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巴士上摇晃了一个多小时。我却怎么也不觉得车子正在朝圣何塞的方向行驶。又过了一阵子，巴士在一个小镇的空地上停了下来，司机打手势让乘客们下车。我们下了车，只见空地还停着一辆同样的巴士。

“我说，这是哪里啊？”雪子问。

“我只知道这里肯定不是圣何塞。”我说。

那个卖点心的大叔指着另一辆巴士对我们说：“圣何塞，圣何塞。”好像是让我们乘上去。

“唉。”我叹了口气。“这里好像是和圣何塞相反的一个终点站呢。”

“啊？那就是又要乘上巴士，从原路返回了？”

“好像是这样呐。”

“呜呜——”雪子又摆出一副要大哭一场的架势。

其他乘客们纷纷围拢过来，大叔向他们解释了我俩的遭遇，虽然我听不懂他是怎么说的，但大伙儿都朝我们投来极为同情的目光。

一位老人不知道从哪里找来两个可乐瓶，在附近的下水道里弄了点水，递到我们跟前，嘴里还说着“水，水。”好像是让我们喝下去。

接过瓶子，我不由自主地咽了一口唾沫。瓶中的水呈红褐色，很是浑浊，片刻之间，瓶底上就沉淀了一些黑乎乎的东西。当地人大概还不要紧，外来者一喝下去估计就得拉肚子了。

“做出喝的样子就行了。”我用日语对雪子说，把瓶口凑到嘴边。老人好像因为对可怜的亚洲人做了一件大好事，很是得意，挺起胸膛重重地点点头。

巴士总算发车了。我打手势问司机现在是什么时候了，因为我认为他肯定知道准确的时刻。但问了半天也只得到一个“大约四点半左右”的模糊答案。

又随着破巴士颠簸了一个半小时之后，我们终于回到了圣何塞。我想找一辆出租车回旅馆，却没有一辆车从面前驶过。天渐渐黑了，路上的行人变得稀少，沿街卖小吃的店铺也纷纷打烊了。这下可遭了，我心中渐感不安，身后却突然传来一声招呼。回身看去，只见一辆警车正停在那里。

一名警察从车窗里探出头，用西班牙语对我们说着什么，好像是问我们遇上了什么麻烦。

这回总算运气不错，我心想，赶紧将事情的来龙去脉说了一遍。警察听完以后，打手势让我们坐在警车的后座上。

“这下终于得救了。”我和雪子对望了一眼，安心地喘了口气。

我还以为警察会把我们直接带回警局呢，没想到他开着警车在镇上不停地兜圈子，还不时停在路边，向行人说着什么。

“请问出什么事了？”我小心翼翼地与他搭话，却没有得到回答。

就这样过了一个多小时，警察又停下车来，同一位白人女性说着什么。那位女性身着紧身夹克衫，年约四十岁上下。她和警察交谈了几句以后，便上车来坐到我们身边，随后朝我们微微一笑，用英语问道：“两位这是遇上什么麻烦事了？”我听到久违的英语，心下只感到万分亲切。

听了我们的讲述，她说道：“那可真是不幸啊。”随后又用西班牙语向警察进行了一番陈述。警察应了一句，便发动了警车。

“接下来要去警察局咯。”那名女子说。

“他为什么不把我们直接带过去呢？我刚才明明已经讲过事发经过了。”

她听了这话，苦笑了一声。

“他可听不懂英语啊。但是看你们这副模样，也能大致猜出发生了什么事。所以才让你们先上车，再找个会说英语的人来当翻译，好明白你们的遭遇。”

“啊——”我浑身的气力都像是被抽干了。

“钱全被抢走了？”

“没有，这里还剩了一些。”我打开腰包，取出一个装有少量加拿大币的小钱包来。可钱包没拉上拉链，几枚硬币掉在地上。我赶紧去捡，那名女子也俯身帮忙。

“你们是从加拿大来的？”她看着硬币问道。

“是的。”

