术语“工人阶级”（working class）属于这样一种社会意象：这个社会中，富人和穷人有着不同的社会分工，又互为补充。“工人阶级”让人联想到一个积极参与社会生活的阶层，他们对社会作出有益的贡献，并获取相应的回报。

术语“下层阶级”（lower class）属于社会流动性意象：这个社会中的人是流动的，所处的每个阶层都是暂时的，原则上可以改变。“下层阶级”让人联想到一个被置于社会底部的阶层形象，他们可能向上攀登，从而摆脱当下的困境。

术语“底层阶级”（under class）则属于这样一个社会意象：这不是一个完全开放和包容的社会，其真正的范畴小于社会各组分的总和。“底层阶级”让人联想到那些被排除在阶级体系之外的人，他们没任何机会，也无法被重新接纳；他们没有容身之所，对社会没有任何有益的贡献，原则上不值得救赎。

赫伯特·J.甘斯（Herbert J. Gans）这样描绘底层阶级的群像[H. J. Gans（1995）The War against the Poor: The Underclass and Antipoverty Policy. New York: Basic Books, p.2.]：

这实在是个种类各异、丰富多彩的集合。怎样才能让这个集合显得更合理呢？单亲妈妈、酗酒者、非法移民、辍学者的共同之处是什么？

他们确实有一个共同点：在其他人看来，他们没有存在的必要，正是因为完全无用才会被归入底层社会——若他们消失，其他人会生活得更好。他们无疑是美丽风景线中的污渍，是丑陋又贪婪的杂草，他们对园林的和谐之美没有任何贡献，还偷走了其他植物的养分。如果他们消失，所有人都会获益。

既然他们是完全无用的，他们带来的危险就占据了人们对他们的认知。这些危险如它们的宿主一般种类繁多，从公然的暴力行为、潜伏在黑暗街角的谋杀和抢劫，到他们的悲惨生活给人造成的良心上的烦扰和困窘，再到“公共资源的负担”[1992年，联邦和地方用于各种福利的开支不到400亿美元，这只是后冷战时期国防年度预算的15%，甚至比年度的抵押税务减免少100亿美元，是企业扶持和富人税务减免总额的六分之一。不过，这不重要。“军火商对五角大楼的依赖程度或许等同于贫穷女性对福利制度的依赖程度”，这也不重要。（出处同前，pp.82-84）]。一旦察觉到危险，恐惧立刻如影随形。“底层阶级”给人的印象通常是令人惧怕。

无用和危险，属于盖里（W. B. Gallie）认为的“本质上有争议的概念”。所以，当它们被作为分类的标准时显示出了“灵活性”，能够精巧地囊括所有萦绕社会的邪恶魔鬼。在这个社会中，人们对任何有用性的持久产生怀疑，困扰于零散、游移的恐惧。这些概念帮助绘制的精神世界地图为接踵而至的“道德恐慌”提供了一个无限广阔的容器，已有的分类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地吸收和驯化新的威胁，同时让散布的恐惧集中在一个目标上——这个目标因具象化而使人安心。

可以认为，这是底层阶级的无用性为社会提供的一种重要价值——这个社会中没有哪个行业或职业能够确信自己的长期有用性；这也是底层阶级的危险性为社会提供的一项重要服务——这个社会被太多焦虑困扰，人们根本无法分辨究竟在恐惧什么，如何减缓这种恐惧。

应该不是巧合，当底层阶级进入人们视线的时候冷战正好趋于停止，冷战制造恐怖的力量迅速消散。苏联解体之后，关于底层阶级的讨论全面展开，迅速成为公众关注的中心。危险不再来自外部威胁，也不在于“内部敌人”——那些外国势力在我们内部建立的根据地和桥头堡，那些敌人扶植的“第五纵队”。外国煽动、培育的政治威胁不复存在，危险无处扎根，必须委身于社会内部，在本地的土壤中生根壮大。有人倾向于认为，即使不存在底层阶级，它也会被创造出来。事实上，它确实恰到好处地出现了。

这并不意味着社会上不存在乞丐、吸毒者和未婚母亲——每当有人质疑底层社会的存在时，总会指向这些“可怜又可恶”的人。然而，他们在社会中的存在丝毫不足以证明底层社会的存在。把他们归为一类是一种分类决策，而非事实的裁决。把他们混为一体，指责他们是无用的，会给社会的其他部分带来可怕的危险，这是一种价值判断而非真实叙述。最重要的是，虽然底层阶级的概念基于一个假设，即社会（能使社会存活的一切事物的集合）可能小于其组分的总和，但这个概念指代的底层阶级却大于其组分的总和：这种归类行为给其组分加上了它自身没有的新特征。实际上，“未婚母亲”和“底层女性”并不是同一种人，把前者归类为后者花费了大量的努力（虽然思考很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