侦探小说本来的目的，就在于运用逻辑解开复杂谜题的乐趣，作者几乎不会从正面描写罪犯的心理。“罪犯的意外性”简直等同一个满足条件，因此罪犯直到小说最后都不会露出真面目。也就是，作者不会进一步细描写罪犯的心理或性格，一旦罪犯暴露了，侦探小说就结束了，这是侦探小说一般的形式。换句话说，侦探小说就是从侦查犯罪事件的角度来描述的小说，虽然会详细描写侦探的性格，但罪犯方面就只能以间接方法来描述。所能描述的并非罪犯这个人，而是巧妙的犯罪手法。尽管如此，优秀的侦探小说还是经常出现罪犯的心理与性格。虽然不是从正面描写，但还是会显现令人深受触动的罪犯人性。

长篇侦探小说中描述精心设计犯罪的罪犯，经常是一种虚无主义者。他们是不信仰宗教及道德的人，不怕神，也无惧良心，他们怕的唯有刑罚而已。不，甚至屡屡有不怕刑罚者登场。也因为侦探小说是一种谜题文学，这种罪犯的设定最为方便。把机械式的冷血当作条件，精心设计的犯罪就不会落入情感上的错误。这种冷血罪犯最适合代入虚无主义者了。

说到把罪犯的心理描绘得活灵活现的侦探小说，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法国作家西默农的《人头》（La tête d'un homme，日译本名为《蒙帕纳斯之夜》），这部心理侦探小说的主角青年拉狄克是天才型的，而且是名极度贫穷的遗传性脊髓病患者，对于在社会飞黄腾达已感到失望。梅格雷侦探对此罪犯的评论是：“如果在二十年前，他会是一位无政府主义的斗士，可能会去某处的首府投掷炸弹吧！”

比起《罪与罚》的主角拉斯柯尼科夫，拉狄克是该性格更极端类型的人物。他看穿某个富翁浪子想杀妻的心理，替这名男子犯下杀人罪，向他勒索巨额的封口费。而且他还巧妙地把这个罪名嫁祸给一个毫无关系的愚蠢男子，自己则泰然处之。接着，这部小说从头到尾就是侦探梅格雷与罪犯的心理斗争。

这名罪犯对神和道德既否定又轻蔑。他认为神与道德的本质之所以会因时因地而异，说穿了不过就是一个社会性功利的证据。譬如像是一夫一妻主义与多妻主义、拿破仑的大量杀人与个人的杀人犯，他看透了同样的行为在某时代某地方就是善；在某时代某地方就是恶。于是他轻蔑道德上禁忌的严肃性。

可是，这名罪犯就和拉斯柯尼科夫一样，虽然否定良心，却又受良心谴责。而且更大的矛盾是，这些罪犯是虚无主义者，却又无法舍弃自尊心（真正的虚无主义者应该连自尊心都抛弃了才对），让他们犯罪的正好就是扭曲的自尊心。这来自一种我是天才、是超人的傲慢，瞧不起社会，警察也算不了什么的超绝心理。这种自尊心堕落后，就成为所谓罪犯的虚荣心。犯罪后的拉斯柯尼科夫在咖啡厅遇见检察官，向他炫耀纸钞捆，这种心理在拉狄克身上成了更夸张的挑战；而且，许多更幼稚的罪犯寄送挑战书给警察署的心理，也是与此相关。

不过，这些挑战心理除了表面上的虚荣心以外，背后还隐含了另一个心理，也就是招供冲动的心理。这个招供冲动的极端形式，我们可以在爱伦·坡的短篇作品《悖理的恶魔》（The Imp of the Perverse）看到。这部短篇作品是一般状况下不该做的事，正因如此他说明了一种跃跃欲试的不可抗冲动。这同时包含了为了作恶而犯罪、挑战禁忌的不可思议心态，以及犯罪后只要招供就会毁灭，因而令人忍不住想招供的不可抗心理。这就是站在让人头昏眼花的悬崖上，因为害怕而想跳下来的那股冲动。《悖理的恶魔》的主角在人山人海的大街上，大声喊出自己的杀人罪，是他无论如何也阻止不了的冲动。

由范·达因所著的《主教杀人事件》的迪拉特教授，虽然不是一般定义下的虚无主义者，但仍算是蔑视道德者的显著例子。因身为学者而有道德障碍，在犯罪史上的实际例子也不少；而早期出现的侦探小说则以夏洛克·福尔摩斯的劲敌莫里亚蒂教授等人为例子。《主教杀人事件》的迪拉特教授心理把这点逼到极限，他超凡的性格根基来自从数学和物理学以及天文学，宏观来看，像是地球上的道德、人类的生命，都是不足以当一回事的心理错觉。

