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侦探小说这种小说形式发明后，才过了仅仅一百一十年，这段时间世界各国的侦探作家竞相发表谜题诡计的创意，把人能够想出的诡计几乎搜罗殆尽，已经没有任何开发完全崭新诡计的空间。

我在战后阅读了相当大量的英美侦探小说，一边读一边做谜题诡计的笔记，共搜集了八百余种不同的诡计，在昭和二十八年（1953）秋季的《宝石》杂志撰写成《诡计类别集成》。这篇文章的内容粗略来说，可以分类为罪犯想出的诡计、不可能的罪犯（亦即意外的罪犯）、物理上不可能的犯罪（包含“密室犯罪”或足迹、指纹等等的诡计）、不可能的犯罪时间、意外的凶器与毒物、意外的隐藏人或物的方法等项目。这里我想试着写出这当中的“意外的罪犯”的诡计。

“一人分饰二角”是“意外的罪犯”中最常使用，也是种类最多的诡计。在我的文章集成中，八百个例子中有一百三十个例子是这种“一人分饰二角”的各种变形，排名第一。第二名是“密室犯罪”的八十三个例子，这两种诡计特别引人注目。

部分“一人分饰二角”的构想，被害人就是罪犯。

一起杀人案件中，杀人的和被杀的本应是完全对立的立场，任谁都想不到这两者竟然是同一人。毕竟加害人与被害人，无论如何都是无法相容的存在。侦探作家（有时候现实的罪犯也会）着眼于这个常识的盲点，发明了各种谜题诡计。

试从我的分类中挑出“被害人就是罪犯”的项目如下：

（一）罪犯假冒为被害人（又可以细分为犯罪前假冒与犯罪后假冒）47例

（二）共犯假冒为被害人（有数名罪犯时，这个方法较易执行）4例

（三）罪犯伪装成被害人之一［数名被害人的情况，使用这个诡计的知名作品有范·达因（S.S.Van Dine）的《格林家杀人事件》（The Greene Murder Case）、奎因的《Y的悲剧》（The Tragedy of Y）］6例

（四）罪犯与被害人完全是同一人，9例

我认为这当中（四）感觉最不可思议。罪犯和被害人根本是同一人，这种事可能成立吗？

这一项分为“窃盗”、“伤害”，以及“杀人”三种情况。首先记录的是“窃盗”的例子，有一位都市的第一流美术古董商，把高价的宝石卖给他多年的老客户。一段时间后，这名老客户带来宝石，表示台座有些损坏，要他维修。古董商收下宝石检查后发现，这颗宝石是制作精巧的仿造品。但这位老客户身为堂堂富豪，不可能会拿赝品过来。他这才发现，打从一开始卖出时，就是他一时不察卖出了赝品。这是古董商的大失误。他也想过换成替代品还给对方，但这是非常珍稀的宝石，他手上也不可能有一模一样的物品。如果直接修理赝品还给对方，要是有一天事迹败露，古董商就信用扫地了。毕竟他是第一流的美术商，禁不起如此的名誉扫地。

于是古董商心生穷极之策，自己假扮成小偷，偷偷从工作室的天窗溜进去，偷走宝石藏在某处。次日早晨通报失窃，警察调查后，因为清楚留有小偷进入的痕迹，就认定为遭窃。古董商向老客户表示歉意，并归还与宝石等值款项的现金。虽然损失了整整一笔宝石的货款，但店家的名声是无法取代的。毕竟这是侦探小说，无法从正面写这件事。从结果反过来铺写，就成了非常不可思议的故事。自己偷了自己的东西，亦即被害人与罪犯是同一人。

而我的旧作就有“伤害”的例子。虽然西洋作品也有例子，但那些故事写得不长，看不出意义，且让我引用自己的作品。这是发生在战前陆军高官宅邸内的事件，某天夜晚，一名小偷进入无人的主人书房。主人年轻的儿子发现小偷，进入漆黑的书房，盗贼朝他开了一枪，就从窗户逃跑了。那发手枪的子弹打中儿子的脚，他身负重伤入院治疗，但成了后天的瘸子。后来在庭院的池底寻获失窃品。

