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蒙岛屠杀案的卷宗非常全。沃尔丁堡警局档案的数字化程度已经非常高了，因此赫斯可以在电脑上浏览资料，而不用在身边积满灰尘的报告堆里翻来翻去。不过他还是更喜欢看纸质报告。他一边用眼睛扫着档案，一边不耐烦地听着电话那头的等待铃声。他突然意识到，在这个国家，这种记录人类苦难的档案数量极为惊人，它们静静地被尘封在档案室里，深藏在警局的各个服务器里。

“您排在第七位。”

布林克刚才带他走进地下室，打开档案室的门。房间里面陈设简陋、肮脏，一排排长长的架子上放着箱子和文件夹。房里没有窗户，只有几根老式的灯管用来照明，他还记得以前上学时，教室里也是这种灯管。这个房间又激起了他对这种地下空间的厌恶。

布林克告诉赫斯，由于档案室里案件卷宗的数目极为庞大，出于节省空间的考虑，几年前开始档案数字化时，这个案子是第一批被处理的。赫斯只能在角落里“嗡嗡”作响的旧电脑上，读这个案子的卷宗。布林克主动提出要帮他，态度坚定，但他更愿意一个人把资料看完，避免不必要的打扰。他的手机响了好几次，其中有几通是弗朗索瓦打来的，他猜这个法国人大概已经意识到他根本就没去布加勒斯特了。

即使赫斯很清楚自己在资料里要找什么，但他仍然被案件的各种细节吞没了。看完警官们对第一次见双胞胎时情形的描述，不禁毛骨悚然。两个孩子被发现的时候在地下室里紧紧抱在一起，男孩抱着妹妹，而妹妹却一副对一切都无动于衷的样子，似乎受到了过度惊吓。两人被带到救护车上时，医护人员想从他妹妹身边拉走男孩，但他像只野兽一样极力反抗。两个孩子的体检结果表明他们遭受过虐待，这又印证了警官们在地下室发现的证据。后来警方试图向两个孩子问话，但没有得到任何结果。男孩一直一声不吭，他的妹妹虽然会毫无保留地回答，但显然听不懂他们问的任何问题。根据当时心理医生的诊断，女孩似乎活在一个平行世界里，以此压抑悲惨遭遇带来的痛苦。法官准许两个孩子不出庭做证，后来他们被送到了其他地方的家庭寄养。当局决定把两人分开，希望能帮助这对双胞胎从悲惨的过往里走出来，重新开始。但在赫斯看来，这并不是个明智的决定。

赫斯趴在电脑边上，把那对双胞胎的名字记在了便利贴上—托克·白令和爱丝翠·白令，还记下了他们的身份证号。报告并未过多提及他们的来历。一名社会工作者的备注显示，1979年，在奥胡斯一家妇产医院的楼梯间里，发现了两个孩子，他们的名字是医院里的助产士起的。备注中还粗略地写道，双胞胎住在过其他几户寄养家庭，被送到栗子农场的两年后，就发生血案了。栗子农场原先的名字是欧荣的农场。赫斯一行行地读着材料，他觉得自己离真相更近了。他在警方的户籍系统中输入两人的身份证号，想查到他们如今的下落。

“您排在第七位。”

户籍系统可以链接到外部的数据库，进行调查的警官可以查到与工作相关的各种数据，查清某人何时在何地居住。信息中包含了此人住过的所有地方、搬走的日期，和一些可能会对警方有用的个人信息，比如是否已婚、离异，是否被指控、判刑或驱逐出境过。

但赫斯的常规搜索操作带来了新的谜团。

数据库显示，托克·白令先是住进了一家为贫困儿童服务的国家机构，十二岁时被送到了朗厄兰岛的一户寄养家庭，然后又转到了阿尔斯的一户家庭，后面的档案上还列了三户寄养家庭，但没有他十七岁以后的任何信息。这个身份证号从那之后就没有了任何新地址或是个人情况的记录。

如果托克·白令死了，数据库里也应该会有记录，但他的信息在系统中就这么戛然而止了。赫斯给国家数据档案库打电话，想问对方有没有什么办法。然而接电话的女人也不比他知道得多，她表示托克·白令很可能离开了这个国家。

赫斯借机问了问男孩妹妹的情况，但对方还是没能提供更多的信息。在离开栗子农场后，爱丝翠·白令被送到其他几户寄养家庭，但显然后来社会工作者和儿童心理学家改变了对待这个女孩的策略。他们将她移出了寄养系统，先后送到了几处青少年精神疾病治疗中心。在十八岁到二十七岁之间，她也没有任何登记在案的地址，有可能她也出国了，再之后她还是辗转于各处的治疗中心。最近一条记录是一年前的，在那之后，三十八岁的爱丝翠便人间蒸发了。赫斯联系了她记录中最后的地址，但他们的经理换了人，新的经理并不清楚爱丝翠·白令可能在出院之后去哪儿。

“您排在第三位。”

赫斯决定用最笨的办法调查—一户一户地给双胞胎过去所有的寄养家庭打电话，看看有没有人听说过他们这几年的情况，或现在的下落。赫斯连双胞胎去栗子农场之前待过的寄养家庭也不放过，按时间顺序从最早的寄养家庭开始打电话。前两户人家什么也不知道，虽然很乐于助人，但是早已和两个那孩子断了联系。现在赫斯要打给第三户家庭。

