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非同寻常的投资伙伴关系揭示出，最丰厚的回报属于那些对即时满足的诱惑说不的人

尼克·斯利普（Nick Sleep）小时候梦想成为一名景观设计师，他想让自己设计的公园和公共空间能为人们提供一个远离喧嚣的场所，所以从爱丁堡大学毕业后，他进入了当地一家公司做园林学徒。他说：“我的浪漫设想被与宿舍窗户和停车场有关的无聊工作彻底击碎了。”几个月后，他被解雇了。“那里的工作人员从30个减为了20个，我是被炒鱿鱼的10个人中的一个。”

斯利普是英国人，他想留在爱丁堡工作，因为他和未婚妻塞丽塔（Serita）已在爱丁堡的郊区买了一套小公寓。他说：“所以我四处走了走，看了看爱丁堡有哪些优势行业。”从事信息技术领域的职业似乎是个可行的选择，但他也了解到，爱丁堡在基金管理领域享有盛誉。他读了一本名为《投资信托解释》（Investment Trusts Explained）的书，弄清了投资业务是怎么一回事。这本书激发了他的兴趣，他说：“我喜欢这种感觉，就像在做测智商的题。”

后来斯利普在苏格兰一家小型基金公司找到了一份实习投资分析师的工作，他不太胜任这份工作，因为在大学求学时，他先学的地质学，后转学了地理，没有选股方面的知识储备。他的工作经历也没有证明他从出生起就渴望从事金融业：他曾在哈洛德百货公司（Harrods）工作过；在一家IT公司做过临时工，并获得过一笔参加风帆冲浪赛的赞助费。他长得像电影明星般英俊帅气，说话轻声细语，不适合公司持续低噪音的环境。

尽管如此，他还是幸运地进入了一个十分契合他独特思维的领域。像所有卓越的投资者一样，斯利普从不寻常的角度看待世界，他怀疑这样的习惯源于他少年时在惠灵顿学院的成长经历，这所学校是维多利亚女王创办的一所英国寄宿学校，他是为数不多的住在家里的走读生，这意味着他在学校的生活是“自由自在的”。他甚至能在周末去一家酒吧工作，而他的大多数同学都住在占地400英亩的校园里。他说：“我很早就习惯了与众不同，人群之外的生活很快乐。”

大约20岁时，他被罗伯特·梅纳德·波西格（Robert Pirsig）所著的《禅与摩托车维修艺术》（Zen and the Art of Motorcycle Maintenance: An Inquiry into Values）一书迷住了。这本教程式的回忆录之前曾被121家出版商拒过稿，它的主题是奇特而巧妙的冥想，旨在教导人们过“高质量”的生活。波西格赞扬那些注重自己行为和决策质量的人，即使是最平凡的工作也能磨炼人，能反映出人内在的特质，如耐心、正直、理性和安静等。他写道，无论你是在修椅子、缝衣服，还是在磨菜刀，你都可以做得“很漂亮”，或是“很丑陋”。

在波西格看来，摩托车维修为如何超凡地生活和工作提供了良好的启示。他写道：“你要面对的真正的机器是你自己。你的内在和外在并不是分离的，它们会亲近或者远离高质量。”

正如你能想象到的，华尔街大多数雄心勃勃的奋斗者对与摩托车有关的神秘言论没什么耐心，但波西格对深情、道德、理智、诚实的生活方式的憧憬引起了斯利普深深的共鸣，也影响了他的投资风格。他在一封邮件中谈到波西格对他的长期影响时说：“你真的想高质量地完成每件事，因为那样你内心才能感到满足与平静。”

但就投资而言，这意味着什么呢？2001年斯利普和他的朋友凯伊斯·“扎克”·扎卡里亚（Qais“Zak”Zakaria）创建了一只名为游牧者合伙投资（Nomad Investment Partnership）的基金，他们把这只基金视为一个实验室，测试如何“高质量”地投资、思考和行为。在一封致股东的雄辩而有趣的信中，深思熟虑的斯利普写道：“游牧者对我们的意义远不止管理一只基金那么简单……管理它就如同一次理性的、形而上学的、近乎精神上的旅行（没有沙漠和骆驼，尽管扎克可能更喜欢它们）。”

若非他们特殊的实验取得了惊人的结果，这一切都不会有什么影响。13年来，游牧者的收益率为921.1%，摩根士丹利资本国际（MSCI）世界指数的为116.9%[这些数字扣除了游牧者的业绩费用。该基金扣除费用之前的年化收益率为20.8%，扣除费用后的年化收益率为18.4%，MSCI世界指数扣除费用后的年化收益率为6.5%。]。换句话说，他们的基金收益率比基准指数高出了800多个百分点。也就是说，投资于该指数的100万美元在13年后会增加为217万美元，而投资于游牧者的100万美元则会飙升至1021万美元。

2014年，斯利普和扎卡里亚返还了股东的资金，并以45岁的年龄从基金经理的岗位上退休。自那以后，他们同样非常成功地管理了自己的财富。在退休后的头5年里，他们的财富增长了近两倍。斯利普一向对传统的观念漠不关心，他几乎把所有的资金都投在了3只股票上。有时，他和扎卡里亚对一只股票的投资额占他们资金总额的70%。

业内很少有投资者享有如此高的评价。自称钦佩“完全独立”和“思维清晰”之人的比尔·米勒把资金投给了游牧者；盖伊·斯皮尔是斯利普的朋友，他把斯利普视为投资界思想最深刻的人之一。当我问莫尼什·帕伯莱该采访哪些投资者时，他对我说：“尼克·斯利普是个例外。他研究问题时很深入，他的投资集中度很高。你不妨试试采访他……他会是个迷人的采访对象，但他可能不会接受采访，因为他是个非常低调隐秘的人。”

事实上，斯利普和扎卡里亚的神秘之处部分在于，他们总是低调地谋发展。他们对基金营销的兴趣微乎其微，对自吹自擂更无兴趣，因此，他们的事迹从未被宣扬过，但在过去的几年里，我多次采访过斯利普。然后，在2018年的秋天，我和他及扎卡里亚在他们位于伦敦国王路的办公室里畅谈了一下午。他们的办公室很亮堂，我们聊的话题非常随意，气氛欢快。扎卡里亚甚至没有办公桌，他更喜欢坐在一把带扶手的毛绒皮革椅子上工作。这把椅子面向一面墙，墙上挂着他们的养蜂人套装。就在那里，即所谓的“银河总部”，他们回顾了他们的“资本主义历险记”。

听完他们的讲述，我仿佛听了一个好人获胜的振奋人心的故事，也是一个投资者以自律和耐心抵制了即时满足的诱惑、进而取得非凡成就的故事。在短期思维盛行的高速发展时代，推迟获得回报的能力是取得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不仅在市场上是如此，在生意和生活中亦是如此。

建在沙土上的房子

扎卡里亚和斯利普一样，做梦也没想到有朝一日会在华尔街工作。他说：“老实说，我很想做别的事情，如果父母允许的话，我想成为一名气象学家，我觉得气象工作很有趣。我以前总是看天气预报，还自己预报天气，我父母认为我这样做很愚蠢。”

扎卡里亚于1969年出生在伊拉克一个相对优渥的家庭。他的父亲在伊拉克中央银行工作，母亲在巴格达大学讲授营养学，但那是一个充满政治阴谋和暴力的危险时期。“我们遭到了清洗。”扎卡里亚说。他的家人逃走了，留下了一切家当。1972年，一家天主教慈善机构帮助他的父母在英国找到了一处避难所，他们将在那里抚养3个孩子。“他们在那里安顿了下来，一无所有。”扎卡里亚说，“除了一辆橙色的沃尔沃什么也没有，那还是土耳其的某个人送给他们的。”