这起案件其实是儿子的独角戏，他用手帕包住放在书房的贵重金属，从窗户瞄准投入池塘，还为了让失窃更真实，用手枪射击自己的脚。光看这些叙述，我们还是不明白为什么这个儿子要射自己的脚。要是不察觉某件事当然不会明白，那就是他逃避兵役的动机。他的父亲是将军，无法让他蒙混过关。因此他才想出假装被小偷枪击，变成瘸子，借以逃避征兵的好主意。也就是说，被害人和罪犯是同一人。这也是添枝加叶后倒过来写，变成稍有趣味的谜题故事。

接着是“杀人”的情况。这是杀人者与被杀者为同一人的谜题诡计。虽然会觉得这种事根本不可能发生，但把不可能化为可能就是侦探小说的窍门，只要有一丁点儿契机，就能想出各式各样的好主意。这种情况的契机，就是“自杀”这个构想。“自杀”的杀人与被杀者是同一人，所以只要能从这点引出什么就行了。

一个罹患不治之症，被医生告知死期的人，因为非常痛恨某人，心想反正生命都已经接近死亡，干脆趁早舍命复仇，这种情况就十分符合条件。办法就是先留下许多伪造的线索，假装成他杀其实是自杀，让怀恨的人背上嫌疑。自古以来国内外的侦探小说都经常使用这个诡计。

在杀人与被杀者为同一人的谜题诡计中，英国有个相当出人意料的范例。在英国的罗马天主教派大主教这个伟大的圣职，有位知名的学问僧侣，名叫罗纳德·诺克斯（Ronald Knox）。此人热爱侦探小说，从以前就写了许多作品。他的长篇代表作《陆桥谋杀案》（The Viaduct Murder）在战前就有日文译本，喜欢侦探小说的人应该都知道诺克斯的大名，而此人的短篇作品中，有一部非常迂回、不可思议的侦探小说。

故事是一名男子因不治之症被医生宣判死期，等待死亡的痛苦让他饱尝艰辛，然而这名男子是胆小鬼，没办法自杀。既然自己没办法主动死，只好让其他人杀了自己，但是也不可能有志愿者自愿犯下杀人罪。他非得制造出杀了自己的人不可。

于是，他思考着自己可以杀了某个人，因杀人罪被判死刑最好，实在是拐弯抹角。（话说在前头，这虽然是讽刺小说，但写得并不滑稽。要是像这样从正面来写，总觉得很滑稽，但原作把顺序倒过来，写成第三者视角的故事，因为写得很巧妙，让读者能信服并读下去）于是，他想出一个有点有趣的诡计，意图利用间接的方法杀害陌生男子，结果不仅以未遂告终，警察也一点都不怀疑自己。他认为杀人也不是件易事。

因此，他制订了更加绕圈子的计划。因为杀别人失败了，那不如自己一人分饰二角，如果成功演出一个自己杀了另一个自己的戏码，就能成为犯罪者了吧。他认为自己杀了另一个自己确实很容易办到。

他假扮成一个完全虚构的人物，与真正的自己两个人进入没有同席客人的头等车厢。首先让虚构的人物先进去，再掩人耳目从另一个出入口偷偷溜走，变装后以真实自我的身份，再次进入车厢。两次都让车长与男服务员看到个别不同的模样，向他们搭话之类的，让他们以为两位客人进了同一车厢。

接着，抵达下一站后，只有真正的他从车厢出来，而虚构人物则无处可寻。他营造出列车行进中真正的他杀了虚构的他，在中途的长铁桥上把人扔进河里的假象。车长与男服务员都知道有两名男子搭车。火车到站了，却只有虚构的人物消失，真正的他露出形迹可疑的模样下车，当然会被怀疑。

他执行了这个奇妙的诡计，正中下怀，如愿以偿被逮捕，审判将判他有罪。然而，他却害怕曾经那样盼望的死刑，又开始希望得救。于是他哭着哀求律师，倾吐真相，靠着律师的力量获判无罪释放，最后从法院回自己家的归程上，他却没能躲过从背后驶来的卡车，被简单至极地碾死了。虽然这是一种讽刺小说，但也是杀人与被杀者同一人的谜题诡计中，极为特殊的一个例子。

