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桑不会喜欢我写的第一章。

我先把话撂这儿，因为实际上我待会儿才拿给他看，即便如此，也是心不甘情不愿。他对《正义与否》的挑剔我至今记忆犹新，我宁愿先保密——但是他坚持要看，因为这本来就意味着一次平等的合作。我怎么能拒绝？但我认为解释清楚如何创作这本书是至关重要的，约法三章，可以这么说。这本书是由我执笔，而记录的却是他实实在在的举动，事实上，一开始，这两者就不匹配。

我们坐在星巴克店里，星巴克似乎串联起了我们的调查过程。我已经把第一章用邮件发给了他，当他从公文包里取出一沓纸时，我知道我惹上了麻烦。我看见他已经将稿件打印了出来，上面标记着红色的叉叉圈圈。我对我的作品有很强的保护欲。说句公道话，我写的每一个字都经过斟酌。（我需要强调“每一个”字吗？是否“真实”比“恰当”更重要呢？）

当我同意与霍桑合作时，我有设想过，尽管案件由他负责，但涉及实际的讲述时，他就得靠后站了。不过很快他就让我清醒了。

“都错了，托尼。”霍桑开口说，“你把人们引到岔路上去了。”“你这话什么意思？”

“开头的第一句话，这么写不对。”

我读了我写的那句话：

一个春光明媚的上午，是那种天光近乎泛白，暖意融融的日子；刚过十一点，黛安娜·考珀穿过富勒姆路，走进了一家殡仪馆。

“我看不出有什么问题。”我说，“是在上午十一点左右，她走进了一家殡仪馆。”

“但不是你说的这样。”

“她是坐公交车去的！”

“她在街口乘上公交车。我们之所以知道，是因为道路监控拍到了她。公交司机也记得她，配合警方录了口供。但是问题就出在这儿，老兄。你为什么说她穿过马路？”

“我为什么不能这么说呢？”

“因为她没有。我们说的是十四路公交线，她在切尔西村上车，就是不列颠尼亚路正对面的U形公交站。沿途经过切尔西足球俱乐部、伊迪丝格罗夫，霍滕西亚路、伊迪丝路、切尔西与威斯敏斯特医院、柏福特街，最后在老教堂街HJ站下车。”

“你对伦敦的公交线路了如指掌。”我说，“但我还是不太明白你的意思。”

“她不必过马路，她下车后就已经在马路右侧了。”

“这真的有什么区别吗？”

“嗯，是的，也许会。如果你说她穿过马路，那就意味着她在光顾殡仪馆前一定去过其他地方——这一细节可能包含重要信息。她原本可能去过银行，取出了一大笔钱。当天早上她可能和某人大吵过一架，也许那就是她被害的原因；某个人有可能尾随她穿过马路，看见她去了什么地方。她可能挡住了一辆行驶中的车辆，由此发生了一场口角。别那样看着我！马路上的口角引发的谋杀案比你想象中更普遍。但事实上，她是独自在家中起床后，吃过早餐，坐上了一辆公交车。这是她早上起来做的第一件事。”

“那你要我写什么？”

他已经在纸上潦草地记录了一些内容。他把纸递给我，我读道：

上午十一点十七分，戴安娜·简·考珀在老教堂街（HJ）站从十四路公交车下车，沿着人行道折返了二十五米。然后，她走进了康沃利斯父子殡仪馆。

“我不会这么写。”我说，“读起来就像警方报告。”

“至少它是准确的。还有，怎么会有一个门铃？”

“什么门铃？”

“第四段，就在这儿。你说有个弹簧装置，进入殡仪馆前门铃声响起。可是，我没注意到店里有什么门铃。因为它并不存在。”

我试图保持冷静。我早就应该想到他会这样。当他用心钻研剧本时，他会比我认识的其他人更能轻而易举地惹恼我。

“增加门铃是为了烘托氛围，”我解释说，“你得允许我做一些戏剧性的改编。我想要展示殡葬业是一个多么传统和古老的行当——康沃利斯父子——这是一种简单有效的方法。”

