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对夫妇过了十几天平静的生活。两个人都是按时上班，按时回家。妻子也不再提离开的话，连那个箱子也从友人家拿回来了。就在拿回箱子的晚上，丈夫陪妻子在国泰戏院看过一次电影；他们后来又去看过一次，可是这次刚看到三分之二，电影就因警报台上挂出一个红球而停止放映了。

母亲常常躲在她那个小房间里。她似乎故意避开她的儿媳，不过两个人要是遇在一处，她也并不对树生板面孔，说讽刺话，她只是少讲话罢了。

星期日早晨小宣回家来，下午搭最后一班汽车回学校去。祖母见到孙儿，特别高兴。她自然把她亲手补好的大衣给小宣试穿了。为了这件大衣，她儿媳也对她含笑地说过几句感谢话。

天永远是阴的，时而下小雨，时而雨停。可是马路始终没有全干过。有时路上布满泥浆，非常滑脚，人走在上面，很不容易站稳。人行道上也是泥泞的。半个月很快地过去了，汪文宣某一天上午去公司办公，刚走到十字路口就跌了一跤，把左边膝盖皮擦破一块，他忍住痛，一歪一拐地走到公司门口。还没有到办公时间。钟老坐在办公桌前，两眼望着路上行人，看见他进来，便问：“你怎么啦，跌了跤吗？”

他点点头，不答话，签了到以后就往楼梯口走。

“你请天假罢，不要把身体累坏了啊！”钟老关心地说。

他在楼梯口站住了，回过头无可奈何地笑了笑，轻轻地答道：“你晓得的，我有多少薪水好扣啊！”

“这种时候，你还担心扣薪水！你还要替公司拚死命！你知道我们还能够在公司吃多少天饭！”钟老有点激动地埋怨道。

“有什么办法！我们既然吃公司的饭，”他疲倦地答道。他想笑，却笑不出声来。

“吃公司的饭？我们这个不是铁饭碗啊，”钟老冷笑道。

他吃了一惊，连忙走近钟老的办公桌，小声问道：“你听到什么消息吗？”

“日本人打下了桂林，柳州，来势很凶啊。听说总经理有过表示，要是敌人进了贵州，就把公司搬到兰州去，他已经打电报到兰州去找房子了。要是真的搬兰州的话，什么都完了。我们这般人还不是只好滚蛋！”钟老又发牢骚地说。

会有这样的事！他发呆了。他的眼前一片黑暗。他疲倦地摇着头说：“不会罢，不会罢。”

“也说不定。不过他们那种人什么事都做得出来。就拿公司来说：一些人一事不做，拿大薪水；象你整天拚命卖力气，却只拿那么一点钱，真少得可以！”钟老还没有把话讲完，看见周主任大步走进来，便收了话头，低声对他说：“他今天怎么来得这样早！你上楼去办公罢。”

他没精打彩地上了楼。他走过吴科长的办公桌前，吴科长忽然抬起头把他打量了一下，看得他毛骨悚然。他胆颤心惊地走到自己位子前坐下，摊开那部永远校不完的长篇译稿，想把自己的脑子硬塞到那堆黑字中间去。“真没有出息啊，他们连文章都做不通，我还要怕他们！”他暗暗地责备自己。可是他仍然小心翼翼地做他的工作。

腿不断地痛，他的思想不能够集中，他不知道自己一上午干了些什么事。他想到家，想到这里的工作情形，想到刚才钟老的话。他好些天没有看报了。他个人的痛苦占有了他的整个心，别的身外事情再也引不起他的注意。过去，湘北战事爆发，长沙沦陷，衡阳苦战，全州失守，都不曾给他添一点苦恼。生活的担子重重地压着他，这几年他一直没有畅快地吐过一口气。周围的一切跟他有什么关系呢？人人都在对他说，世界大局一天一天地在好转，可是他的日子却一天比一天地更艰难了。

开饭的铃声惊醒了他，把他从那些思想的纠缠中救了出来。他仰起头吐了一口气。一个同事马上走到他面前，说声：“你签个字罢，”就摊开一张信笺在他的桌上。他吃惊地一看，原来是同事们发起的给周主任做寿的公启，每人名下摊派一千元。一千元，这是一个不小的数目，他踌躇一下，但是那个同事轻蔑地在旁边咳嗽了。他惶恐地立刻拿起笔签上自己的名字。同事笑了笑走开了。他站起来，觉得不仅左膝还在痛，连周身骨头都痠痛了。他勉强支持着走下楼去吃中饭。