“我在加拿大有好多朋友呢。”她说着，把硬币放回我的钱包。

七点过后，我们终于到达了破旧的警局，此时距离我们遭劫已经过了五个多小时。负责录口供的年轻警官若不是身着警服，简直就像一名在集市上卖可可的小贩。他有些漫不经心地听取了事件经过，大概是觉得经过那么长时间以后，很难再捉住犯人了吧。那位女性全程为我们充当翻译。从谈话过程中，我得知她是一名律师，此人虽然相貌不美，但对于我们来说，却如同神明一般。

过了大约三十分钟，我们录完了口供，警察又指着雪子说了句什么。准确地说，是指着她胸前挂着的望远镜说的。

“他问你们强盗有没有碰过这架望远镜。”女律师说。

“这个我不太清楚。”雪子说。

“为什么要问这个？”我问。

“可能会留下强盗的指纹，所以他想请你们先上交给警署。”

“那还是先上交吧。我们也搞不清犯人有没有碰过。”

听我这样说，她的表情有些复杂：“虽然这是你们的自由，但我觉得还是不交给警方为好。”

“为什么？”

“因为他很可能就不还给你们了。”

我非常惊讶，朝那名年轻警官看去，只见他正贪婪地盯着雪子的双筒望远镜。我又朝女律师望了一眼，她露出一副“此地的警方就是如此”的表情。

“我想起来了。”我说，“他们没碰过。”

还是这样说为好，她点点头，替我们翻译了。警察一言不发。

录完口供以后，警察用警车把我们送回了旅馆。女律师临走之际给我们留了电话号码，让我们有麻烦的时候再去找她。

八点半左右，我们终于回到了旅馆。我真想马上回房，一头栽倒在床上，但房间钥匙被抢走了。我们跑到大堂，服务员们看见我们满身泥水的狼狈相，无不惊讶地睁大了眼睛。

这是一家日本人开的旅馆，一名日本服务员接待了我们。

“这种事儿可真不多见哪！”这名姓佐藤的服务员感慨道，“我还从没听说过有日本游客摊上这种倒霉事儿呢。”

“但我们遇到的可是真事儿。”雪子赌气似的说。

“嗯，那是，你们也不会拿这种事来开玩笑啊。但是你们怎么会孤身进那种林子呢，一般的游客可不会这么做啊。”

“我可是听说哥斯达黎加的治安还不错呢。”我说。

“这里确实是一个好地方。”佐藤立刻睁大眼睛，认真地说：“哥斯达黎加可是中南美最安全的国家了，我们也非常希望多接待一些日本游客。你们碰上的事件绝对是例外。如果你们就此认为哥斯达黎加是一个混乱不堪的国家，我们可就为难了。”

他的口吻非常激烈，好像是生怕我们回日本以后大肆宣传似的。

我也懒得与他多费唇舌，只请他给我们换了房间，虽然那两名强盗不至于胆大包天地到这家旅馆投宿，但我们只要一想到房间钥匙在他们手中，就满不是滋味。

进了房间，我脱下衣服，一头倒在床上，真想就这样睡过去，但现在可不是时候。我让雪子先去洗澡，随后分别给信用卡公司和旅行支票发行机构打去电话，讲述了遭劫的经历，办妥了相关手续。

接着，我又拨通了秘书格蕾丝的电话。

“Hello。”听筒那端传来那个熟悉的沉闷而阴郁的声音。

“是我啊。”

“哦，是你啊，泰德。”泰德是我的英文名在。

听到我的声音，她的口吻没有丝毫变化，甚至更为懒散了。

我尽量简洁地把事情说了一遍，让她明天一早把我放在办公桌抽屉里的护照复印件传真到旅馆来。

“明天一早把护照复印件给你传真过去，OK。”她公事公办地说，对我们的悲惨遭遇一句也没有多问。我真怀疑她到底也没有搞清楚事态的严峻。

把这些事务一一处理完毕之后，我撂下电话，只觉刹那之间便被巨大的疲惫所吞没了。我想起身冲个澡，但眼帘越来越沉重，终于什么也不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