以上是“一人分饰二角”的犯案例子，在我的诡计表“一人分饰二角以外的意外罪犯”的项目中，分为下列十种。

①侦探即罪犯②案件的法官、警官、典狱长是罪犯③事件发现者为罪犯④事件的记述者是罪犯⑤无力犯罪的幼儿或老人是罪犯⑥残疾、重病者是罪犯⑦尸体是罪犯⑧人偶是罪犯⑨意外的多数是罪犯⑩动物是罪犯。

挑出这当中的有趣项目来看，①的侦探即罪犯仍旧是非凡的构想。因为负责案件大显身手的名侦探，其实是真正的罪犯，这种谜题诡计第一次遇到的时候，会让读者为之惊叹，体验到非常的快感。少年时的我曾阅读三津木春影的改编作品，卢布朗的《813》，第一次遇到这个诡计，感到难以形容的有趣。

勒胡（Gaston Louis Alfred Leroux）的《黄色房间之谜》（Le mystère de la chambre jaune）也是以这个谜题诡计为中心。我较晚读到这篇作品，虽然是第二次遇到，但这篇作品也是格外有趣。侦探即罪犯的诡计只要有人用过一次，后来出现的必定是模仿，因此读者会觉得厌烦“又来了”，尽管如此，还是有相当多知名的作品用了相同的谜题诡计。

最早的作品是爱伦·坡的《汝即真凶》（Thou Art the Man），虽然不是道地的侦探，但这名从一开始就指导案件侦查的人物，到最后才知道他是真凶，不愧是爱伦·坡。

接着是英国的詹格威（Israel Zangwill）的长篇作品《弓区之谜》（The Big Bow Mystery）（1891年），比起1901年的《黄色房间之谜》、1910年的《813》都要早得多。詹格威是纯文学家，因此他的构想和文章组织都不错，“侦探即罪犯”与“密室杀人”这两大谜题诡计，都是彻底掌握、书写完善的经典作品。关于这部作品，战后因为我的提倡已有日文译本。

在詹格威、勒胡、卢布朗之后，还有英国的菲尔丁（A.E.Fielding）、美国的莱因哈特（Mary Roberts Rinehart）、英国的克里斯蒂（Dame Agatha Mary Clarissa Christie）、美国的奎因等人的长篇、切斯特顿（Gilbert Keith Chesterton）的短篇（两篇）也都重复使用过这个谜题诡计。日本作家则有浜尾四郎的某篇长篇作品，故事核心的谜题运用了这个诡计。

仅次于侦探即罪犯的奇特诡计，应该算是④的“事件记述者是罪犯”的诡计吧。这种小说以局外人的视角，第一人称的纪录写成。读者会怀疑出现在纪录中的诸多人物是否为罪犯，但写记录的当事人却不是关注的焦点。读者会相信记录者不可能写谎言。毕竟以常识来说，要是写了谎言，这部小说就白搭了。

克里斯蒂在距今约三十年前就突破这个盲点，写了记录者其实是罪犯的长篇小说，令侦探小说界为之惊艳。在此作品中，记录者没写任何谎言。只有一个地方有点省略记述，整体而言写的是真相。然而，记录者就是罪犯，这种写法非常需要技巧。克里斯蒂女士就是巧妙地做到这点。于是这篇长篇作品成了她的代表作。

然而此作品的记录者虽然主动不写谎言，却省略了关键不写，还是有读者批评觉得不公平。可是，这样的批评是因为把侦探小说当成作者与读者的解谜游戏，我认为大可不必如此气量狭小。即使现在有许多评论家把这篇作品视为前十大佳作，也不该遭到这样的苛责。

这个记录者即为罪犯的谜题诡计，早在克里斯蒂之前已有先驱。只是这位作者是瑞典人，因此在英美的阅读界并未受到瞩目。这位作家是瑞典的S.A.迪斯（Major Samuel August Duse），他的长篇作品为《斯默诺博士的日记》（Doktor Smirnos dagbok）。前述的克里斯蒂作品于1926年问世，而《斯默诺博士的日记》则是1917年，早了十年。这篇作品多亏了法医学者古畑种基博士，在日本很早就广为人知。古畑先生留学德国期间，在柏林发现了这本书的德文译本，送给朋友小酒井不木博士，而小酒井先生则翻译成日文，连载于大正末期的《新青年》。这个谜题诡计也是用过一次以后，后来都是模仿，但仍有许多追随者。英国的伯克莱与布莱克都曾经用相同的诡计老调重弹，日本也有横沟正史、高木彬光两位作家的代表性长篇作品用过这个诡计。