范·达因以费洛·凡斯的角色如此说明这种心理：“数学家以光年这种巨大的单位来测量无限的空间；另一方面又以微米的百万分之一这种极度微小的单位，来衡量电子的大小。他们所见的眼界是这种超绝的眺望，在这种眼界中，几乎忘却了地球与其上居民的存在。譬如某种恒星的大小是我们整个太阳系的数倍，这个巨大的世界对数学家而言，不过仅是分秒之间的琐事。银河的直径据沙普利所言，有三十万光年。而说到宇宙的直径，必然是银河的一万倍。

“然而，这些不过是入门的小问题而已，是在天文观测时司空见惯的事。高等数学家的问题又更广得多了。以人类角度来说，现代数学的概念经常让人脱离现实世界，以至于只生活在纯粹思考的世界产生病态性格。譬如席柏斯坦论述五次元、六次元空间的可能，推算在某事件发生前就有能够预见的能力。埋头于‘无限’这种概念的人，头脑会变得古怪也是理所当然……如此这般。”

地球上的人类陷于极微小的存在时，科学接近虚无主义。可是，如此的虚无主义产生罪恶时，可笑的是肯定会混入与这种超绝思想相反的想法。迪拉特教授就是这种道德障碍者，他直接被个人名声这种地球上极微小的执着所拘束，以犯下杀害众多人的罪行作为维持他名声的手段。他仿照《鹅妈妈童谣》的剧本，接连不断杀害无辜的人们。

侦探作家中，除了精心设计巧妙的谜题以外，还有人与众不同，擅长描写恶人。黑岩泪香就是描绘恶人的天才，他的各翻案作品描绘的恶人比原作更加绝妙；而西方作家则有英国艾登·菲力尔帕茨的侦探小说能够给人这种感觉。他的《红发的雷德梅茵家族》即为此典型的作品。主角也一样是道德障碍者，但他不像拉狄克与迪拉特教授那样，打从犯罪的一开始就是因为半自暴自弃的心理作用，他极端踏实又功利，坚决避免被发现犯罪。因此他的诡计更加细致，伴随着认真积极的邪恶热情。

《红发的雷德梅茵家族》并非以暴露真凶作结，其后还附了一段长篇的自白文。那是凶手迈克尔·潘丁在狱中书写的传记，当中有一段这样的文字：

“有良心的、会后悔的、因一时激情而犯案杀人的人，他们不管怎样巧妙地隐瞒罪行，最终明显都是失败。被发现的第一步正是罪犯心中潜藏的后悔。世上的愚蠢者都无法避免这种失败。可是像我自己这样，确信会成功，不为丝毫的不安所扰，没有任何感情介入的余地，深谋远虑地策划后行动，这种犯罪就一点危险也没有。这种人在犯罪后，可以品尝庄严的心理喜悦感，如此的喜悦本身就是他们的报酬，更是一种支撑他们的精神支柱。

“这世上的所有体验中，哪里还有如杀人般惊奇的体验呢？任何科学、哲学、宗教的魅力，都无法与拥有这种罪大恶行的神秘、危险，以及胜利感相比。在这个严肃的罪行面前，一切都等同儿戏。”

可是，尽管如此，这名天生的杀人者终究败给了大侦探甘斯的睿智，落得一场空。

不可思议的是，这种罪犯必定是喜爱尼采的读者。虽然作者对拉狄克并未附以上述的说明，但关于迪拉特教授与潘丁，作品中则清楚地把尼采引以为例。潘丁的故事甚至可以感受到德昆西的“基于艺术杀人”的影响。他是一名明显拥有这种艺术家热情，把一辈子贡献给犯罪的男子。

更进一步来说，不管拉狄克或迪拉特教授，或是潘丁也好，都无法忽略他们内在拥有的实验性杀人心理。这是过于相信自己的能力，想在某处做实验，以实现这种犯罪能力的心绪发生作用所致。他们把犯罪放进试管，尝试各种化学反应。自古以来所谓的心理小说，很多就是将人生放入试管中。陀思妥耶夫斯基也是、司汤达也是，还有保罗·布尔热的《弟子》也是其中最具体的典型之一。这部小说的主角如字面所述的，把恋爱放进试管，因此发生了一桩杀人嫌疑事件。布尔热的这部作品引起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斯特林堡等小说作家的密切关注。侦探作家也是让这种罪犯实验他们的犯罪，再把罪犯、犯罪、杀人投入试管中。

---《文化人的科学》昭和二十二年（1947）

---三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