他父亲四处求职，最终找到了一份初级会计师的工作，后来一路高升，最终创业，开始向伊拉克出口机械。他父母希望他能加入公司，以便为将来接班做准备，同时也能帮助他们对抗生活中的不确定性。“钱对他们来说非常重要。”他说，“财富的积累，不一定是花钱，事关安全和地位。”1987年，扎卡里亚前往剑桥大学学习数学。一切似乎都处在正确的轨道上，但就在那一年，他的父亲破产了。

事后得知，他的父亲借钱在股市做投机交易。他交易了受追捧的热门股，中了卑鄙的推销员的金字塔计划圈套。扎卡里亚说，“股票经纪人根据金字塔上的顺序推荐股票，你投入的资金越多，你从金字塔中得到的收益就越高。我父亲从未得到过足够高的收益。当这个计划失败时，他失去了一切。”家里负债累累，出口生意终止。

父亲的经历让他对投资业务产生了极坏的印象。“我父亲在他了解的业务上赚了钱，而在他不了解的业务上赔了钱，他被非常卑鄙的人带到了破产的境地。”这些记忆使扎卡里亚对那些推销快速致富计划的人以及华尔街的“赌场”充满了怀疑。

1990年，扎卡里亚从剑桥大学毕业，之后他顺理成章地进入了投资领域。家族企业不再是一种选择，他也不能像兄弟姐妹那样成为医生，因为他晕血；父母也不允许他从事气象工作，他们认为那是蠢人干的工作。于是，他在香港找了份工作，成了亚洲领先的资产管理公司怡富公司（Jardine Fleming）的股票分析师。他的工作顺风顺水，一直到1996年。当时他的上司，一位炙手可热的基金经理，被指控暗地里将成功的交易分配至自己的账户，攫取了客户本应获得的利润。这位基金经理遭到了解雇，还被罚了数百万美元。由于公司名誉扫地，不得不进行重组。扎卡里亚也被炒鱿鱼了。

“我给几个朋友打了电话，问他们：‘有什么我可以做的工作吗？我什么工作都愿意做。’”一位在德意志银行从事股票经纪业务的朋友发了慈悲，给了他一份站在卖方立场分析亚洲股票的工作。这对他可谓莫大的讽刺，但事实就是这么残酷。扎卡里亚不信任销售人员尤其是股票经纪人，但此时他要通过向银行的机构客户兜售股票建议来获得收入。“这份工作我做了4年，简直如在地狱一般。”他说，“我不是一个容易听信他人的建议买东西的人，我也不能把股票建议兜售给任何人。”

德意志银行的工作为扎卡里亚提供了华尔街式的速成训练。他说：“这是非常糟糕的工作场所。”随之而来的还有道德上的妥协。“我的好朋友也是我的上司，他对我说，‘即使你认为这样做是错的，你也绝对不能劝人不做他们想做的事情，让他们做吧，因为他们永远不会感谢你。’我想，这是一种可怕的生活方式，太糟糕了！我的意思是，当你认为他们做错了时，你就应该告诉他们。”扎卡里亚说，他太不适合这份工作了，如果没有上司“罩着”他，他一个月内就可能被解雇了。不过，值得欣慰的是，他遇到了尼克·斯利普。

斯利普回到爱丁堡从事第一份投资工作3年后，转投金融服务业巨头加拿大永明有限公司（Sun Life）做投资分析师，这家公司有数万名员工。他说：“我讨厌在那里工作，一旦你在一家充满活力的公司里工作过，你就很难在沉闷和无聊的大公司里工作了。”几个月后他辞职了，1995年他进入了马拉松资产管理公司（Marathon Asset Management），此后他在该公司工作了十多年。这是一家生机勃勃、飞速发展的伦敦投资公司，颇有雄心壮志，“试图战胜大型企业”。

斯利普的导师杰里米·霍斯金（Jeremy Hosking）是马拉松资产管理公司的联合创始人，他是个英国怪人，喜好收集老式蒸汽机。“他天生就是批评传统信仰的人。”斯利普说，“他喜欢购买他能找到的最受他人鄙视的资产……他喜欢争论，喜欢挑战困难。”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时，霍斯金和斯利普一直在低迷的东南亚市场寻找廉价股。随着亚洲经济奇迹转变为灾难，其他人似乎都想离开这里，但马拉松资产管理公司的男子汉们却独具慧眼，他们在一家亚洲经纪公司里发现了与众不同的扎卡里亚。

斯利普和扎卡里亚会定期会面，讨论他们在新加坡、中国香港和菲律宾等地发现的疯狂交易。大多数经纪人关注的是易于出售的热门资产，但扎卡里亚对折扣惊人的廉价股十分着迷。斯利普说：“扎克是一位廉价股经纪人，对他有吸引力的股票也对我们有吸引力，但其他任何人都不看好这些股票，认为它们没有商业价值，因此不会买入。”马拉松资产管理公司看中的正是扎卡里亚的“鉴宝”能力。霍斯金对扎卡里亚说：“当你无法将股票出售给其他人时，请向我们致电。”

在经济奇迹年代，投资者对亚洲如此乐观，以至于他们愿意以3倍于资产置换成本的价格买入股票，而在危机期间，投资者可以以资产重置成本的四分之一买入这些股票。马拉松资产管理公司在东南亚陆续投入了约5亿美元，仅不到一年时间，亚洲经济开始反弹，该公司大赚了一笔。扎卡里亚功不可没，斯利普说：“他正是我们在亚洲危机时期所需要的分析师。他虽然是投资银行的推销员，但他并没有真正地从事推销工作，他没有卖掉银行想让他卖掉的股票。”扎卡里亚逆流而动（有点绝望地）的意识即将增强。

如果你是一位讽刺小说家，想写关于华尔街的糟糕故事，那么你可能会选择一个贪婪的黄金时代，例如1999年底和2000年初，当时的科技股和互联网股热潮使银行家、经纪人、基金经理和定投者都陷入了癫狂状态，数以百万计的人都渴望着一夜暴富，生怕错过了大好的发财机会。

德意志银行及其竞争对手以过高的估值将一些不完善的公司上市，从中获得了丰厚的收益，有人对这些公司能否存在下去提出了疑问，但遭到了它们的无视。据说信誉卓著的经纪公司的分析师们充当了无耻的股票发起人[美林（Merrill Lynch）的研究部门尤其见利忘义，它把自己定位为一支帮助公司吸引有利可图的投行客户的啦啦队。美林的明星互联网分析师亨利·布洛吉特（Henry Blodget）为那些被他私下里骂为“垃圾”“狗屎”和“分崩离析”的公司发布了买入建议。2003年，监管机构对布洛吉特处以400万美元的罚款，并永久禁止他进入证券业。我写这些并不是想把他拉出来单独批判，而是想让大家感受一下那个癫狂时期的氛围，并警示大家，要对华尔街强烈兜售的一切东西永远保持警惕。]。像扎卡里亚这样的经纪人被要求将这些垃圾股卖给对价格一无所知或梦想着在狂潮消退之前快速致富的投资者。这是十足的赌场做法，但扎卡里亚拒绝这么做。“这些IPO都是非常糟糕的，而且我告诉人们，它们糟糕透顶了。当然，我卖不出任何股票，结果很惨。”

令他刻骨铭心的一笔交易涉及中国台湾一家名为和信超媒体（GigaMedia Ltd）的科技创业公司，该公司成立不到两年的时间，盈利遥遥无期。高盛和德意志银行不顾事实，决定在2000年2月泡沫最严重的时候在纳斯达克公开发行该公司的股票。扎卡里亚说，他的一位同事（“销售员的完美典范”）在巴黎给一位基金经理打电话时说：“我认为您应该买进这只股票。”这位基金经理下了一笔1.5亿美元的订单，但问题是，这一额度超出了他的基金资产总额，不过，似乎没人在意这一点，一切都是游戏。这位基金经理以为，银行会向他发放购买这只股票所需的贷款，而且该股票的价格将飙升。