接下来更奇特的算是⑦的“尸体是罪犯”的谜题诡计了吧。死人挥舞凶器杀了人，把这种不可能的事化为可能，正是侦探作家费尽心思之处。这部小说是作家亚瑟·利斯的《死人的手指》，然而其实尸体是作为道具使用，真凶另有他人。可是这名罪犯并不在犯罪现场，在不在场证明成立的情况下，姑且就算是死人杀人。

这个方法是罪犯先让死人的手握住手枪，布置成手指扣扳机开枪后，会打中某个正在守灵的人，再扬长而去。然后，到了深夜时分，尸体开始僵硬，死人的手指也随之僵直，在扳机上施力发射手枪，守灵的人就被打中了。

虽然实际上无法顺利进行，但以小说来说，只要写得巧妙，读者基本上都能接受。先不管是否能命中目标对象，光是开枪就有充分的可能性，确实在范·达因的作品《狗园杀人事件》（The Kennel Murder Case）中，就记录了这是实际发生过的事件。

和此类似的谜题诡计还有“人偶是罪犯”，不过这一项已经另外写在“奇特的构思”一节，这里就省略不谈。

接着是⑨的“意外的多数是罪犯”，也是有趣的构思。这个构想用在克里斯蒂的某篇长篇中，有一名男子在行进中的列车里被杀。他的全身上下就像被乱刀砍过，伤痕累累。这节车厢有十几个乘客，逐一检查后，却没有任何人认出凶手。只好先认定凶手从行进的列车中跳车逃逸了。可是到了最后才知道，原来搭乘这节车厢的十几名乘客全是凶手。

这十几名乘客全都和被杀的男子有深仇大恨。于是他们约好，要在车上杀了那名男子，但是为了不让任何人通风报信，大家一人刺一刀，因此才会看起来像被人乱砍一通。

⑩的“动物是罪犯”目标是让读者感到意外，警察一直在找人类的罪犯，结果罪犯是动物，第一次读到爱伦·坡的《莫尔格街凶杀案》的人，应该都深感惊奇吧。这是一起残忍的杀人案件，而且是“密室杀人”，警方一直在找人类的凶恶罪犯，而业余侦探杜宾则从某个有趣的线索注意到真相，巧妙逮捕真凶——一只从饲主手上逃出的猩猩。

这个动物罪犯的诡计之后也出现在许多作品中。在坡之后知名的尚有道尔的《花斑带探案》（The Adventure of the Speckled Band），被害人无意识地脱口说出“花斑带”后死亡，令人联想到在这附近出没的流浪汉头上戴的花斑染色布，但却调查无果，其实凶手是暗中养了毒蛇，趁深夜把蛇赶去杀害睡在床上的被害人。而蛇的斑斓花纹，被黑暗中的被害人看成了花斑带。

动物罪犯有很多类型，例如妖犬、马、狮子的下颚、牛角、独角兽、猫、毒蜘蛛、蜂、水蛭、鹦鹉等等，而这当中又以狮子的下颚与鹦鹉较为有趣。（“狮子的下颚”已在另一章节“奇特的构思”提过，此处省略不提）。

“鹦鹉是罪犯”的作品是窃盗，被用在英国莫里森的古老短篇中。一间位于高楼窗户稍微开启的密室，门上了锁，窗户虽然开着，但距离地面高达几十英尺，也无法从外攀爬进来。尽管如此，装了宝石的首饰还是从这房间里不翼而飞。

那颗宝石本来放在房间的化妆台上，却消失得无影无踪，而旁边掉了一根主人完全不认得的火柴棒。这根火柴成了侦探推理的开端。先说结论，其实是那名罪犯训练了一只鹦鹉去偷宝石。他训练鹦鹉从高处的窗户进入屋内，一定会叼着带有宝石的物品回来。不过，它回程叼着宝石倒无妨，但去程嘴巴可自由活动，毕竟是只鹦鹉，说不定会叫或说些什么。为了预防它乱叫，就训练它一定要叼着火柴棒，以免发出声音。然后，让它习惯看到宝石就把火柴丢掉，再叼着宝石飞回来。