“这里是奥舍德市政府家庭事务部，请问有什么能帮你的吗？”

赫斯打不通奥舍德彼得森一家的电话，便给当地市政府打了电话。简单地自我介绍了一下，想找奥舍德教堂路35号的住户波尔和柯尔斯顿·彼得森。1987年曾有一对双胞胎被寄养在他们家，想问问他们关于双胞胎的情况。

“你想和他们说话那得去找上帝了。我查到，波尔和柯尔斯顿·彼得森都已经去世了。丈夫死于七年前，妻子两年后也随他而去。”

“他们怎么死的？”

出于职业习惯，赫斯开始盘问起来，但对方疲惫地表示屏幕上没有显示这些信息。鉴于两人分别于74岁和79岁去世，而且中间还隔了几年，死因应该并不令人意外。

“他们有孩子吗？以前有孩子和他们一起住过吗？”

虽然老夫妇已经去世了，但他们自己的孩子或是养子之间可能还会有联系。

“没有，我没查到。”

“好吧，谢谢，再见。”

“等等，别挂。之前还有一个孩子在他们家住过，好像后来还收养了她。罗莎·彼得森。”

赫斯刚要挂，但他听到了对方补充的信息。有可能只是巧合。赫斯的理智告诉他，世界上叫罗莎的人成千上万，但他还是要确认一下。

“你有罗莎·彼得森的身份证号码吗？”

对方给赫斯念了号码，他让对方稍等一下，转身回到电脑前，开始调查罗莎·彼得森。她十五年前结婚，冠了夫姓，这下确定了—罗莎·彼得森就是罗莎·哈通。赫斯一下子坐立不安起来。

“关于那对双胞胎在彼得森家的情况，档案里是怎么说的？”

“什么都没写，只写了彼得森夫妇照顾了他们三个月。”

“为什么他们没待更久一点儿？”

“档案上没写。我现在要下班了。”

社会工作者挂了电话，但赫斯还把手机放在耳边。双胞胎在彼得森夫妇家只待了三个月，之后就被送到了蒙岛的欧荣家。他不知道更多信息，但确信这几件事之间存在某种联系。彼得森一家，栗子农场地下室的男孩，受害者身边的栗子人，受害者被肢解—一个想用血肉之躯做栗子人的杀人狂。

赫斯的手指颤抖着，脑海中盘旋着各种影像，他努力想把它们联系起来。一切都和罗莎·哈通有关，从一开始就是。指纹无数次将调查方向指向她，虽然赫斯不知道原因，但他一直苦苦追寻的就是这个。想到这里，他一个激灵站了起来，突然想明白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他觉得天似乎都要塌了。

他马上拿起电话给罗莎·哈通打了过去，“嘟嘟”声过后，他被转进了语言信箱。他挂了电话刚想再打一次，一个未知号码打了进来。

“我是布林克，抱歉打扰你。我到处问了一下，没人知道双胞胎后来怎么样了。”

“没事，布林克。我现在没时间。”

布林克刚才问赫斯需不需要自己给社区里的人打电话，赫斯为了把他打发走便同意了，现在他又打电话回来汇报，这让赫斯有点儿烦躁。

“系统里的信息很少，尤其是关于男孩的。我刚刚问了我妹妹的小女儿，她和双胞胎是同学。但她说前几年班会的时候，联系不到他们俩。”

“布林克，我现在得挂了！”

赫斯挂了电话，又给罗莎打了过去。他在电脑旁不耐烦地站着，但罗莎还是没接。留了个言，正打算给她丈夫打个电话，但他收到了一条短信。一开始他还以为是罗莎发的短信，结果是布林克。

“1989年，5年级A班的班级合影。不知道有没有用。我外甥女说拍照当天女孩没来，最左边的那个是男孩。”

赫斯马上点开了附件照片，仔细查看。照片已经褪了色，上面只有不到二十人，可能是因为乡村学校规模小。一排学生站着，另外一排坐在前面的椅子上，他们都穿着浅色的衣服。照片上有些女孩烫过头发，戴了垫肩，男孩们穿着锐步鞋、卡帕牌或者鳄鱼牌的毛衣。前排有个女孩戴着大大的耳环，皮肤被晒成了古铜色，手里举着个写着“5A”的小牌子。大多数学生都对着相机微笑着，好像是刚刚有什么人讲了个笑话，也许引他们发笑的就是摄像师本人。

赫斯一看到站在最左边的男孩，就再也移不开目光了。他在同龄人里不算高，比其他男孩都要瘦弱。他的衣服破旧不堪，但目光异常锐利。他面无表情地盯着相机，就好像全班只有他一个人没有听见笑话似的。

赫斯盯着他，审视着他的头发、颧骨、鼻子、脸颊、嘴唇。这些特征会在青春期发生巨大的变化。赫斯觉得自己认出男孩是谁了，但似乎又没认出来。他把相片放大，大到屏幕上只剩男孩的眼睛，这才真正认出来。不可能是他，但又不可能不是。等赫斯终于明白过来，他突然意识到，现在反击已经太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