不出所料，和信超媒体的股价在IPO当天从27美元飙升至了88美元，让“这条赔钱的小鱼”的估值超过了40亿美元，但一切都是幻觉。几周之后，互联网泡沫破灭，和信超媒体的股票暴跌了98%。

在扎卡里亚看来，不理性、不顾事实和不管谁受伤害，都要不惜一切代价迅速赚钱的意愿导致了这样的结果。他说：“我非常焦虑，我需要一些能让我感到踏实的东西，我在德意志银行的日子对我的身体损伤太大了，因为做股票经纪人让我感觉很不踏实。早上出门时，你不知道这一天将会怎样度过，你的客户会喜欢你还是会讨厌你，你的老板会不会解雇你。一切都很不稳定。”

马拉松资产管理公司拯救了他。2000年4月，当网络宠儿们纷纷跌落神坛时，扎卡里亚逃离了德意志银行。他加入了马拉松资产管理公司担任分析师，并开始在伦敦工作，成了斯利普的同事。5月，他们俩一起前往奥马哈参加了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的股东年度大会。“感觉太棒了。”扎卡里亚说。沃伦·巴菲特和查理·芒格在大会上谈到了他们打算持股数十年的公司，他们没有选择IPO，也不打算以他人受损为代价让自己的腰包变得鼓起来。“哦，天哪，”扎卡里亚说，“他们没想赌博，他们真正地考虑了企业！”

斯利普此前一直在劝说他的老板们让他推出一只投资比较集中的基金，他想效仿巴菲特的做法操作这只基金。巴菲特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他眼里，巴菲特就是高质量的化身。巴菲特对企业的深谋远虑，尤其是他对待伯克希尔股东的方式，还有巴菲特只领10万美元的微薄年薪等，都让他深为折服。斯利普说，一个极端是，“巴菲特尽可能地按原则行事”，另一个极端是，“营销驱动的公司可能兜售投资基金，也可能兜售汽车或洗衣机……他们不在乎客户”。

2001年，当老板们同意他推出游牧者合伙投资基金时，他请求扎卡里亚与他一同担任该基金的经理。“显然，我们打算做点与众不同的事情。”事实上，从一开始，他们就打算摒弃投资行业内那些“罪恶和愚蠢”的做法。“我们想证明另一种投资和行为方式是行得通的。”斯利普说，“我们不必做华尔街那些乌七八糟的事情。”

从不在意胡言乱语[你可能想知道这个词的起源或意义，它源自1977年英国朋克乐队性手枪发行的一张专辑《别介意胡言乱语，性手枪在此》（Never Mind the Bollocks，Here’s the Sex Pistols）。“胡言乱语”（bollocks）——英国人对睾丸的一种称呼——是极具冒犯性的一个词，许多商店都拒绝出售这张专辑。但是《牛津英语词典》（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上说，这个词至少从13世纪就开始被使用了。有一位专家指出，该词甚至出现在了《圣经》的早期译本中。这场争论推动了理查德·布兰森（Richard Branson）的事业发展，因为这张专辑是他的维珍唱片公司（Virgin Records）发行的。]

斯利普和扎卡里亚无意建立一只收费高昂、规模庞大的基金，他们也不想以市场大师的身份出现在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CNBC）或登上《福布斯》杂志的封面。他们不想给自己买城堡、飞机或游艇，他们的目标很简单，他们想创造卓越的长期回报。

具体来说，他们的目标是把游牧者合伙投资基金的资产净值提高10倍。斯利普有3个女儿和一个教子，他是这样向孩子们描述这一目标的：如果孩子们问他：“你们在战争中做了什么？”他想回答说：“我们把一磅变成了十磅。”

任何想要获得巨额回报的人都应该好好研究一下斯利普和扎卡里亚选择投资目标的方法，同样重要的是，应该研究一下他们忽略了什么。斯利普引用了哲学家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的这句话：“聪明之道无他，学会忽略一些事情而已。”他和扎卡里亚拒绝采用一系列标准的做法。“我们只是摆脱了我们不喜欢的东西。”斯利普说，“我们是新手，没什么经验。”

首先，他们忽略了所有可能让投资者分心的短时信息。斯利普指出，信息与食物一样，都有保质期，但有的特别容易腐烂，有的保质期则很长。保质期是很有价值的筛选标准。

例如，2020年5月，当我再次与斯利普和扎卡里亚交谈时，财经新闻里充斥着新冠疫情对消费者支出、企业利润、失业率、利率和资产价格的短期影响的猜测。英国《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里的一篇文章甚至讨论了美国经济复苏的轨迹是像字母F、U、W、L，还是像耐克的标志。在斯利普和扎卡里亚看来，这些转瞬即逝的新闻报道都是每日市场“肥皂剧”的一部分，过于肤浅、短命、不可靠，因此不能吸引他们的注意力。既然无法预测接下来的经济状况，为什么要把精力浪费在这些不可知的事情上呢？

同样，他们也不理会从华尔街涌现出的大量短期金融数据和建议。经纪公司有刺激投资者进行交易的动机，它们对数千家公司下一季的每股收益做出了不可靠的估计。斯利普将渴求这些信息的人称为“季度每股收益瘾君子”，这些信息会在12周后变得“一文不值”。在他看来，无论是最新的经济数据，还是一家公司的业绩超出了分析师预期的琐碎消息，“短期持股人群”都会不断地对“虚假刺激”做出反应。“你要有信心，不要相信那些胡言乱语，不要听它们。”

摆脱这种困境的一个切实可行的方法是，不看华尔街公布的所有卖方研究。“我们把它们堆起来。”扎卡里亚说，“大概一个月后才开始翻看它们，边翻看边想，‘如此无聊’，所有研究都会被扔进垃圾箱……它们真的只是流言蜚语和胡言乱语，一想到没有参考它们我们就很高兴。”斯利普和扎卡里亚直言不讳地告诉股票经纪人，向他们打电话推销股票是徒劳的，因为他们会根据自己的研究得出独立的结论。

为了摆脱市场的日常运作产生的不良影响，他们还尽量减少了对彭博终端的使用。基金经理们常常紧盯着墙上的4个显示屏，屏上显示的是实时数据和财务新闻。彭博的这些显示屏年租金约为2.4万美元，在专业的投资者眼中，它们是地位的象征，但斯利普和扎卡里亚将他们唯一的显示屏安装在了一张矮桌上，旁边没放椅子。“我们就是想让人在看显示屏的时候感到不舒服。”扎卡里亚说，“尼克想把它放在一张矮桌上，这样，你坚持不了5分钟就会说，‘噢，我的背疼死了，你继续看吧。’”

芝加哥一只对冲基金的经理帕特·多西（Pat Dorsey）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投资者最好不要在办公室里安装电视和彭博终端。”他曾对我说，“我必须走50英尺远的路才能看到股票价格或者查看有关我们投资组合的消息，这样的安排很好，因为它们太诱人了，就像着了魔地查看电子邮件一样，你会有点不由自主，但我们都知道，这样做完全是在浪费时间。”

在奖励即时获取无限多信息的文化中，这种刻意断开联系的做法似乎是不合情理的，但斯利普和扎卡里亚不认同这种标准的游戏规则，他们不愿意持续地收集数据，并把宝押在近期数据漂亮的股票上。他们想安安静静地思考，不愿受斯利普所称的“猜来猜去”的信息的干扰。

忽略掉大多数同行重视的东西需要非凡的信念，但一旦他们决定远离华尔街的喧嚣，他们就如释重负了。“就像有一个声音一直回荡在你的脑海里。”斯利普说，“别再听它了，你会过得很好。”那他们怎么打发时间呢？“我们看年报，直到筋疲力尽，我们尽可能走访每一家公司，直到我们厌烦了为止。”斯利普每年出行多次，以至于他护照的每一页都被填满了，不得不换了一本新的。

