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地球已经满负荷。

需要说明的是，这不是一个物理学或人文地理学的论断。就物理空间和人类栖息地的延伸来说，地球远没有达到极限。相反，人口稀少、人迹罕至的土地面积似乎在扩大而非缩小，这些土地被认为不适合居住，不足以支撑人类的生活。技术的进步拓展了曾被认为不适合人类居住的区域（当然成本也不断增加），但也削弱了很多区域容纳人类居住和耕作的能力，经济进步使过去的谋生方式不再可行、不切实际，从而增加了休耕和废弃的荒地面积。

“地球已经满负荷”是社会学和政治学的论断。它不是指地球的状况，而是指地球上居民的生存方式和方法。它标志着“无人区”的消失，标志着能够被界定或被视为无人居住、没有主权管辖的土地的消失，标志着可以作为殖民地的土地的消失。这样的土地在现代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在持续的“现代化”进程影响之下，扮演着人类垃圾场的重要作用，现在它们基本上不复存在。

制造“人类废弃物”，或者更正确地表述为，制造无用的人（“过剩”“不必要”“编外”“冗余”的人口，即那些不能被留下、也不被接纳的人口），是现代化过程不可避免也难以处理的结果，与现代化如影相随。这是秩序建立（每种秩序都会丢弃现存人口中“不协调”“不合适”或“不受欢迎”的部分）和经济发展（经济发展不可能不破坏和废弃之前行之有效的谋生方式，也必须剥夺一些从业者的生计）不可避免的副作用。

在现代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若以地球上的现代（过分现代化）区域为参照，世界上还有庞大的区域（“落后”“不发达”的地区）没有受到现代化压力的影响，从而也就没有“人口过剩”的问题。在全球现代化的进程中，这些“未开化的”“欠发达的”地区往往被视为或作为能够吸纳发达国家过剩人口的土地，是出口“过剩人口”的天然目的地，是倾倒现代化人类废弃物的理想垃圾场。清除和处理全球“现代化”过程中产生的人类废弃物，是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征服的最深层意义。这两个过程都是因为发展水平严重不平衡力量差距持续拉大的必然结果，这也导致现代生活模式被限制于一个相对较小的“特权”区域。这种不平等为现代国家提供了本土“人口过剩”问题的全球化解决方案。

只要现代性（即永不停歇、引人入胜、使人沉迷的现代化）仍然是一种“特权”，这种情况就将持续下去。一旦现代性如人们所望，艰难地挣脱束缚成为全人类普遍的福祉，它在这个星球上的统治影响力也就走到尽头。当现代化的胜利号角响遍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当全体人类的生产和消费都以货币和市场为中介，当商品化、商业化和货币化进程渗透进人类的每个缝隙，本地产生问题的全球化解决方案也就不再可行，或者说本地过剩人口的全球出口方案不再能够实施。所有地方，尤其是高度现代化的地方，现在都要承受现代性取得全面胜利的后果。他们必须寻找这个全球性问题的本地化解决方案，但他们逐渐认识到，这种努力是徒劳的。

简而言之：地球的这种饱和，本质上意味着过剩人口处理面临严重危机。在过剩人口的产生有增无减，不断上升到新高度的同时，地球上的垃圾场和垃圾回收的工具却急剧短缺。

雪上加霜的是，“过剩人口”又增加了一个强大的新来源。全球化已经成为第三条过剩人口的生产线（另外两条是秩序建设和经济、技术的进步），也是最多产、最不受控制的一条生产线。它为旧问题披上了新衣，赋予旧问题全新的意义和前所未有的紧迫性。

现代生活方式在全球范围的传播，使大量的、越来越多的人口失去了以前的生存方式，以及生物学和社会、文化意义上的生存手段。由此产生的人口压力，即我们曾经熟悉的殖民主义压力，失去了现成的排泄口——既不能“回收”，又很难“安全处理”。全球人口过剩的警报（没有足够的就业，也没有足够的福利保障）已经拉响。于是，“移民”和“难民”成了当代政治议程新的核心，模糊又无所不在的“安全担忧”在新兴的全球战略和权力斗争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迄今为止，基本上不受管制的、政治不可控的全球化进程，在全球“流动空间”中建立起各种新的“前沿阵地”，曾经仅限于现代主权国家内部的许多行政权力被转移到这里。众所周知，这些“政治自由区域”的脆弱又危险的平衡，是建立于“互相保证的脆弱性”之上。因此，安全恶化的警报加剧了本就足够脆弱的“安全担忧”，并将公众的关注和个体的焦虑从问题的经济、社会根源转移到个人人身安全。相应的，蓬勃发展的“安全产业”迅速成为废弃物产业的主要分支之一，并成为解决废弃物处理问题的首要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