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者只能集体完成使命，生产是一种集体性事业，需要分工、合作和协调。个别情况下，某些局部可以独立运行，但是，如何与其他部分衔接以创造最终产品仍是任务的关键，常思于执行者的脑中。生产者即使彼此独立，也会聚集在一起工作。每个人的工作只有在交流、沟通、融合中才有收获。

消费者恰恰相反。消费彻头彻尾是一种个人的、独立的乃至孤独的活动。这种活动通过不断地满足和唤醒、缓释和激发某种欲望实现，这种欲望通常是一种私人的、难以言表的感觉。根本就不存在什么“集体消费”。在消费过程中消费者确实可能会聚在一起，但即便如此，消费的本质仍然是一种彻头彻尾孤独的、私人的生活体验。聚集只不过凸显了消费行为的私密性，增强了其乐趣。

如果挑选商品时有其他消费者陪伴，或身处于充斥着消费信徒的熙熙攘攘殿堂，整个消费过程就更加令人愉悦。在人满为患的餐厅吃饭，在拥挤的商场或游乐园闲逛，都能体会到这种乐趣。在所有类似的场景中，被共同欢庆的却是选择和消费的个性，这种个性通过其他消费者的模仿得到重申和再次确认。若非如此，群体的消费行为对于消费者而言就没有任何意义。消费活动从来就与团结协作格格不入，也不被其影响，一切联结的努力在面对消费行为特有的孤独症时都束手无策。即使聚集在一起，消费者依然是孤独的。

选择的自由设定了消费者社会的阶层，设定了消费者社会的成员（消费者）绘制生活理想的框架，为他们定义了自我改善的方向，以及“美好生活”的图景。一个人选择的自由度越大，自由行使的选择权越多，他在社会阶层中的地位就越高，获得的社会尊重和自尊就越多，距离“美好生活”的理想也越近。当然，财富和收入也很重要，否则消费选择就会受到限制或被完全剥夺，它们作为资本（用于赚取更多金钱的金钱）的用途即使没有被遗忘，也逐渐退居次席，让位于扩大消费选择的范围。

贮藏、储蓄、投资的意义在于拓宽消费者选择的预期。然而，它们不是提供给大多数普通消费者的选项，因为那只会招致灾难。储蓄增加和消费信贷萎缩绝对是坏消息，信贷的膨胀才是“事情朝正确方向发展”的可靠信号，受到欢迎。消费者社会不会轻易呼吁延迟满足。这是一个信用卡社会，而非存折社会。消费者社会“活在当下”，物欲横流，没有耐心等待。

同样，不需要用“规范管制”以及随之而来的纪律训练和无处不在的监控来确保人们的需求顺应市场经营者的利润，也不需要重塑“需求经济”（消费者—商品经济）来匹配消费者的欲望。诱惑，炫耀未曾经历的奇景，承诺前所未有的体验，贬低已经尝试过的一切，才是最有效的。当然，前提是信息要有效传达给接收者并将他们的目光都聚焦在那些令人激动的未知体验上。消费，愈发多样化、愈发丰富的消费，对消费者来说必须是一种享受，而不是折磨他们的义务。消费者必须以审美趣味为导向，而不是以道德规范为导向。

是美学，而非伦理学，被用于整合消费者社会，确保其走在正确的道路上，并屡次拯救其于危难。伦理学赋予履行责任以最高的价值，而美学则把崇高的体验放在首位。履行职责有内在的时间逻辑，所以它把时间结构化，指引一个方向，使逐步积累、延迟享受等概念具有意义。但是，追求体验没有任何延迟的理由，延迟或许只会导致“浪费机会”。体验的机会不需要也没必要做任何准备，它突如其来，如果不立即抓住就会消失得无影无踪（当然，即使抓住也会慢慢消逝）。你需要时刻准备去体验，没有什么特别适合的时刻，每个时刻都一样好、一样“成熟”。

况且，对于以选择作为生活模式的人而言，时机并不是他们能选择的。令人心动的机会何时出现不可预测，消费者必须时刻准备迎接机会。他们必须时刻保持警觉，在第一时间发现机会，竭尽所能把握机会。

如果说生产者社会是柏拉图式的，追求牢不可破的规则和事物的终极模式，那么消费者社会就是亚里士多德式的——务实、灵活，遵循船到桥头自然直的原则。理智的消费者唯一能掌控的，就是在已知的机会最密集的时间守候在已知的机会最多的地方。这种主动性只能采纳“实践智慧”（phronesis）。它是经验法则的集合，而不是万无一失的秘方或算法指令。因此，“实践智慧”需要大量的信任，需要安全的避风港让信任安全地停泊。于是，消费者社会也是咨询和广告的天堂，是预言家、算命先生、贩卖魔法药水的商人和点金术士的沃土。

总而言之，消费美学取代了工作伦理的统治地位。对于合格的消费者来说，世界是一个充满可能性的巨型矩阵，包含着更强烈的感受和更深刻的体验。评判世间万物的标准是激发人们感受和体验的能力——唤起欲望的能力，这是消费生活中最愉悦的阶段，比欲望得到满足更令人陶醉。根据这些能力的差异，所有的人、物、事件被标记在地图上。最常用的地图是美学的，而不是认知的或道德的。[关于认知、审美和道德空间的区分，参见Z. Bauman（1993）Postmodern Ethics. Oxford: Blackwell。]

工作，更准确地说，人们从事的职业，现在不可避免地受到美学的深刻影响。如前所述，工作失去了它的特权地位，不再是自我构建和身份构建的轴心，也不再是道德关注的焦点，不再是道德改善、忏悔和救赎的必由之路。与生活中的其他活动一样，工作现在首先受到美学的审视。工作的价值取决于产生愉悦体验的能力，不能使人获得“内在满足”的工作没有价值。其他评判标准（包括所谓的道德救赎）则节节败退，无力使某些工作摆脱被美学社会视为“无用”，甚至有损身份的责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