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策从后屋里出来，手上拿着一只手机，上面显示的时间已经晚上11点了。

这是部诺基亚的高端机，周围一圈金边，实际上是镀金，另有几颗碎钻镶嵌着。

这不是徐策的手机。

他拿着手机反复地看着。

警察能通过手机信号来找到手机的具体位置，如何使手机不对外发出信号？

他对手机收发信号的原理不太了解，但没关系，他可以根据生活经验进行推理。

当拨打一个手机号码时，遇到拨不通的情况有两种，一种是你拨打的手机已关机，一种是你拨打的手机不在服务范围内。

如果你拨打对方手机时，得到的信息是他的手机已关机，那么表明，移动公司知道了他手机关机的信息。所以证明，单纯把手机关机了，手机依然会对外发送信号，告诉移动公司这个手机已关机。

所以，如果仅把手机关机了，警察依然能通过移动公司，找到手机的位置。

所以，要想让警察查不到手机的位置，必须把电池板取下来。

能量是守恒的，手机向外发射信号需要能量，没有电池板，没有能量供给，手机自然无法发射信号。

徐策拆下了这只手机的电池板和手机卡，这样，警察无论如何也不会发现这只手机了。

他回忆起刚刚这只手机的主人向他哀求的声音：“不关我的事，我只是听领导指示办的，我就是个干活的。”

对于一件恶事，是下达命令的可恶，还是执行命令的可恶？

执行命令的会说，他的本职工作就是执行命令，如果不执行命令，他会受到处罚。

历史上，曾经有一种长官意志至上的思想，军令如山，士兵是不应该，也不需要有自己的想法的，只要执行命令就可以了。无论这个命令是什么，作为下级，必须要服从，否则就该受到惩处。

但现代文明国家都规定，士兵如果接到长官违反人道、违反法律的命令，可以有权不予执行。

东德和西德合并后，法院审理了一起东德警察开枪打死翻越隔离墙的人的案子，警察辩称当时他在执行上级的命令，这是警察的本职工作。但法庭最后还是宣判其有罪。因为法官认为，虽然你在执行上级的命令，但是如果你的手枪口径偏离了五公分，那么你既执行了命令，也不会伤害到那个人了。所以，你在杀那个人时，存在了主观恶意。

对于一件恶事，下达命令的人固然应该在以后的清算中受惩罚，而执行命令的人，你原可以敷衍执行，结果却助纣为虐，有什么理由逃避惩处呢？

徐策对那位手机的主人一点都不感到同情。

他又想起了上半年的那件事。

徐策从小父母离异，由其母独自带大，随母改姓徐。

今年的二月份，那时他尚在美国。白象县进行旧城拆迁改造，徐家的祖宅位于拆迁名单中。

徐家的祖宅面积不大，年岁很长。从清朝慈禧太后开始，那宅子就姓徐。结果后来，宅子突然变成了“违章建筑”，要强拆，补偿只是每平方一百块。

徐策舅舅找出了民国时候宅子的房契，证明房子并不违章。旧城改造维稳工作室只承认房产证、土地证，并不理会这张房契。

徐策母亲和他舅舅都另有住处，不在祖宅居住。但祖宅隔成了几间出租，每个月能有几百块钱的收入。如果就这样按每平方一百块的补偿标准被征收，他们当然不同意。于是他们阻止拆迁人员施工，双方发生冲突，徐策母亲不幸被房上的一块落石砸中，当场身亡。

后来县政府认定他母亲是“妨碍公务造成的意外事故”，给予了三万块钱的赔偿，几个施工人员象征性地判了缓刑，主管官员无一受惩。

每一想到这，徐策总是会咬咬牙口。

他当然不是为了赔偿多少的问题。他在美国收入颇丰，不在乎赔的是几万还是几十万。他在乎的是命。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在国外多年，突遭从小独自把他带大的单亲母亲的噩耗，他顿时追悔莫及。

没有人对这件事情负责。

好吧，他们应该要负责的。

在回国前，徐策已经想得很透彻。

他走到了屋外的院子里，坐进了奥迪车，驶出了家门，顺着沿海北路拐进了凤栖路，又从沿海南路驶离，开到了县里五星级的半岛大酒店的门前。

他停下，看了眼电子表上的车辆里程数。

随后掉头又进入沿海南路，开进凤栖路，到了中间，他踩刹车停顿了一下。再看了一眼车辆里程数。

两次的里程相减，半岛酒店到凤栖路一共是两千三百米。

他记下了这个数字，随即松开刹车，继续开回家中。

整个县城的各条路上，都有数量不等的电子监控，这让杀人显得困难重重。

从那么多个电子眼的监控中，寻找出合适的地点，避开电子眼，实施计划，不太容易。

从半岛酒店前往凤都小区的这段路上，前面的路都人流过大，只有凤栖路上，公务员小区，人口结构简单，人流量少，看来，下一次的动手，还是得在老地方。

当然了，上一回的手法已经不适合再用了，需要更精妙的犯罪技巧。

现在需要重新规划一下方案了。

电子监控，如何全部避开呢？

还是上一回的手法？

他陷入了思索。

唯一让他欣慰的一点，正因为现在有太多的电子监控，所以警察破案，也更依赖于监控录像。只要骗过了监控，就骗过了警察。

真正的完美犯罪，依靠的永远是思想和大局观，而不是高端的科技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