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故事发生在二十多年前，里昂人阿诺德·贝罗迪先生带着漂亮的妻子和襁褓中的小女儿来到巴黎。贝罗迪先生是一家啤酒公司的小股东，一个结实的中年男人，喜欢享受生活，深爱着他迷人的妻子，不过他本人无论从哪方面来说都很普通。贝罗迪先生入股的是一个小公司，虽然生意不错，却也不能给这个小股东带来多少钱。一开始，贝罗迪夫妇只能住在一间小公寓里，生活俭朴。

贝罗迪先生虽然不起眼，可他妻子却浑身散发着浪漫的光彩。年轻貌美、仪态迷人的贝罗迪夫人立刻在当地引起了轰动，尤其是当人们偷偷议论她那神秘的出身时。谣传她是一位俄罗斯大公的私生女，另一种说法则说她是奥地利大公的女儿，虽然她父母的婚姻是合法的，但是门第悬殊。所有这些传言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珍妮·贝罗迪是一个神秘故事的中心人物。

在贝罗迪夫妇的朋友和熟人之中，有个年轻的律师，乔治·科诺。很快，迷人的珍妮就彻底俘获了他的心。贝罗迪夫人谨慎地诱惑着他，却一直坚称她绝对忠于自己中年的丈夫。无论如何，很多不怀好意的人都宣称年轻的科诺是她的情人——而且不是唯一一个！

贝罗迪夫妇在巴黎住了大约三个月的时候，另一位人物出现了。海勒姆·特拉普先生，美国人，非常有钱，经人介绍认识了美丽而神秘的贝罗迪夫人，立刻为之神魂颠倒。他的仰慕之情溢于言表，然而却十分尊重守礼。就在这一时期，贝罗迪夫人对自己的隐私越发直言不讳了。她对几个朋友说，她很担心自己的丈夫；他陷入了政治阴谋中，还提到有人要她丈夫帮忙保存一些非常重要的文件，其中涉及某个对欧洲产生深远影响的“秘密”。之所以让她丈夫保管，是为了避开那些想要这些文件的人，但是认识了几个重要的巴黎革命党人之后，贝罗迪夫人非常紧张。

十一月二十八日，不幸发生了。一个每天给贝罗迪夫妇打扫做饭的女仆发现公寓房门大开，大为吃惊。听见卧室里传来微弱的呻吟声后，她走了进去，眼前是一副可怕的景象：贝罗迪夫人躺在地上，手脚被缚，无力地哼哼着，正拼命把强塞进嘴巴里的东西往外吐。贝罗迪先生躺在床上的血泊中，心口插着一把刀。

贝罗迪夫人的陈述非常清楚。她从睡梦中突然惊醒，两个戴面具的男人正低头看着她。还没等她喊出声，他们就捆上她的手脚，塞住了她的嘴巴，然后勒令贝罗迪先生交出那个众所周知的“秘密”。

但是勇敢的小酒商断然拒绝了他们的要求。其中一个人被激怒了，刺中了他的心脏。他们用死者的钥匙打开了角落里的保险箱，带走了很多文件。这两个人都长着浓密的大胡子，戴着面具，但是贝罗迪夫人认定他们是俄国人。

这个案子激起了千层浪。随着时间的推移，神秘的胡须男子踪迹全无。就在公众的热情开始消退时，案情出现了惊人的转机：贝罗迪夫人被捕，被指控犯有谋杀亲夫罪。

这次审判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年轻貌美的被告，神秘的身世，足以让这个案子成为一个著名案件。

事实证明，珍妮·贝罗迪的父母不过是对正派而普通的夫妻，是住在里昂郊外的水果商。俄国大公爵、宫廷阴谋、政治谋略……所有这些故事都出自这位夫人之口。她的真实生活暴露无遗。而谋杀的动机则出自海勒姆·特普拉先生。特普拉先生尽了他的最大努力，不过，在毫不留情的反复盘问之下，他不得不承认自己深爱着这位夫人，如果她离婚重获自由，他会娶她为妻，而且两人的关系只是柏拉图式的。可这样对被告更为不利。因为普拉特的高尚和纯洁，珍妮·贝罗迪做不成他的情妇，所以她计划了这个可怕的阴谋，以除掉她那年长而不起眼的丈夫，然后成为那个美国有钱人的妻子。

从始至终，贝罗迪夫人都沉着冷静、泰然自若地面对指控她的人，也从未改过口供。她仍然坚称自己出身皇族，在童年时被人偷换成了水果商的女儿。尽管这些话荒谬且毫无根据，但还是有很多人相信是真的。

但是起诉书毫不留情地指出戴面具的“俄国人”纯属谎话，贝罗迪夫人及其情夫乔治·科诺合谋实施了谋杀。法院发出通缉令抓捕他，可他却明智地消失了。证据显示，贝罗迪夫人手上的绳子系得很松，她自己很容易就能解开。

审判接近尾声时，法官收到了巴黎寄来的一封信。是乔治·科诺写的。信上他没有暴露自己的下落，不过对罪行供认不讳。他说自己是受到了贝罗迪夫人的唆使才痛下杀手的。案子是两个人一起谋划的。他以为她丈夫虐待她，自己又那么狂热地痴迷着她，并且以为对方也同样爱他，所以才计划了这起谋杀，杀了她丈夫，把深爱的女人从这可怕的束缚中解救出来。

现在，他第一次听说了海勒姆·特拉普这个名字，才知道被心爱的女人出卖了。她想要自由，可不是为了他，而是要嫁给有钱的美国人。他只是她的傀儡。他嫉妒得发狂，因此转而揭发她，声称从头到尾都是受她摆布。

然后，贝罗迪夫人证明了她非凡的一面。她毫不犹豫地推翻了自己的证词，承认“俄国人”纯属虚构，真正的凶手是乔治·科诺。他对她的痴迷让自己利令智昏，从而犯下罪行，还威胁说如果她胆敢泄露半句，就会遭到可怕的报复。她被这恐吓吓坏了，只好答应。她还担心如果自己说出实情，就有可能被指控包庇罪犯。但她决然断绝了跟杀害她丈夫凶手的所有往来。而他写这封控告信，就是对她上述态度的报复。

她郑重发誓，自己跟这起谋杀案毫无关系——在那个难忘的夜晚，她惊醒过来，发现乔治·科诺站在她面前，手里握着一把血淋淋的刀子。

这是一步险棋。贝罗迪夫人的证词很难让人信服。可她对陪审团的演说可谓杰作。她泪流满面地说到了自己的女儿、自己的节操——女人的节操。为了孩子，她要维护自己清白的名声。她承认了乔治·科诺是她的情夫，因此，从道义上来说，她也要负起一定的责任。但是，她对上帝发誓，仅此而已。她知道没有依法检举科诺是犯下了一个重大的错误，但是她声泪俱下地说道，女人绝对做不出来这种事。她爱过他！怎么能亲手把他送上断头台呢？虽然罪不可恕，但她绝没有犯下那桩归到她头上的杀夫之罪。

不管怎样，她的雄辩和个人魅力占了上风。贝罗迪夫人在空前振奋的场面下被宣告无罪释放。

警方尽了最大努力，仍然抓不到乔治·科诺。至于贝罗迪夫人，再也没有人听到过她的消息。她带着孩子离开巴黎，开始了新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