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这样认为。没有什么东西能比得上铁幕[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流行于西方的名词，指当时的苏联政府；因为西方人认为苏联竭力把自己及东欧共产党领导下的邻国封锁起来，宛如对西方各国降下了一道铁幕。]那儿的肥鸭鲜美。你知道，它们从多瑙河沿岸的辽阔平原上飞过，一路上分散飞行，停停歇歇地飞到我们这儿，但它们每年都沿着同一条路线飞来，在没有猎枪的年代就这样了。”

“我对打猎这种娱乐一点不懂，”侍者说。“我们太穷，没钱玩这个。”

“可是在威尼托，许多没钱的人也打猎。”

“是的，确实这样。整夜都能听到他们打猎的枪声。不过我们比他们要穷。我们比您想象的还穷，上校。”

“我想我能想象出来。”

“也许能，”侍者说。“我老婆把所有的羽毛都收好了，她要我谢谢您。”

“后天要是运气好，我们还会打到很多，是大个儿的绿头鸭。告诉你妻子，如果走运，就会有美味的鸭子吃，它们肥得像小猪，因为在俄国人那边吃得很好，羽毛也很漂亮。”

“您对俄国人怎么看，上校？我这么问不冒昧吧？”

“他们很可能成为我们的敌人。因此，作为一个军人，我要做好跟他们打仗的准备。不过我倒很喜欢他们。我还不知道有比我们更优秀，更强大的民族。”

“我从未有幸结识他们。”

“你会的，小伙子，你会的。除非帕恰尔蒂大人把他们阻挡在河水已经干涸的皮亚韦河沿线一带。水被一些水力发电站抽干了。也许尊贵的帕恰尔蒂大人会在那儿作战，但我认为他在那儿打不了多久。”

“我不知道帕恰尔蒂大人是谁。”

“我知道，”上校说。

“现在请你叫他们接通哈里酒吧，看看伯爵小姐是否在那儿。要是不在，再往她家里打一次。”

上校喝完了阿诺尔多——就是那个玻璃眼珠的侍者为他调制的酒。他原先并不想喝，他知道喝酒对他有害。

但是他却以惯有的野猪般的倔脾气把它喝了，就像他以往接受生活中每一件事一样。他朝打开的窗走去，动作仍然像只猫，只不过是只老猫了；他望着大运河，现在它已经变成了灰色，宛若德加[德加（1834—1917），法国画家，早年为古典派，后转向印象派。]在他最灰暗的日子里画的画。

“谢谢你的酒，”上校说。阿诺尔多正在打电话，他朝上校点点头，那只玻璃眼珠露出笑意。

他要是不镶玻璃眼珠就好了，上校想。他只喜欢打过仗或肢体残废的人。

其余的人也很好，你喜欢他们，和他们是好朋友；不过只有那些在战争中熬过很长时间并且注定遭到伤害的人，才会唤起你内心真正的温情和关爱。

因此，随便哪个残疾者都能来糊弄我，他想，一边喝着他并不想喝的酒。随便哪个狗杂种，只要他真受过伤，就跟每个长期在战争中待过的人那样，我就爱他。

是的，他的另一面，天性中好的一面说，你爱他们。

我宁愿谁也不爱，上校想。我宁愿寻欢作乐。

可是寻欢作乐，他天性中好的一面说，如果你不爱别人，你就不会有欢乐。

好吧，那我就比任何一个活着的狗娘养的爱得都深，上校对自己说，但是没有发出声音。

接着，他大声说，“电话接通了没有，阿诺尔多？”

“奇普里安尼还没有来，”侍者说。“他们认为他随时会到，我不敢放下话筒，怕他马上就到。”

“办点事这么费劲，”上校说。“替我问一下有谁在那儿，这样可以节省些时间。我想确切地知道有谁在那儿。”

阿诺尔多对着话筒谨慎地说着话。

过后他用手捂住话筒说，“我在和埃托雷说话，他说阿尔瓦里托男爵不在。安德烈亚伯爵在那儿，他有些醉了，埃托雷说，但还没醉得太厉害，您还能跟他在一起乐一会儿。每天下午必到的那些女士们也都到了；有一位希腊公主是您熟悉的，还有一些人您不认识。美国领事馆的那几个废物，从中午起就一直待在那儿。”

“告诉他，等那些废物走了以后打电话来，我再过去。”

阿诺尔多对着话筒说了几句，随后朝上校转过身来，上校正向窗外看着海关大楼的圆屋顶。“埃托雷说，他很想把这些人赶走，可又怕奇普里安尼不高兴。”

