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花纷纷扬扬地飘落下来，赫斯透过风挡玻璃看到的大部分景象都模糊不清，到处都是白茫茫的一片。因为有扫雪车来来回回地清扫路面，所以在高速公路上时，大雪对他并没有多大影响。但现在他驶下了E47高速，正沿着一条乡间小路前往沃尔丁堡，他不得不一直保持着每小时20千米的时速，以免撞上迎面来车。

赫斯在离开哥本哈根的路上，驶经西兰岛时，给里斯森林和尼堡的当地警方打了电话，但正如他所担心的那样，他们都没帮上什么忙。2001年里斯森林那件凶杀案的信息最少，而且因为那是十七年前的旧案，他的问题也没有得到重视。电话被转接了三次，最后一位女警官可怜他，才帮他查了一下这桩很久以前就被当成悬案搁置的案子。女警官对案子并不了解，不过她愿意在电话里给赫斯念警方的报告，但报告里也没什么有用的信息。受害者是一名在实验室当助理的单亲妈妈。她被害那天约了朋友在家吃晚饭，所以把一岁的女儿送到了别人家托人照料。她朋友到达后发现她被捅死在客厅里，随后报了警。当地警方调查了所有嫌疑人，但没有发现任何有用的线索。两年后，调查中止，案子也被搁置了。

2015年尼堡的凶杀案情况则完全不同。受害者是一个三岁男孩的妈妈，现在调查还在继续。男孩的生父—也就是受害者前男友—是主要嫌疑人，当地警方签发了逮捕令，但据传他现在潜逃到了泰国。不难猜测嫌疑人的动机，不外乎是嫉妒和金钱。这名男子和“飞车党”关系匪浅，当地警方推测他开车尾随了受害者，窥视了她和一位已婚足球教练的约会。在受害者开车回家的路上，男子别住了她的车，让她撞到护栏上，然后用一件未知凶器袭击她，从她左眼捅进去，刺穿了大脑。赫斯觉得，最近哥本哈根那几起案子的凶手不可能是这名受害者的前男友，毕竟他现在还躲在芭堤雅。赫斯向接电话的警官追问有没有别的嫌疑人，比如和受害者相识，但不是她的朋友、前男友或是家人的人，但那位警官表示没有。赫斯感觉警官似乎有点儿不愉快，他一定觉得赫斯这样喋喋不休是在变相质疑他的工作能力，于是赫斯便不再追问，把问题的重心放到了受害人汽车后视镜挂着的栗子人上。

“你们在审问涉案人员，给他们看案发现场照片的时候，有没有人注意到什么特殊的东西，或者是原来不在车上的东西？”

“你究竟是从哪里知道这些的？为什么要问这个？”

“受害者的母亲看到后视镜上挂着栗子人很惊讶。她说受害人从小就对坚果过敏，所以很奇怪。”

警官也不能忍受这种疑团，当年还费了很多精力调查。他去孩子的幼儿园询问了一番，发现几周之前有个班级做过栗子人，所以这位母亲不顾过敏，把自己孩子做的手工作品挂在车里也不是不可能。这条消息让赫斯不寒而栗。虽然这种推论听起来挺有道理，但赫斯一点儿也不信。不过毕竟九十月份到处都是栗子人，没人会因它的出现大惊小怪。一时间，赫斯觉得自己的问题让警官开始自我怀疑起来，但对方马上就不再为此纠结了，他没理由为这种无凭无据的推测自寻烦恼。

两个案子都没法挖到更深的线索，赫斯继续南下，希望能找到什么人问一问蒙岛的案子。幸运的是，蒙岛归位于丹麦最南端的沃尔丁堡管辖，不用开太久的车就能到。但他已经开始后悔自己的决定了，他还没有联系图琳和尼兰德，他一步一滑地踩着台阶，向沃尔丁堡警局走时，脑子里思考自己要不要通知他们。从在机场清醒过来的那一刻起，他就意识到这项任务有多么艰巨。就算最后真的查明几十年来一直杀害、恐吓女人的是同一个凶手，但证明这点需要花的时间很可能和凶手犯案的时间跨度一样长。何况这些案子的凶手有可能根本就不是一个人。

沃尔丁堡警局的接待处十分繁忙，赫斯面不改色地撒着谎，说他在为哥本哈根的重案组查案，想和分局局长谈谈。局里的人们忙得脚不沾地，显然外面一片混乱，估计出了不少撞车事故。即使如此，还是有好心人给他指了指方向，让他去走廊深处找布林克。

赫斯进了一间脏兮兮的开放式办公室，看到一个满脸雀斑的红发男人。这位警官大概六十岁左右，体重大约有一百千克，一边打着电话，一边耸着肩穿外套。

“要是发动不了的话，你就扔那里别管了。我这就来！”

男人挂了电话，大步向门口走去，没有一点儿给赫斯让路的意思。

“你是布林克吗？”

“我现在要出门，你周一再来吧！”

赫斯连忙把警徽摸了出来，但那男人已经顺着走廊走过去了。

“我有很重要的事，有个案子我有几个问题要问，而且……”

“我不是觉得你的事不重要，但我现在要下班过周末去了。你问前台吧，他们肯定能帮上忙的。再见！”

“前台不可能知道，我想问的是1989年蒙岛一宗谋杀案的事。”

在走廊中间，身材魁梧的布林克停了下来。他就背对着赫斯站了一会儿，然后转过身来看着赫斯。他的表情就像看见鬼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