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是1月11号，早上我戴上手套——避免留下指纹，拿出王红民和林小峰的手机，用王红民的手机打通报警电话后，打开林小峰的手机，播了那段录音。随后我前往绍市服务区，把放在汽修店的县局别克开回来，下高速时用的是丰田车的通行证。

为什么专案组调查高速通行证时发现，工商所的别克通行证没下高速，而且全省高速并没发生过车主谎称通行证丢失的情况？

因为工商所的别克车下高速，用的是县局别克车的通行证。县局别克车下高速，用的是丰田车的通行证。而这辆无论谁都不会想到和案子有关的丰田车，此时此刻还停在高速上，我把它停在了奉化服务区。

我原本准备等过完年，一切彻底风平浪静后，再回去把它开走，下高速时谎称丢了通行证即可。反正丰田车主是个企业老板，有好几部车，我借走他的车后也不会催要的。

1月11日，我拨出了那通绑架电话，故意将杀人时间定在1月12号晚上，因为我知道，接到这个电话后，上面当天就会派专案组到县里安排人质的解救工作。如果两天过后依旧没发现人质的下落，到了第三天或更晚发现人质都死了，那么救援失败的责任就要由专案组背了。此后警方就会开始侦办这次命案，迫于救援失败的问责压力，专案组必然希望尽快破案。利用专案组的急切心理，在恰当的时候把林小峰犯罪的线索逐一展现出来，想必一切都将水到渠成。

可是运气不太好，出了点意外。1月11号我刚打了绑架电话，谁知当天尸体就被发现了，而且是在专案组赶到县里之前。如此一来，专案组就没有责任了，急于破案的压力就不存在了。

当搜查工作开始两天后，搜查队还没找到朱梦羽的尸体，老大觉得现场搜不到其他东西了，准备放弃，这时我着急了，建议继续搜查，并且刻意重新安排搜查方向，很快就让搜查队找到了朱梦羽的尸体。

看到她的包被翻动过，唯独少了手机，此时大家肯定会觉得手机里有线索。

第二天，我故意和搜查队员一起在附近小便，于是很“意外”地找到了那只手机。

朱梦羽手机里的视频是我用电脑传进去的，为避免被技术人员发现文件的建立日期，我把手机弄坏，将视频备份到存储卡内，以待专案组发掘。

在发现这段视频前，尽管现场留下的脚印与林小峰基本符合，扭断脖子的杀人手法也符合林小峰当过兵的经历，可大多数人仅是对林小峰略有怀疑，尚不确信他就是凶手。

视频一出现，大家发现去年的毒杀案是林小峰干的，于是，根据惯性思维，会自然而然地认定这次案子的凶手也是他。

为了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我在工商所检查时，故意在林小峰的抽屉里留下了那个只有他的指纹的药瓶，等着几天后被专案组的人发现。

与此同时，我抽出时间，晚上再次来到水库旁，将林小峰钱包里的合家照、他的手机和王红民的手机放在地上。这几样东西都只带了林小峰自己的指纹，我一怕下雨会冲坏指纹，二怕有人经过时会把手机捡走，所以故意盖上石头，不让人发现，只等着专案组过来。

另一处方面，林小峰的个性也间接帮助了我。他性格内向，很容易让人把他跟极端犯罪者联系到一起。

自从去年国庆期间找过林小峰后，我一直关注着他的一举一动，包括他的网上个性签名。我反复告诫他，绝不能把我们的事告诉任何人，包括他老婆。

他有把柄在我手上，却又不能向旁人吐露心声，想必日夜都活在恐惧和不安中。于是他在微博和个性签名里，都暗中表达了这样一种情绪。这简直帮了我大忙，当专案组在调查中察觉到他前几个月的异常情绪，更会认定他早就在策划这起谋杀案了。

自此以后，林小峰犯罪的证据链已经完整，唯独犯罪动机和犯罪过程尚不清晰，导致专案组难以快速结案，而且我看出，老大仍在犹豫是否应该结案。

我需要案子尽快了结，尽快以林小峰是凶手，杀人后畏罪自杀的结果结案。所以我找到了马党培，告诉他必须赶在年前结案，这样过年期间可以活动一下，年后事情也淡化了，到时问责程度一定低，甚至可以避免问责。

经我的点拨，马党培深表认同，快速开始活动，希望专案组尽早结案。

关于犯罪动机，大家普遍觉得不重要，凶手已死，真正的犯罪动机再也无法知道了。而犯罪过程模糊，我当然不能让专案组弄清楚，于是和马队商量出各种可能，诱使他也认为别克车被装上某辆大货车运走了。

不过，一切都在老大坚持不结案后，发现了别克车消失的秘密而彻底宣告失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