“也许吧，但会与事实出入很大。假设有人尾随她去了那里，假设有人无意间听到了她说话。”

“你说的是和她发生口角的那个男人吗？”我故意讽刺道，“或者是她在银行遇到的人？你是这么想的吗？”

霍桑耸了耸肩。“是你暗示考珀太太为自己安排葬礼和当天被人谋杀这两件事有所关联，至少你是这么向读者暗示的。”他拖长音调，吐出“读者”这个词，就像是在说脏话。“但你必须考虑其他可能性。也许葬礼和谋杀发生在同一天只是一个巧合。我不喜欢巧合。我调查犯罪案件二十年了，总是发现一切都不会凭空发生。也许考珀太太知道她命不久矣。她受到了威胁，所以为自己安排了葬礼，因为她知道没有活路了。有这种可能，但这说不通，她为什么不去报警呢？还有第三种可能性：有人发现了她的秘密。任何人都有可能。他们也许在街上尾随她进入了殡仪馆，听她安排了葬礼的全部细节，因为那家殡仪馆门上连个该死的门铃都没有。任何人都可以随意进出，不被发现。但是在你的故事里不行。”

“好吧，”我说，“我把门铃删掉。”

“还有万宝龙钢笔。”

“为什么？”趁他回答之前我阻止了他，“好吧，没关系。这处我也会删掉。”

他推开纸页，在上面戳戳点点，仿佛在努力寻找一处他喜欢的句子。“你对信息做了选择性的处理。”他沉思片刻，终于说道。

“你这么说是什么意思？”

“嗯，你说考珀太太只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却没解释原因。”

“我说她很古怪！”

“我想你会发现不只如此，老兄。还有一处关于葬礼的问题。她对葬礼仪式提出的要求你明明一清二楚，却没有写清楚。”

“我写了，《诗篇》！还有披头士的歌曲！”

“《诗篇》哪一章？披头士的哪一首歌？你不觉得它们也许是重要线索吗？”他拿出一个笔记本，打开它，“是《诗篇》第三十四章。我要时时称颂耶和华，赞美他的话必常在我口中。那首歌名叫《埃莉诺·里格比》[这首歌一共分三节：第一小节描写了一个名叫埃莉诺·里格比的老妇人寄住在教堂里做清洁工；第二小节描写了一个叫作麦肯齐的神父，他主持这间教堂，可是已经很久没人来听他布道了；第三小节描写了两个孤独的人终于相遇了，然而却是因为埃莉诺的葬礼。她同名字一起被埋葬，没人会记得她存在过]。还有一首西尔维娅·普拉斯写的诗。也许你可以帮我分析一下这首诗，托尼，我读过它，该死的，没有一个词说得通。古典乐是耶利米·克拉克的《小号即兴前奏曲》[《小号即兴前奏曲》，又名“丹麦王子进行曲”，由巴洛克时期英国作曲家耶利米·克拉克作于一七〇〇年。这是一首著名的庆典音乐，是当年英国查尔斯王子与黛安娜王妃的婚礼庆典曲目]。她希望由她的儿子来致辞，你们的说法是什么？”

“悼词。”

“随便吧。还有你应该提到那个她在穆拉诺咖啡厅共进午餐的人。他叫雷蒙德·克鲁尼斯，是戏剧制片人。”

“他是嫌疑犯吗？”

“他制作的一部音乐剧刚刚损失了五万英镑。根据我的经验，金钱和谋杀往往形影不离。”

“我还有其他遗漏吗？”

“你认为考珀太太同一天从莎士比亚环形剧院董事会辞职这件事不重要吗？她当了六年的董事，而就在她去世的当天，她决定抛下一切。还有安德莉亚·卡卢瓦涅克，那名清洁工。你从哪儿得知她是安静地走出门，然后才报警的？”

“从她的口供中。”

“我也读过。但是你怎么知道她不是在撒谎？”

“她为什么要撒谎？”

“因为我调查过。最后，还有她儿子，达米安·考珀。值得指出的一点是，他刚刚从年迈的母亲那里继承了两百五十万英镑。而这笔钱刚好能派上用场，我听人说，他在洛杉矶陷入了财务危机。”