在《意外的罪犯》中还有“太阳与水瓶杀人”的奇特构想，这个也已在另一章节“奇特的构思”提过，此处也省略不提。

刚才举出的十种谜题诡计中，③“事件发现者为罪犯”有些趣味，请容我再添上几笔。疾呼“有人被杀了”的人其实是真凶，如此想来这个诡计其实很平凡，这类情节我的诡计表就省略不提了。但“发现者是罪犯”的谜题诡计和“密室”组合后，就形成了有趣的情节。刚才提过的詹格威的长篇，以及切斯特顿的短篇就有符合的例子。

一天早晨，屋子的门还没开，因为比起平常开门的时间晚得多，令人担心，敲门或叫门却都没回应。于是请了街坊邻居来破门进入屋内，屋子的主人已经在床上被利刃割喉而死，鲜血还在不断涌出。调查后发现，这栋房子的窗户早就从内部紧闭了。唯一的门也被从内反锁，不破门就进不来。这是一间完全的密室，而且凶手并没躲在屋子里，被害人才刚被杀，凶手完全没有逃脱的出口。

经过详尽的调查后，发现门窗都没有任何制造密室故布疑阵的迹象。这不是捏造的密室，是货真价实的密室，也就是完全不可能的犯罪。

作者是如何让这个不可能化为可能？说穿了别无其他，就是“神速杀人”的应用。真凶就是人群破门后进入屋内的其中一人。他准备了刮胡刀之类的小型锐利凶器放在口袋。等到一破门，他就最先冲进屋里，挨近正在睡觉的被害人，用预藏的凶器敏捷地割开他的喉咙，再大叫“啊！不得了啦！有人被杀了！”。后头接着进来的人，因为被他的身体挡住，并未发觉割喉的人就是他。没想到会有人犯案如此神速，任谁也不会起疑心。

为什么被害人听到敲门的时候没有回应呢？为什么他被割喉的时候没有叫呢？那是因为凶手是他的熟人，前一天夜里被害人睡觉前，被凶手在某种饮料里掺了大量的安眠药让他喝下。如此一来，事件的最初发现者是凶手的诡计就成立了。

“神速杀人”还有其他许多应用此方法的诡计，而这种敏捷度，也让人不禁联想起日本剑道高手或忍术者锻炼的神速。

---《周刊朝日推理小说特集号》朝日新闻社，

---昭和三十年（1955）

附记

在拙稿《英美短篇侦探小说之吟味》中，曾提及切斯特顿运用这个神速杀人的其他例子，兹录于下。

在The Vanishing of Vaudrey［日译《新青年》昭和八年（1933）五月号《沃德利失踪案》］的作品中，首创了别无他例，有些奇特的谜题诡计。被害人当时在村里的理发店修容刮胡。理发店的正后方是一条潺潺溪流。此外，这家理发店还兼卖香烟。凶手让陪同散步的同伴在店外等待，自己进去买香烟，老板放下刮胡刀，出来店面找他要买的香烟时，他趁着这仅仅两三秒的空隙，迅速冲进理发室，被害人正伸长脖子蒙住眼睛，等理发师回来，他就用那把放着的刮胡刀割喉，再迅速归位，一脸若无其事地收下香烟，回到还在等待的同伴身边，吸着香烟继续散步。

这种神速是“古怪型”的，和打破密室冲进现场，最初发现者瞬间杀人的诡计类似，但先让同伴在外等，买东西顺便杀个人的构想，有一种超乎常识的古怪幽默与恐怖，但也绝非游戏式杀人。作者给了他很正当、不得已的动机。

可是，只要理发师够冷静，这个罪行立刻就会露出马脚，然而理发师也有弱点，又是个胆小怕事的人。他不知何时发现客人被杀，觉得直接报警一定会被认定是自己犯下的罪行，惊慌失措之下，就把尸体（理应要装袋）丢进后方的河里。故事情节是后来尸体被流到距离遥远的地方才被发现。没人知道被害人曾去过理发店，理发师守口如瓶，凶手也有同伴的不在场证明。这起案件很难解，不过布朗还是从尸体脸上剃了一半胡子想到了理发店，凭着推理指认出真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