斯利普和扎卡里亚分析公司和会见CEO时，非常重视长“保质期”的见解。他们试图弄清这些问题：在10年或20年内，这家企业想完成什么目标？为了提高实现目标的概率，管理层现在必须做些什么？又有哪些因素可能阻止这家公司实现如此喜人的目标呢？他们把这种思维方式称为“目标分析法”。

华尔街的人往往关注短期结果，他们喜欢问这些问题：公司未来3个月的利润是多少？股票12个月的目标价是多少？斯利普和扎卡里亚关注的却是企业为发挥其潜能需要投入什么。例如，他们想知道，公司能否通过提供优质的产品、低廉的价格和高效的服务来增进与客户的关系？CEO是否为提高公司的长期价值合理地配置了资本？公司是否向员工支付了低工资、虐待了供应商、辜负了客户的信任，或从事了任何其他可能危及其最终成就的短视行为？

值得注意的是，在生活的其他领域，目标分析法也是很方便实用的工具。比如说，如果你的目标是在年老时保持身体健康，你可能会问自己，为提高实现目标的概率，你现在需要投入什么（营养、锻炼、减压、体检等方面）。如果你想被家人和朋友们缅怀，你可以想象他们正在参加你的葬礼，你问他们，现在的你需要如何做，他们才会特别怀念与你在一起的岁月。重视目标的理念对斯利普和扎卡里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斯利普说：“当你80岁时，回首过去，想想你公平地对待了客户，认真地工作了一辈子，理智地做了慈善，而不是拥有4栋房子和一架飞机，你会是什么感觉？”

由于他们是两只意外进入了投资行业的“鸭子”——一位是受挫的景观设计师，一位是不得志的气象学家，他们自然而然地想走不同寻常的路。因为在很长的时间里不是业内人士，他们对一切都提出了质疑，最重要的是，他们永远不能接受这一在业内不言而喻的信念：自己的利益胜过客户的。因此，游牧者的收费计划异乎寻常地公平。斯利普和扎卡里亚只收取能够弥补成本的低费用，而不是惯常的1%或2%的资产管理费。当基金的年化收益率高于6%时，他们还会获得超额收益的20%，但是，如果基金的业绩不佳，他们根本不会收取任何费用。

几年后，他们做出了看似更不利于自己的决定：如果游牧者之后的收益率不能达到6%的门槛值，他们将向股东退还之前收取的部分费用。“我们非常喜欢这一想法：我们不会收一大笔钱，”扎卡里亚说，“我们不会像其他人那样做，他们的行为像强盗。”

他们的态度受到了《禅与摩托车维修艺术》一书的影响，斯利普认识扎卡里亚不久后就向他推荐了这本书。该书增强了他们抵制任何看似自私或欺骗的低质量行为的决心。“对事物的快速拒绝使生活变得非常简单了。”扎卡里亚说，“一切都是为了质量……钱是次要的，更重要的是做好工作，做高质量的工作，做正确的事情。我不认为我们做出决策是为了以下这些事情——”

“把钱装进我们的腰包，绝对不是。”斯利普说出了扎卡里亚的想法。

“我们所做的可能会引发争论。”扎卡里亚说，“你想建立一家不以赚钱为目的的投资机构吗？我们只是想把每件事都做对。”

众所周知，大多数投资公司的首要任务是确保利润最大化，这就导致了明显的利益冲突。例如，它们经常通过销售价格过高、回报率低的产品来实现繁荣；它们还极其重视扩大资产管理规模，因为这样做能收取较多的费用，进而增加工资和奖金。随着资产规模的扩大，投资回报率往往会降低，这已不是什么秘密了。但是，基金经理们通常会抵制关闭超大规模的基金、不再接受新投资这一合理的解决方案。正如厄普顿·辛克莱（Upton Sinclair）所写的：“当一个人的薪水取决于他不理解的事物时，要让他理解该事物是何等困难！”

相比之下，游牧者基金从一开始就被视为实现投资者回报最大化而非资产最大化的工具。“我们信奉不同的道德理念。”斯利普说，“如果你想从事资产募集业务，你会有销售人员、合规人员、客户管控人员，会带有官僚作风，企业会变成一台复杂的大机器。如果你想获得复利、想取得良好的投资业绩，你就不需要这些……我们只是专注于挑选优质股，我们认为其他一切都无关紧要。”

首先，他们认为销售和市场营销是干扰因素。他们几乎从不接受媒体采访；他们不在乎潜在客户的投资额是多还是少，因为他们的首要任务从来不是打造最赚钱的商业企业。他们还明确表示，当游牧者的规模妨碍了其业绩时，他们会把资金返还给现有股东，并拒绝新的投资者加入。从2004年开始，他们多次关闭了该基金，禁止了新的认购。当时他们管理的资产规模大约为1亿美元，按行业标准来看，这个数字是微不足道的。只有当他们找到了可以部署更多资金的好时机时，他们才会重新开放认购。

他们也会拒绝那些看起来不合适或烦人的投资者，而不管这些投资者有多财大气粗。扎卡里亚笑着回忆起了与某个团队之间举行的一次滑稽可笑的会谈，这个团队管理着10亿美元的资产，这些资产属于食品包装公司利乐（Tetra Pak）的继承人。这些财务顾问要求获得游牧者的独家股票研究报告，把这作为他们投资游牧者基金的条件。扎卡里亚说，气氛变得“越来越僵”，斯利普双臂交叉，双腿交叉，显得越来越不耐烦了。15分钟后，斯利普和扎卡里亚就请来访者走人了。

投资游牧者基金的人还需要签署一份文件，确认其投资时间不得短于5年。“我希望他们从心底里把游牧者与其他投资产品区别看待。”斯利普说，“我们经营的不是另一只该死的对冲基金……我们的投资方式完全不同。”

事实上，游牧者拒绝采用对冲基金业司空见惯的冲短期业绩、快速致富的策略，这些策略被斯利普称为“投资伟哥”（investment Viagras）。例如，游牧者从不使用杠杆，从不做空股票，从不投机期权或期货，从不对宏观经济进行押注，从不因最新消息而进行过度交易，从未涉足过里昂（LYONs）和普里德斯（PRIDEs）等名字颇具男子汉气概的异国金融工具。相反，斯利普和扎卡里亚玩的是“漫长而简单的游戏”，其中包括购买一些他们深入研究过的股票并长期持有。

他们不紧不慢、耐心、深思熟虑的投资策略是如此地反文化，以至于听起来有些古怪。这些年来，投资者的持股时间急剧缩短。当先锋基金的创始人约翰·博格于1951年进入投资行业时，共同基金持股的平均时间为6年左右，到了2000年，这个数字已缩减为一年左右，博格因此发出警告说：“愚蠢的短期投机已经取代了明智的长期投资。”2006年，斯利普在致股东的信中说，游牧者的股票平均持有时长是7年，而其他投资者持有游牧者投资组合中美国公司股票（伯克希尔·哈撒韦的除外）的平均时间只有51天。

斯利普和扎卡里亚对这种趋向短期主义的转变感到震惊。“我们一辈子都搞不懂投资者为什么每隔几个月就会换股，这对整个社会有什么好处呢？”斯利普写道：“当投资者总是在改变主意时，这个社会的基本架构就会被打破。”游牧者将通过迥然不同的方法取得成功。斯利普说：“《圣经》有云，你想把房子建在岩石上而不是沙土上，你想建造持久坚固的房子。”[斯利普相信“与教派无关的仁慈”，他说：“我不知道上帝是否存在，但如果把‘上帝’一词改成‘美好’，那么我完全相信它……对我而言，有美好存在就足够了，我相信美好的事物越来越多。”]