“告诉他别赶走那些人。今天下午他们不需要工作，那么他们就有理由像其他任何人一样喝上几杯。我只是不想看见他们。”

“埃托雷说他会打电话过来。他要我告诉您，他认为那些人喝够了会自动撤走。”

“谢谢他打电话来，”上校说。

他注视着一条凤尾船在运河上吃力地逆风行驶，心里想，美国人喝起酒来可没准。我知道他们觉得厌倦。在这儿也是如此。他们在这个城市里觉得烦闷。这里气候寒冷，发给他们的钱不够用，燃料价格又高。我钦佩他们的妻子，她们以勇敢无畏的精神，离开家乡基奥卡克[美国衣阿华州东南部城市。]来到威尼斯，他们的孩子说一口意大利语，完全成了小威尼斯人。不过今天就不谈个人印象，杰克。什么个人印象、酒吧间互诉衷肠、讨厌的喝酒逞能，以及领事馆公务的乏味苦闷，今天我们全都别管。

“今天第二、第三和第四副领事不在吧，阿诺尔多。”

“领事馆里有些人挺可爱的。”

“是的，”上校说。“一九一八年在这儿任职的领事就非常好。所有的人都喜欢他。让我想想他的姓名是什么。”

“您要回到遥远的过去了，上校。”

“我回忆那么遥远的过去并不是件高兴的事。”

“以前的每一件事您都能记住吗？”

“是的，每一件事，”上校说。“那个领事的名字叫凯洛尔。”

“我听说过他。”

“那时候你还没出世。”

“您认为只有生在那个年代才能知道这个城市发生的事吗，上校？”

“完全正确。告诉我，是不是人人都知道这个城市里发生的每件事？”

“不是每个人，但也差不离，”侍者说。“毕竟，床单上的名堂摆在那儿，有人必须去更换，有人必须去清洗。当然我并不是说像我们这样旅馆里的床单。”

“过去我有过一段好日子就没用床单。”

“那自然。那些船夫们跟乘客的合作精神固然是最好的，我认为他们是最好的人，但他们彼此之间总是传播各种消息。”

“自然是这样。”

“还有牧师。他们从不泄露忏悔者的秘密，可在自己人的圈子里也会议论是非。”

“可以想象得到。”

“他们的女管家也喜欢彼此传话。”

“这是她们的权利。”

“还有酒店的侍者，”阿诺尔多说。“客人们在餐桌上谈话，好像把一边的侍者当作聋子。酒店有规矩，侍者决不能偷听客人的谈话。可有时候，他没法不让那些谈话传进耳朵里。自然，我们侍者之间也说长道短，不过从不在这个旅馆里。我还可以举不少例子。”

“我相信我完全理解你的意思。”

“至于发型师和理发师，就不用提了。”

“里亚尔托[亚得里亚海北端的小群岛，威尼斯市建在该群岛上。]那儿有什么消息？”

“您在哈里酒吧能听到所有的消息，除了您自己参与其中的事。”

“我参与了什么事吗？”

“世上之事，人人知晓。”

“好啊，你说的事我听了很高兴。”

“有些人不理解在托切洛那儿发生的事。”

“要是我自己有时能理解，那才见鬼呢。”

“您多大岁数了，上校？我这样问是不是太冒昧了？”

“五十一岁了。为什么你不向门厅总管打听？我在他那儿填过供警察局核查用的登记单。”

“我乐意听您自己说，并且祝贺您。”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不管怎样，请允许我向您祝贺。”

“我不能接受。”

“这城里的人都喜欢您。”

“谢谢你，这太抬举我了。”

正在这时，电话铃响了。

“让我来接，”上校说。听筒里传来埃托雷的声音：“请问是哪一位？”

“坎特韦尔上校。”

“这儿的阵地已经撤空，上校。”

“他们都上哪儿去了？”

“往皮亚扎方向去了。”

“好。我立刻就到。”

“要给您留张桌子吗？”

“要角落里的，”上校说完放下话筒。

“我去哈里酒吧。”

“祝您打猎好运气。”

“后天早上天不亮我就去打鸭子，躲在沼泽地里的木桶中。”

“那会很冷。”

“有可能，”上校说着穿上了军用雨衣，往镜子里看了一下自己的脸，然后戴上帽子。

“一张丑脸，”他对着镜子说，“你见过比这更丑的脸吗？”

“见过，”阿诺尔多说。“我的，每天早上刮胡子的时候。”

“我们俩都该在黑暗中刮胡子，”上校对他说，随后走出了房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