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为什么量那件大衣？”我们在炎热的白色街道上慢悠悠地走着，我好奇地问。

“哎呀！看看有多长。”我的朋友不慌不忙地说道。

我很郁闷。波洛总是喜欢把什么事都弄得很神秘，他这个无可救药的习惯让我相当气恼。我不说话了，按照自己的想法去思考。虽然当时我没有留心，现在却蓦地想起了雷诺夫人对她儿子说的话，似乎另有含义。“原来你没有上船？”她说，然后又补充道，“总之现在一切都不重要了。”

她这话是什么意思？像个谜——意味深长。有没有可能她知道更多的事？她说自己对于丈夫派给儿子的神秘任务一无所知。她真的像她表现出来的那么无知吗？要是她愿意，能为我们提供些线索吗？她的沉默，是不是经过深思熟虑、事先计划好的呢？

我越想越认定自己是对的。雷诺夫人知道得不少，却不愿意告诉我们。看到儿子时，她很吃惊，所以一时说走了嘴。我相信，就算她不认识凶手，起码也知道谋杀的动机。但是某些强有力的理由让她三缄其口。

“你想得很入神，我的朋友。”波洛打断了我的思绪，说道，“什么事让你这么好奇？”

虽然料到他会嘲笑我，但我相信自己的推论，就告诉了他。让我意外的是，他居然若有所思地点点头。

“你说得很对，黑斯廷斯，从一开始我就确信她对我们有所保留。起初我怀疑就算不是她唆使的，起码她也是纵容犯罪。”

“你怀疑她？”我大喊。

“当然。她受益最多——其实，根据这份新遗嘱，她是唯一的受益人，所以从一开始我就注意她了。也许你注意到了，我早就找机会检查她的手腕，想看看是不是她自己塞住了嘴巴绑住了手脚。好吧，我一眼就看出来她没有作假，绳子绑得很紧，都勒进肉里去了。所以这就排除了她单独作案的可能性。但她仍有可能是煽动者、纵容者或者共犯。而且，她的说法听着很熟悉——两个她不认识的、戴着面具的男人，还提到了‘秘密’。我以前听过或者读过类似这种事。另一个证实我的推论的小细节就是她没有说实话。手表，黑斯廷斯，那只手表啊！”

又是手表！

波洛好奇地盯着我。“你看到了，我的朋友，你明白了吗？”

“没有！”我顶撞道，“我既没看见也没明白。你总是那么神秘兮兮地讨人厌，问你也不肯说，就喜欢在最后一分钟才解开谜团。”

“别生气，我的朋友，”波洛微笑着说，“如果你想听，我就解释给你，但一个字也不要告诉吉劳德，好吗？他认为我是个可有可无的老头子！走着瞧！亏我还给他了一个暗示。如果他不根据暗示行动，那就是他自己的事了。”

我向波洛保证，他可以相信我。

“好吧！我们来用一用那小小的灰色脑细胞。告诉我，我的朋友，你认为悲剧发生在什么时候？”

“哦，两点钟左右啊。”我吃惊地说，“别忘了，雷诺夫人告诉我们，那两个歹徒在屋子里的时候，她听见钟敲了两下。”

“没错。正是基于此，你、法官、贝克斯或者其他人便接受了这个说法，而没有进一步追究。可是我，赫尔克里·波洛，却说雷诺夫人撒谎了。案发时间至少要提前两个小时。”

“但是医生们——”

“他们验完尸体之后，宣称死亡时间在七到十个小时之前。我的朋友，出于某种原因，表面的案发时间必须比实际时间看起来晚一些。你读过一只打碎的手表或钟记录着确切的案发时间这种故事吗？所以不能只听雷诺夫人的证词来确定时间，有人把手表的指针拨到两点，然后把它使劲摔在地板上。不过他们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当然这也是常有的事。表盘上的玻璃碎了，不过手表的机芯没有受损。这对他们的计划来说是灾难性的，因为如此一来我的注意力马上集中在两点上：第一，雷诺夫人在撒谎；第二，推迟时间一定有重要的原因。”

“会是什么原因呢？”

“啊，就是这个问题。整个秘密就在这儿。然而我解释不了。目前我只想到有一个可能性。”

“什么？”

“最后一班车离开梅林维尔的时间是十二点十七分。”

我慢慢地想明白了。

“如果凶案看起来是在两个小时之后发生的，那么乘坐那班车的人就有了无懈可击的不在场证明！”

“太好了，黑斯廷斯，你想到了！”

我跳了起来。

“我们得去火车站问问！要是有外国人坐那班车，人们一定能注意到！我们马上出发！”

“你是这么想的吗，黑斯廷斯？”

“当然了。现在就走吧。”

波洛轻轻地碰了一下我的胳膊，给我高涨的情绪降了降温。

“我的朋友，你想去就去吧——但是如果你真去了，我可不会让你打听那两个外国人的情况。”

我瞪着他，他不耐烦地说：“哎呀，哎呀，你该不会真的相信那些鬼话吧？戴面具的人之类的故事？”

他的话让我一头雾水，不知道该如何作答。他从容不迫地继续说：“你听到我对吉劳德说的话了，我对这一类犯罪的细节非常熟悉。这就推测出了上面我说到的那两件事中的一件：要么是计划上一个案子的人也策划了这件案子，要么是他读过那件轰动的大案子，不知不觉就记在脑中，从而刺激他设计了相似的细节。根据这一点，我可以断言——”他打住了。