建在岩石上的房子

斯利普和扎卡里亚之所以将他们的基金命名为游牧者是因为，他们愿意在任何地方寻找有价值的投资标的，他们不打算复制某个指数或以指数为基础取得良好的业绩，他们想不受任何人制约地追求卓越的绝对回报，想在世界上最不受欢迎的角落进行“寻宝”。

该基金于2001年9月10日（“9·11”事件前一天）开始交易，当时由于投资者面临着恐怖主义、战争和经济混乱等威胁，市场遭受了重创。更令人沮丧的是，许多投资者还没有从科技泡沫破裂的冲击中走出来。斯利普和扎卡里亚在动荡中瞄准了暂时低迷的企业大胆投资，而其他投资者却不敢轻举妄动，因为未来看似特别不稳定。

在菲律宾，他们投资了全国最大的水泥生产商联合水泥公司（Union Cement），此前该公司的股价从30美分暴跌至不足2美分。投资者普遍不看好该公司，以至于市场对它的估价为其资产重置成本的四分之一。在泰国，他们投资了一家报纸出版商《民意报》（Matichon）。该公司股票从12美元跌至了1美元，其交易价格是营业收入的0.75倍，而其价值大约是交易价格的3倍。在美国，他们买入了朗讯科技（Lucent Technologies）的优先股。朗讯科技是一家陷入困境的明星电信公司，当时其市值缩水了98%。这些都是经典的“雪茄烟蒂”——虽称不上最优秀的企业，但价格非常便宜。由于从这些投机性的投资中获得了丰厚的回报，到了2003年底，游牧者的资产净值翻了一番。

随着担忧情绪的消退和市场的复苏，廉价股的供应减少了，于是，斯利普和扎卡里亚冒险来到了仅存的几处洼地。2004年，他们从南非进入了津巴布韦。在罗伯特·穆加贝（Robert Mugabe）的统治下，津巴布韦的经济因腐败、货币崩溃、许多私有农场国有化以及成群结队的抢劫者出没而陷入瘫痪。斯利普和扎卡里亚大胆买入了4只津巴布韦股，实际上它们都是垄断企业的股票，交易价格极低。其中的志美公司（Zimcem）是一家水泥生产商，在哈拉雷（Harare）的证券交易所以其资产重置成本的70%出售。

在致游牧者投资者的信中，斯利普提到了这个令人厌恶的市场具有的异乎寻常的吸引力，他说：“客户讨厌它，合规人员讨厌它，顾问讨厌它，市场营销人员讨厌它。投资机会很少，没有被纳入基准……非常完美！”

有一段时间，由于津巴布韦证券交易所完全停止交易，游牧者对其一篮子投资股票的估值为零。即使现在，该国的经济仍然深陷泥淖之中。尽管如此，当游牧者于2013年售出最后一批津巴布韦股票时，这些股票的价格已经上涨了3到8倍。作为纪念，斯利普和扎卡里亚送给了每位股东一张价值100万亿津巴布韦元的钞票，它是该国政府在恶性通货膨胀最严重的时候发行的，毫无价值，如同废纸。

考虑到当时的机会，游牧者投资以低价出售的企业是合理的，但这种策略有一个缺陷：当这类股票的价格反弹、变得不再便宜时，他们不得不卖掉它们，并寻找新的便宜股。但是，当他们试图重新分配资金时，如果没有特别合适的企业在售呢？对于这种再投资风险，一个明显的解决方案是购买并长期持有优质企业的股票，这样更有可能在未来多年内持续获利。

后一种策略源于一次代价高昂的失误。2002年，游牧者完成了自成立以来金额最大的一笔押注，它投资了负债累累的英国公交运营商捷达公司（Stagecoach）。该公司在海外扩张业务时，因目标定得过高而失败，导致其股价从2.85英镑暴跌至了14便士，但斯利普和扎卡里亚估计，该公司的股票应该值60便士。他们认为，在创始人的带领下，该公司应该能转危为安。创始人做过公共汽车售票员，后因管理公司有方，成了英国最富有的人之一。公司陷入危机后，他从半退休的状态复出。他整顿了企业，精简了业务，一度被忽视的摇钱树——在英国的巴士业务，再度得到了重视。创始人的策略很奏效。后来，斯利普和扎卡里亚以90便士左右的价格套现，获得了6倍的收益，但捷达的经营比他们预想的还要好，到了2007年末，其股票暴涨至了3.68英镑。“我们觉得自己太差劲了。”斯利普说，“我们受到了思维的束缚，我们看走眼了。”

斯利普和扎卡里亚开始寻找其他由具有远见卓识的管理者经营的企业，他们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持有这些企业的股票能不断积累财富。斯利普说：“如果管理者能理性思考，目光长远，你可以把资本配置决策交给他们做，你自己就不必再买卖股票了。”他们也开始思考哪些特征能解释公司的成功保质期异常长的原因，最终他们得出了一个很有启发性的结论：有一种商业模式可能比其他模式更强大，他们把它称为共享的规模经济（scale economies shared）。

让他们对这种模式产生兴趣的是开市客批发公司（Costco Wholesale），这是一家美国折扣零售商，具有他们想要寻找的企业的一切特质。2002年，由于投资者担心该公司的利润率低，其股价从55美元跌至了30美元，但斯利普和扎卡里亚开始投资该公司，因为他们发现，开市客一门心思为顾客提供价值，这一做法的意义被市场低估了。当时，客户每年支付45美元的会员费就可以进入装满高质量产品的仓库，以尽可能低的价格购买它们。开市客对其商品的加价幅度不超过成本价的15%，而一家普通的超市可能会加价30%。会员们没有必要到别处去淘便宜货了，因为开市客对他们非常公平。该公司本可以通过提价来提高利润率，但这样做会有损会员对它的信任。

在华尔街的怀疑者看来，开市客的这种慷慨似乎是软弱、缺乏竞争力的表现，其做法相当于搞集体主义那一套，但斯利普和扎卡里亚看到了该公司这么做的长期合理性。回头客在不断增加，而且他们在开市客的其他商店里花费了更多的钱，这给公司带来了巨额的收入。随着公司的发展，它与供应商在谈判后达成了更有利的协议，并且不断压低了采购成本。随后公司进一步降价，与消费者分享了规模经济的好处。据斯利普和扎卡里亚估计，开市客每赚取1美元，其会员就能节省5美元。这种自我约束政策的结果是形成了一种良性循环，总结起来就是：“收入增加利于扩大规模，规模扩大促进成本降低，成本降低导致价格降低，价格降低导致收入增加。”

大多数成功的大公司最终都会陷入平庸，但开市客愿意与客户分享其规模扩大带来的好处，这意味着规模已成为了它的一大优势，而非负担，这样一来，与其他利润率更高的竞争对手相比，它的优势扩大了。成立于1983年的开市客通过回馈会员不断发展壮大，它没有攫取所有的战利品，它的低利润率恰恰反映了它的耐心而不是软弱。斯利普在致游牧者基金投资者的信中解释说：“该公司为了延长特许经营权的有效期推迟了利润的获取，华尔街的人当然喜欢现在就获得利润，但那只是因为他们痴迷于短期结果。”

斯利普和扎卡里亚对开市客的尊敬与日俱增，他们的投资额也在不断增加。到2005年，他们对该公司的投资额占游牧者基金资产额的六分之一，如今，它仍然是他们的个人投资组合中重要的资产之一。在他们持有这只股票的18年里，其价格也从30美元涨到了380美元，同时还收获了丰厚的股息。不过，考虑到开市客有可能继续朝着理想的目标前进，他们近期没有出售这只股票的打算。