我陷入了沉默，心中有种不祥的预感。“什么财务危机？”我问他。

“据我了解，都快火烧眉毛了。但是他名下还有好莱坞的泳池别墅和保时捷九一一。他和他的英国女友同居，但她对他一定也不太满意，也许是因为他还和很多女人暧昧不清……暧昧不清是关键。”

“那这章就没有可取之处吗？”

霍桑思考了片刻：“我喜欢那个关于世界尽头的笑话。”

我看着面前散乱的纸稿。“也许这不是个好点子。”我说。

霍桑第一次对我露出了微笑。他笑起来的时候，我仿佛瞥见了他孩提时的样子。仿佛他身体里有什么东西正在挣扎，想要挣脱束缚，它被困在了那身西装、领带，以及他苍白的面孔和犀利的目光里。“这才刚刚开始，老兄。这只是第一章。你可以把它撕了，重新写。重点是，我们必须找到一种合作方式，一种……”他斟酌着用词。

“工作方法[霍洛维茨说的是拉丁语，modus operandi]。”我提示道。

他又开始指手画脚：“你不会想用这类高级字眼的。这会让人忍不住挺直腰板，不行。你只要陈述发生的事实就够了。我们之后会和嫌疑人交谈，我会确保你获得了所有信息，你需要做的就是按照正确的顺序排列。”

“如果你破不了案会怎么样？”我说，“也许警方会先你一步找出杀害戴安娜·考珀的凶手。”

我言语之间似乎对他有所冒犯。“伦敦警部都是一群酒囊饭袋，他们要是有线索，也不会雇我了。我之前和你解释过，许多谋杀案在案发后的四十八小时之内就破获了。为什么呢？因为大多数凶手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他们一气之下，痛下杀手，是激情作案。等他们回过神来思考飞溅的血迹、车牌号和监控设备的时候已经太迟了。其中一些人会尝试掩盖自己留下的痕迹，但是在现代法医学面前，他们没有任何希望。

“但有时也有少数谋杀案——也许只有百分之二的案件——是有预谋的作案。案件事先经过计划，可能是买凶杀人。还有一些疯子纯属找乐子。警方心知肚明，清楚什么时候碰上了硬骨头……他们是这么称呼这类谋杀案的。这时他们就会与我这样的人接触。他们知道自己需要帮助。所以我的意思是，你必须信任我。如果你想补充额外的细节，那就事先询问我。不然，就看到什么记录什么。这不是《丁丁历险记》，好吗？”

“等等！”霍桑又一次让我大惊失色，“我从未告诉过你我在写《丁丁历险记》。”

“你告诉我你正为斯皮尔伯格工作，而那就是他执导的影片。”

“制片。”

“总之，是什么让你改变主意同意写这本书的？是你妻子说服了你吗？我敢打赌，是她告诉了你什么才是对的选择。”

“就此打住，”我说，“如果我们要约法三章，最重要的一条规矩就是，你永远不要过问我的私生活：我的书，我的电视剧，我的家人，我的朋友。”

“有意思，原来你是这么排序的……”

“我会写你，我会写这个案子。当你破案后——如果你能破案的话——我会看看能否找到感兴趣的出版方。但我不会受你欺负。这仍然是我的书，而我才是那个决定该写什么的人。”

他睁大眼睛：“冷静点，托尼。我只是想提供帮助。”

这就是我们达成的协议。我不会再给霍桑看其余的章节；至少在我创作期间不行，甚至在我完成之后，可能也不会。我会写我想写的东西，所以如果我要批评他，或者写一些自己的想法，就会畅所欲言。但如果涉及犯罪现场、审讯之类的，我会忠于事实。我不会凭空想象，轻易下定论或是画蛇添足，进行误导性的描述。

至于第一章，忘记那个门铃和万宝龙钢笔吧。戴安娜·考珀和雷蒙德·克鲁尼斯曾共进午餐。安德莉亚·卡卢瓦涅克可能没有说实话。但诸位大可放心，其余的信息，包括其中已经十分清楚地表明凶手身份的那条信息，是准确无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