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我回忆我长大成人的过程，首先想起姓颜色的大学生，然后就想到我老婆，最后想起X海鹰。其实这是不对的。如果按顺序排列的话，事件的顺序是这样的：首先是五八年我出现在学校的操场上，看别人大炼钢铁；然后我上了小学，看到一只鸡飞上阳台，被老师称为一只猪；后来上了中学，过了一年后，开始了“文化革命”。我跑回家去帮人打仗，认识了姓颜色的大学生。等到仗打完了之后，姓颜色的大学生下了乡，我又回到了学校，从那里去了豆腐厂；遇到了X海鹰并在那里陷入了困境。我老婆是再以后的事情。这都是我自己的事，在其中包含了成败。大炼钢铁就意味着我要当画家并且画出紫红色的天空；鸡飞上了阳台就意味着我要当发明家扭转乾坤；我想和姓颜色的大学生性交，并且强奸X海鹰。这都是我想干的事，这些事都失败了——我没当成画家，也没有扭转乾坤，和姓颜色的大学生没有干成，和X海鹰仅仅是通奸，但这也是我的失败。如果按和我关系的亲密程度来排列，首先是我老婆，其次是X海鹰，最后是姓颜色的大学生——我连她叫什么都不知道。这些事是人间的安排，不包含任何成败。这样讲来讲去，我就像一只没头苍蝇。事实上也是差不多。

按照现在的常理来说，姓颜色的大学生和我如此熟悉，还差一点发生了性关系，分手的时候她该给我留下通信地址，以便逢年过节时互寄贺卡，但实际上不是这么回事，有几天她没来找我，再过了几天我去打听，才知道她离开了学校，不知上哪儿去了。我后来考上了大学，也没找X海鹰去告别，滋溜一下子就跑了。像这样的事，当时不明白其中的意义。过了这么多年再想起来，发现一切都昭然若揭。在一九六七年，姓颜色的大学生和我分手之前无话可说，正如一九七七年我和X海鹰之间无话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