斯利普和扎卡里亚不频繁交易的一个好处是，他们有时间阅读、思考和深入讨论学到的知识。斯利普思维敏捷，可轻松地在不同的学科间跳跃，从中发现共有的主题和规律，从商业史到宗教，从神经科学到体育等，而扎卡里亚（斯利普称他“非常聪明”）虽然思考问题的广度不够，但很深入。他们经常讨论的一个问题是，哪种商业模式最有效。他们会把有效的商业模式名单列在办公室的白板上。他们在反复讨论后得出的结论是，就促进企业长寿而言，没有哪种模式比得上规模经济。

当他们研究沃尔玛公司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年报时，他们意识到，该公司与开市客有许多共同之处。同样，戴尔电脑、西南航空和特易购（Tesco）等长期以来的赢家也走了类似的道路。这些效率极高的公司将成本保持在较低的水平，并将大部分节省下来的支出回馈给了消费者，而消费者又通过多次购买它们的产品回报了它们。

同样，盖可保险（GEICO）和内布拉斯加州家具商场（Nebraska Furniture Mart）这两家巴菲特最喜欢的企业也是在发展的过程中不断降低了成本，为客户节省了大量资金，进而逐步扩大了竞争优势。一个世纪前，亨利·福特（Henry Ford）也曾使用过类似的策略，他的公司利用流水线生产的优势，将T型车的价格从1908年的850美元降到了1925年的不足300美元。“所以说，这不是新商业模式。”斯利普说，“但运用这种模式确实需要宗教般的热情。”

这类公司的文化通常是由具有远见卓识的创始人而非雇员塑造的，他们往往重视微小的细节、客户体验的改善，在经济繁荣时期也重视降低成本，而且，即使当前面临着公布强劲数据的外部压力，他们也会为遥远的未来进行投资。斯利普说：“他们都是非常反传统的。”这些传奇人物包括沃尔玛的山姆·沃尔顿、开市客的吉姆·西格尔（Jim Sinegal）、西南航空的赫伯·凯莱赫（Herb Kelleher）和内布拉斯加州家具市场的罗斯·布卢姆金（Rose Blumkin）。布卢姆金是俄罗斯移民，从6岁起一直工作到了她过完100周岁的生日，她忠实地遵循三大原则：“价廉、说实话、不欺骗任何人”，一手打造了美国规模最大的家居用品企业。

一旦斯利普和扎卡里亚明白了这一商业模式的神奇之处，他们就把它作为了基金投资的首要关注点。“雪茄烟蒂”对他们的吸引力减弱了，他们把注意力转移到少数几家能与客户共享规模经济优势的公司身上了。他们敏锐地意识到，人一生中发现真理的机会何其少，但他们清楚，这次他们发现了一个。“这是你一生中发现的最出色的想法了。”斯利普说，“它将主导一切，因为你将来不可能得到很多这样的见解了，其他的想法都有点次，不是吗？它们适用的时间短暂，作用也不大。”

斯利普和扎卡里亚在他们的投资组合中加入了具有这类特征的公司，他们把游牧者15%的资金投给了英国在线时尚零售商ASOS，这家公司的成本比传统的实体店更具优势。他们还不断增持了该公司的股票，其间其股价从3英镑上升至了70英镑。他们对卡皮莱特连锁店（Carpetright）进行了大量投资，这家连锁店是由患有严重诵读困难症的英国企业家哈里斯勋爵（Lord Harris）创办的，后者于15岁时继承了父亲的小企业，最后在欧洲各地设立了数百家店面。游牧者还成了全球成本最低的航空公司亚洲航空的最大外资股东。接下来他们投资了亚马逊，后者是共享规模经济的终极实践者。

1997年斯利普第一次看到了亚马逊的信息，当时它还是一家正准备上市的新贵书店。其创始人杰夫·贝索斯（Jeff Bezos）在伦敦做了一次演讲，解释了这家当时不盈利的初创公司将如何向读者提供近乎无限的图书选择，如何通过避免实体店的开支获得成本优势，以及如何将现金流再投资于其他业务。斯利普回到他在马拉松（Marathon）的办公室后对老板说：“这家企业真是太棒了，它的规模可能会很大。”老板说：“嗯，是的，尼克，但他们做了什么其他人做不到的事情吗？”

斯利普和扎卡里亚花了数年时间研究亚马逊的竞争优势，最终他们恍然大悟了。他们发现，贝索斯走的是福特、沃尔顿、西格尔等人走过的路，而且互联网使他们的经典策略更容易实施了。

和福特等人一样，贝索斯卓有成效地控制了成本。亚马逊甚至把办公室自动售货机上的灯泡去掉了，根据斯利普的数据，仅此一举一年就能为公司节省2万美元。贝索斯一门心思地为顾客节省金钱和时间，耐心地为未来进行投资，实施新的商业计划，却从不指望在5到7年内看到结果。每年他都以折扣价和航运补贴的形式投入数亿美元，这是延迟获得满足感的完美表现。

事实上，华尔街的人常常抱怨亚马逊公司不公布利润数据，他们没有意识到贝索斯在耐心地为日后的高速增长奠定基础。2005年，贝索斯在致亚马逊股东的信中解释说：“以低价的形式将效率提升和规模经济带来的好处返还给客户创造了良性循环，从长期来看，这将导致更多的自由现金流。”斯利普和扎卡里亚找到了灵魂伴侣。

就在那一年，贝索斯在亚马逊推出了超级会员制，会员年费为79美元，公司为会员提供两天的免费送货服务。后来，为了增强吸引力，公司还向会员提供了免费电影、电视节目、无限量存储照片等福利。在短期内，提供过多的福利和折扣不利于公司收支，但从长远来看，这能增强客户忠诚度并激发客户更多地消费。当贝索斯推出超级会员制时，斯利普和扎卡里亚立马意识到，这相当于开市客的年度会员制。“哦，天哪，我知道他们在玩什么把戏。”斯利普说，“亚马逊突然变成了加速版的开市客。”

从2005年开始，游牧者基金以每股30美元左右的价格大举买入亚马逊股票。2006年，斯利普和扎卡里亚辞去了马拉松的职务，将游牧者打造成了完全独立的基金，从此以后，他们可以更加自由地践行独特的投资理念了。他们将20%的基金资金投给了亚马逊，而且股东允许他们的投资额超越这一限额。有四分之一的客户从游牧者赎回了资金，因为他们觉得该基金过度投资于一只股票很危险。

市场上对亚马逊的质疑声不绝于耳，在2008年市场崩盘前夕，斯利普出席了在纽约举办的一次活动，其间乔治·索罗斯谈到了即将爆发的金融灾难。在市场崩盘之际，这位历史上最成功的交易者只提到了一只将被做空的股票，那就是亚马逊。

当天中午，斯利普拜访了比尔·米勒，后者管理的共同基金是亚马逊最大的外部股东。米勒比任何人都更早地认识到了亚马逊的优势并收购了该公司15%的股份。他告诉斯利普说，为了满足基金投资者的赎回要求，他被迫减持了亚马逊的股票。当天晚上，斯利普给身在伦敦的扎卡里亚打电话问道：“你确定我们现在这么做是因为这里的每个人都往另一个方向去了吗？”他们从未对一家公司的最终成就感到如此自信过，但如果他们的分析错了呢？如果他们错了，而所有怀疑者都对了呢？斯利普说：“我们要么大获成功，要么一败涂地。”

2008年，亚马逊损失了近一半的市值，游牧者的资产则缩水了45.3%。斯利普和扎卡里亚在一个“豪华雅致”的地方（麦当劳）紧急碰了面，讨论了若未来市场崩盘持续下去，游牧者可能面临的危险。他们一想到日后有可能沦落到华尔街某家差劲的公司做分析师就感到不寒而栗。