我脑袋中萦绕着种种问题。

“但是雷诺先生的信怎么解释？上面清楚地写到了‘秘密’和‘圣地亚哥’。”

“雷诺先生肯定有一个秘密——这是确凿无疑的。另一方面，我认为‘圣地亚哥’就是一条红鲱鱼，反复提出来只是为了误导我们。有可能曾经有人以同样的方式这么对待过雷诺先生，好让他对近在眼前的事情不起疑心。哦，黑斯廷斯，你要相信，他的威胁不在圣地亚哥，而是就在法国，就在这附近。”

他说得如此认真，把握十足，我不由得被他说服了。但我还是试着提出了反对意见。

“那在尸体附近发现的火柴和烟蒂又是怎么一回事？”

波洛脸上洋溢着快乐无比的光彩。

“故意放在那里的！就是为了让吉劳德那种人发现的。啊，吉劳德挺聪明的，会耍小把戏。一头上好的猎犬也会！他对自己的收获大为满意。他在地上趴了好几个小时。‘看我发现了什么？’然后又对我说，‘你看到了什么？’我？我深刻而真实地回答：‘什么也没看到。’于是吉劳德，伟大的吉劳德，他大笑，心想：‘哦，这个老头儿是个笨蛋。’不过我们走着瞧……”

可是我的思绪却转到那几个事实上去了。

“那么关于戴面具的人的说法——”

“假的。”

“到底是怎么回事？”

波洛耸耸肩。

“有个人能告诉我们——雷诺夫人。但她是不会说的。威胁和仇恨都无法动摇她。她是个非比寻常的女人，黑斯廷斯。我第一眼看见她，就知道我们面对的是一位个性非凡的人。我跟你说过，一开始我怀疑她跟凶杀案有关，之后我改变了这个想法。”

“是什么让你改变的？”

“她看到丈夫的尸体所表现出来的本能的真实的悲痛。我可以发誓，她那哭喊声中饱含的痛苦是发自肺腑的。”

“是的，”我若有所思地说，“这种事错不了。”

“抱歉，我的朋友——人总会犯错的。好比一个伟大的女演员，在演绎悲痛的时候不也让人很感动很震撼吗？不，不管我获得的印象或者信念有多么强烈，我都需要有其他的证据才能让自己满意。一个罪行累累的人也有可能是伟大的演员。在这个案子中我的推论，不是基于我所获得的印象，而是根据雷诺夫人的确昏过去了这一事实。我翻了她的眼皮，也摸了她的脉搏，不是假的——是真的昏过去了。因此我相信她的痛苦是真实而非假装的。另外，再说一个小细节：雷诺夫人没有必要去表现那种过度的悲伤。听到丈夫的死讯时她已经发作过一次了，看到尸体时没有必要再次激烈地发作。不，雷诺夫人不是杀害她丈夫的凶手。可她为什么撒谎呢？手表的事她撒了谎，以及关于戴面具的人的问题——还有一件事她也撒谎了。告诉我，黑斯廷斯，你怎么解释开着的门？”

“呃，”我大窘，“我猜是疏忽，忘了关门。”

波洛摇了摇头，叹口气。

“这是吉劳德的解释，我并不满意。门开着，背后一定有某种意义，只是我现在还想不出来。我能确定的一件事就是，他们没有从门那儿离开，而是通过窗户走的。”

“什么？”

“就是这样。”

“可是窗户下面的花坛里没有脚印啊。”

“是没有——而且本来是应该有的。听着，黑斯廷斯。你也听花匠说了，前一天下午他在两个花坛里都种上了新的花。一个花坛里满是他钉靴留下的脚印，可另一个——没有！你明白了吗？有人从那里走了过去，为了弄掉脚印，他们用耙子把花坛里的土给弄平整了。”

“他们从哪儿弄来的耙子？”

“从他们拿铁铲和花匠手套的地方。”波洛不耐烦地说，“这并不难。”

“为什么你认为他们是从那儿走的？他们从窗户进来，再从前门离开更有可能啊。”

“当然有可能，可是我有个强烈的想法，他们是从窗户爬进去的。”

“我觉得你错了。”

“也许吧，我的朋友。”

我思索着，波洛的推论为我的猜想开拓了一片新视野。我记起当他神秘地提到手表和花坛时我的惊讶。那时候他说的话似乎毫无意义，而现在，我第一次意识到，根据几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他便能解开围绕整个案件的大部分谜团。太厉害了！我对我的朋友表达了一份迟到的敬意。

“在这期间，”我边说边想，“虽然我们已经掌握了大量资料，可对于是谁杀了雷诺先生，似乎成效不大。”

“没错，”波洛愉快地说，“老实说，还早呢。”

这一事实似乎让他感到特别满足。我惊奇地瞪着他。他正视着我，笑了。忽然间我灵光一现。

“波洛！雷诺夫人！现在我明白了，她一定是在保护某个人。”

波洛平静地接受了我这句话，我能看出来他早就想到这一点了。

“是的，”他沉思着说，“保护某人——或者掩护某人。其中之一。”

我们走出旅馆时，他做了个手势让我不要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