在短暂的等待中变甜。我举起杯。如果我读懂了这个怪老头的心思的话，他是在向这个世界举杯致意，就让这即将到来的撒手归天见鬼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