尽管如此，他们并没有被吓破胆。当其他人惊慌失措时，他们利用市场的混乱升级了他们的投资组合，把更多的资金集中于最优质的公司，包括亚马逊、开市客、ASOS和伯克希尔·哈撒韦。当反弹来临时，它们的回报是相当惊人的。从2009年到2013年，游牧者基金的收益率高达404%。

2014年初，斯利普和扎卡里亚关闭了游牧者合伙投资基金公司，当时该基金的资产规模已增加至大约30亿美元。他们赚了很多的钱，但赚钱从来不是他们冒险投资的目的。斯利普在一封电子邮件中写道，许多基金“以做大蛋糕为目标，能给我们满足感的不是蛋糕的大小，而是解决投资问题的过程，一路走来，一路学习，尽我们所能做好工作，这是我们在内心设定的目标，做大蛋糕只是（令人愉快的）副产品”。

扎卡里亚特别担心投资工作会变得重复而无聊。他说：“从知识层面上讲，我们觉得已经完全掌握了投资，我们从各个角度考虑它，考虑了我们认为重要的事情。我认为我们已经掌握了一切，我想这一判断是正确的。”因此，他们退休了，打算把余生奉献给慈善事业。斯利普给巴菲特写了一封信，感谢他在游牧者公司的发展中起到的作用。巴菲特回信说：“你和扎克做出了正确的选择，我想你会发现，生活才刚刚开始。”

在不到13年的时间里，游牧者获得了921%的惊人利润（扣除各项费用前），但稍低于他们将1英镑变成10英镑的目标。亚马逊的股票在其中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自2005年以来，其价格上涨了10倍，致使它占该基金资产的比例一度增加到了40%左右。

退休后，扎卡里亚从游牧者的投资组合中选出了大约6只他最喜欢的股票继续持有，他持股最多的公司是亚马逊。2020年，该公司的每股市值突破了3000美元，公司市值达到了1.5万亿美元，这使贝索斯跃升为了世界首富。扎卡里亚的个人投资组合从未出售过亚马逊的股票，他70%的资产都来自这只股票，其余的资金几乎全部投给了开市客、伯克希尔·哈撒韦和一家名为Boohoo.com的在线零售商。扎卡里亚说，他偶尔会看一眼自己的投资组合，而且他会问自己：“尼克会怎么做？我想，‘尼克什么都不会做，’我说，‘好吧，过6个月再看看吧。’”

至于斯利普，他几乎把所有的资金都投在亚马逊、开市客和伯克希尔这3只股票上了。他说：“很少有企业像它们这样投资，它们不关心华尔街，不在乎潮流和时尚。从长期来看，它们做的是对的。”考虑到这3家公司都很有可能实现理想的目标，仅含这3只股票的投资组合的波动性并没有给他造成困扰。

然而，到了2018年，亚马逊的股价飙升，致使这只股票的资产额占到了斯利普净资产额的70%以上，他开始担心了。亚马逊的市值能增长至3万亿美元或4万亿美元吗？或者说，亚马逊的模式也有其局限性吗？他不确定。因此，在持有了13年后，他在一天之内以每股1500美元的价格出售了一半的该公司股份。感觉如何呢？他说：“感觉很不好，内心非常矛盾，我不确定这是个好决定。”

在出售了亚马逊股票且得到了暴利后的一段时间内，斯利普耐心地坐拥着数千万美元的现金，他不知道该如何投资。但当我们在2020年交谈时，他已经把钱投给了第四只股票——在线零售商ASOS，游牧者基金之前就曾持有过这只股票。自从他购入这只股票以来，其股价已经翻了一番。总之，他的生活还是很甜蜜的。

保质期长的5点启示

在我看来，我们可以从斯利普和扎卡里亚的经历中得到5点启示。

第一，他们的经历让我们明白了在商业、投资和生活中以追求高质量为指导原则意味着什么。这是他们受《禅和摩托车维修艺术》一书的启发形成的道德和智慧理念。人们很容易把“质量”视为一个模糊和主观的概念，但它为许多决策提供了一个极为有用的筛选标准。例如，斯利普和扎卡里亚显然认为，只收取足够游牧者保持运营的低年度管理费是一个更高质量的选择，无论他们的业绩如何，这一选择都会使他们变得富有。

第二，我们要铭记这一思想：关注保质期长的因素，不要太在意昙花一现的因素。他们在选择信息时运用了这一原则，在选择拟投资的公司时也运用了这一原则。

第三，我们能认识到，规模经济共享这种特殊的商业模式创造了一种良性循环，能够在长期内创造可持续的财富。斯利普和扎卡里亚利用这一真知灼见，通过聚焦于运用类似模式的高质量企业，获得了巨额的利润。自相矛盾的是，他们还认为，持有少量股票（通常约为10只）的风险比持有数百只股票的风险要小——多样化是标准的策略，必然会导致平庸的回报。“我们知道，我们不了解很多事情。”斯利普说，“所以对我们来说，只持有某些公司的股票是合理的，因为我们真正了解它们。”

他们最了解、最喜爱的企业是亚马逊、开市客和伯克希尔，这并不奇怪。即使在新冠疫情把全球搞得天翻地覆时，这些企业也展现出了非凡的韧性。毕竟，它们的规模经济能使它们为客户提供超值的服务。“特别是亚马逊和开市客，在危机中它们的业务量反而增加了。总体而言，环境对经济的影响越大，这些企业的成本优势就越大。”

第四，即使是在自私行为是常态、生性贪婪的资本主义企业里，也没有必要为了取得惊人的成功而做出不道德或肆无忌惮的行为。在金融危机期间，斯利普写文章讨论了“玩家为获胜可不择手段”的文化造成的破坏性影响，他和扎卡里亚希望游牧者能体现出一种更加开明的资本主义文化。

这就解释了他们实施利于股东而非自己的收费方案的原因。他们对彼此也很慷慨，例如，扎卡里亚坚持认为斯利普应该拥有投资公司51%的股份，而不是与自己一样；出现分歧时，扎卡里亚相信斯利普做出的最终决定。斯利普说，虐待一位“把装上子弹的左轮手枪扔到桌子对面后说：‘来吧，如果你愿意，你可以开枪打我！’”的搭档是不可想象的。他补充说，“我们的关系非常好，这对我们的成功很重要”，在关闭基金公司几年后，他们仍然共用一间办公室，从中可知二人的关系。正如斯利普所说，“良好的行为有较长的保质期。”

极为重视慈善也是他们践行温和的资本主义文化的一个显著特征。“在确认了我们想经营游牧者基金的那一刻，我们俩都很清楚，我们的工作就是把钱返还给社会。”斯利普说，“这样的想法降低了我们因钱太多而变得焦躁不安的风险。”他补充说：“散财也让人快乐。”

扎卡里亚和妻子莫琳资助了一系列面向科学和医学研究的慈善机构，包括伦敦数学实验室、皇家学会和皇家神经残疾医院等。而斯利普则将大部分时间用于帮助一家名为边远青年社区的慈善机构，该机构为贫困地区的孩子提供了一个安全的避风港，旨在提高他们的社交能力并学习新技能。他说，他和扎卡里亚的核心工作已经转变为“尽最大努力做从长期来看最有意义的善事”。

斯利普并没有放弃所有世俗的乐趣。他喜欢赛车，有时会驾驶着1965年的谢尔比野马GT350和1967年的洛拉T70参加比赛。他还与女儿杰西轮流驾驶着1964年的梅赛德斯宝塔参加了一场从北京到巴黎（经由蒙古和西伯利亚）的拉力赛，历时36天。

第五，在一个短期主义和即时满足日益盛行的世界里，那些一贯朝相反方向前进的人可获得巨大的优势。这一点不仅适用于商业和投资领域，而且适用于人际关系、健康、职业以及其他一切重要的领域。

考虑到我们所处的环境，延迟满足并非易事。在较富裕的国家，一切皆有所需，包括食物、信息、疯狂的电视节目等，或者任何能激起我们即时兴趣的东西。在电子邮件、短信、脸书帖子和推特通知的轮番轰炸下，我们的注意力持续的时间正在缩短。同样，在投资领域，我们现在只需在手机上按几下，就可以在瞬间进入或退出市场。我们都在以自己的方式努力地适应科技和社会革命，这既是奇迹，也是风险源头。作为追求快乐的生物，我们往往会被当前感觉良好的事物所吸引，尽管我们（或其他人）以后可能会付出代价。这不仅体现在我们的个人生活中，而且体现在从政府赤字到无限制的能源消耗等各个方面。

“这都与延迟满足有关。”斯利普说，“当你审视生活中犯过的所有错误时，无论是私人生活中的还是职业领域里的，你会发现，这些错误几乎都是因为你重视短期的措施或是短期的高点所致的……这是炒股人的习惯。”

想一想这些有损投资者回报的冲动行为就知道斯利普所言非虚：交易过于频繁；根据耸人听闻或捕风捉影的消息作出情绪化的决定；追逐最受热捧的（和价格过高的）资产；不合时宜地抛售业绩已落后了一两年的基金；或者过早地卖出赢家股，而不是让它们在几年内利滚利。斯利普说，抵制这些冲动行为的能力是“超级强大的”，“在你考虑哪种策略有效时，你要特别重视这种能力的发挥。”

斯利普和扎卡里亚都是控制冲动行为的高手，否则，他们怎么能在开市客、亚马逊的股价从每股30美元飙升至3000多美元时，仍分别持有了它们18年、16年呢？他们明白这个基本事实：延迟满足和优先考虑长期结果会使他们受益，但是，仅靠理智地运用这一原则是不够的，构建支持运用这种原则的和谐内部生态系统也同样重要。

首先，他们的大多数投资者都是投资期限长的非营利性机构（比如大学的捐赠基金）。在致股东的信中，斯利普盛赞投资者们“富有耐心”，这是鼓励他们保持正确心态的得体方式。游牧者还投资于其他由不墨守成规的人经营的企业，就比如贝索斯和巴菲特等人，这些人的眼光格外长远。斯利普和扎卡里亚的办公室位于国王路一家中草药店的楼上，这里比较安静，远离了大投资中心的喧嚣，办公不受不良环境的影响。他们不会听卖方分析师和财务顾问（他们喜欢监控基金的日常业绩）的意见，不会受这些人的不利影响。他们对所有的戏剧性事件和刺激都漠不关心，如隐士或僧侣一般淡定从容。

如果你和我一样，希望投资取得持久的成功，那么我们就要以他们俩为榜样，系统地抵制可能导致我们冲动行事的内外部力量。鉴于此，我忽略了所有关于市场调整和崩溃的毫无价值的媒体言论；我连续几周不看我的投资业绩[自我第一次写出这句话以来，我逐渐意识到这样做并不完全正确。实际上，在压力时期，例如新冠疫情期间，我常常每天几次核查我的投资组合。这种紧张兮兮的习惯弊大于利。好的一点是，我没有做出任何冲动的投资举动。不过，我担心自己退步，沉迷于这种适得其反的习惯。]，我默认的立场是什么都不做，因此，我大部分时间里只投资于两只指数基金和一只价值导向型对冲基金，而这两只指数基金我持有至少20年了。每当我对别人的回报率感到不耐烦或心生嫉妒、因为想快速捞一笔而对热门公司或股票下注、偏离了正轨时，我就会犯下代价惨重的错误。自相矛盾的是，走较慢的路几乎总是能较快地抵达终点。

我最敬佩的投资者往往表现得极不活跃，倒不是因为他们懒惰，而是因为他们认识到了保持耐心的好处。霍华德·马克斯曾对我说：“我们的业绩并不取决于我们的买卖行为，而是取决于我们的持有行为，所以主要的投资活动是持有，而不是买卖。我一直在想，如果我们只在星期四交易，在其他4天时间里静坐思考，这样的安排是否更好？”

没有人比托马斯·鲁索（Thomas Russo）更能诠释这种慢动作思维了，他在宾夕法尼亚州兰开斯特的加德纳·鲁索和加德纳公司（Gardner Russo & Gardner）工作了30多年，获得了高于市场的稳定回报。“我把自己视为农民。”鲁索说，“华尔街到处都是猎人，他们总是在四处寻找猎物。他们发现猎物后，会把它带回来，然后举办一场精彩的盛宴。接下来他们会去寻找下一个猎物。我是播撒下种子，然后花所有的时间精心培育它们。”他持股最多的公司包括伯克希尔·哈撒韦、百富门（Brown-Forman）和雀巢，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他一直持有这些公司的股票。几年前，也就是在他59岁时，我问他是否想一辈子持有伯克希尔和雀巢公司的股票，他毫不犹豫地回答说：“是的。”

与斯利普和扎卡里亚一样，鲁索在整个职业生涯中都很认可延迟回报的力量。他持股的企业有一个共同点：承受痛苦的能力强，也就是说，它们的投资都是着眼于“长期的”，即使代价是它们在前期要忍受多年的损失。正如鲁索所说的，每当我们为了“在明天有所收获”而“在今天有所牺牲”时，我们就会从中受益。

令我着迷的是，这一永恒的原则不仅适用于商业和投资领域，而且适用于我们生活中的各个领域。当我们锻炼或节食时，当我们为了考试而努力学习或工作到很晚时，当我们为退休后的生活攒钱或投资时，我们都在践行这一原则。在每一种情况下，我们都为了获得长期利益而接纳或忍受了短期内看起来不利的事物。不过，斯利普说：“我认为，短期内对我们不利的很多事情都很吸引人。”他举了一些常见的例子：喝醉、“吃太多蛋糕”、撒谎、“逛有美女的酒吧”和“从街角小店偷糖果”。他说，“所有这些看起来都不是好事，但做起来很刺激，常常是一时起意，还能获得回报，但说到底，做这些事对未来不利。”

这些都不是什么新理念，在《创世记》中，以扫是个贪图一时满足的人，为得到一碗毫无价值的扁豆汤，他把自己与生俱来的宝贵权利交给了弟弟雅各。相比之下，雅各的儿子约瑟深谙延迟满足之道，他很有远见地在“7年丰收”期间储备了大量粮食，确保了埃及在随后的“7年饥荒”中幸存了下来。几千年后，我们一次次地面临着同样的选择：选现在还是未来，选即时还是延迟。

对大多数凡人来说，做出选择很难，但扎卡里亚说，当其他人屈服于诱惑时，他想做个“苦行僧”，想“拒绝获得即时满足”，他很享受那种虔诚的感觉。这让我想起了一个奇妙的佛教短语“无悔之乐”，指的是抵制不健康或不熟练行为后产生的奇妙感觉。同样，拉夫·耶胡达·阿什拉格（Rav Yehuda Ashlag）和拉夫·菲利普·伯格（Rav Philip Berg）等犹太卡巴拉主义者（kabbalists）教导我们，要获得持久的幸福、满足和自由，唯一的方法就是抵制我们的消极倾向。在里程碑式的著作《外行的卡巴拉》（Kabbalah for the Layman）中，拉夫·伯格写道：“卡巴拉主义者不会选择阻力最小、节奏快、即时满足的线路，他们会选择阻力最大的。”这是关于走不同寻常的满足之路的一条极其重要的真理。

斯利普说，一个实用的窍门是“在短期内奖励自己”，可以想象一下你选择了不理会自己的即时欲求后，将来可能享受的所有好处，这样一来，你就把延迟满足与快乐联系在一起了，“你就更有可能接受它了”。事实上，斯利普说，“我很喜欢无视一些东西，这能让生活变得更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