在饭桌上同事们激动地谈论着桂、柳的失陷，和敌人的动向。他埋着头吃饭，不参加讨论，也不倾听他们谈论。他觉得浑身发冷，疑心是“摆子”发作了。他放下碗离开饭桌，钟老望见他，便走过来说：“你不舒服罢？你脸色很难看，下半天不要办公了。回家去睡个午觉也好。”

他感激地点一个头，回答道：“那么就请你替我请半天假罢；我自己也觉得精神不大好。”他走出门去。一辆人力车正拉到门前，车夫无意地看了他一眼。钟老在门内劝道：“你坐车回去罢。”

“不要紧，路很近，我可以慢慢走，”他回过头答道，便打起精神走下马路，到对面人行道上去。

他走得很慢。身子摇摇晃晃；头变得特别重，不时要往颈上缩。走路时左膝的伤处仍然在痛，他只好咬紧牙关，三步一停地埋着头走，终于走了一大段路。前面就是国际了。他忽然听见一个女人的声音。分明是他的妻子在说话。他吃惊地抬起头。果然是她，她同那个穿漂亮大衣的年轻男子站在玻璃橱窗前，看里面陈列的物品。但是她马上跟着那个人进里面去了。她没有看见他，也不会想到他离她就只有三四步的光景。

他看到她的背影，今天她的身子似乎比任何时候都动人，她丰腴并且显得年轻而富于生命力。虽然她和他同岁，可是他看看自己单薄瘦弱的身子，和一颠一簸的走路姿势，还有他那疲乏的精神，他觉得她同他相差的地方太多，他们不象是同一个时代的人。

这样一想，他感到一种锋利的痛苦了。那个身材魁梧的年轻男人使他苦恼。她和那个人倒似乎更接近，距离更短。她站在那个人旁边，倒使看见的人起一种和谐的感觉。他的心不安静了。他本来已经走过了那个咖啡店，现在又转回来，也站在橱窗前，看看里面放着些什么东西。大蛋糕、美国咖啡、口香糖、巧克力糖，真是五光十色。他们在看什么呢？——他想。“Happy Birthday”，蛋糕的奶油面上红花绿叶中间现出这两个红色的英文字。他忽然记起来还有半个多月便是她的生日。他们刚才在看的，是不是这个生日蛋糕呢？那个年轻男人在准备送给她的生日礼物吗？可是他自己呢？他又有什么礼物送给她？他不自觉地把手伸进衣袋里去。他掏出一把钞票来。他低头数了一数，一千一百几十元！这是他的全部财产。他明晚还得拿出公宴主任的份子钱一千元。他再看蛋糕，他看见了旁边一张白纸条，上面写着：“四磅奶油大蛋糕法币一千六百元”。他叹了一口气。他连一磅也买不起，多寒伧！他躲避似地掉开了头。他刚把身子转开，忽然想道：“他一定买得起的。”这个“他”指的是里面那个年轻人。这个思想伤害了他。他已经走过了咖啡店，又回转来，走进大门，站到玻璃货柜前，假装在看里面陈列的糖果点心，却偷偷地侧过头朝咖啡厅看去。树生正拿起杯子放到唇边小口地呷着，她的脸上带着笑容。妒忌使他心里难过。他又害怕她会看到他。他不敢再停留，便急急地走出了大门。

一路上他只觉得心在翻腾，头在燃烧，他担心自己会倒在这条倾斜不平的泥泞路上。他总算支持着到了家。

母亲系着围裙，立在方桌前挽起袖子洗衣服，抬起头惊讶地问他一句：“你吃过饭没有？”

“吃过了，”他疲倦地答道。他勉强地在母亲旁边站了片刻。

“你今天怎么回来得这样早？脸色又这样难看！你不舒服吗？”母亲吃惊地说，她把两只手从盆里拿出来，在围裙上揩干了。“快去睡下来，快去睡下来！”她半扶半推地把他送到床前。

“我没有病，”他还在解释，但是到了床前他再也支持不住，连鞋子也不脱，便倒下去。

“你把鞋子脱掉，舒服点，”母亲站在床前说。

他挣扎着刚要坐起来，马上又倒下去了，同时发出了一声痛苦的呻吟。

“你好好地睡，我给你脱，”母亲说着，真的弯下身子去解他的鞋带。他闭着眼睛躺在床上。母亲把他的两只皮鞋都脱掉了。她伸直身子带着痛苦的关心望他的脸。“我给你盖床毯子罢，”她又说，便把那幅叠好放在床脚的毛毯打开，盖在他的身上。

他睁开眼睛望着她，有气没力地说了一句：“我恐怕在打摆子。”他的脸色白得象一张纸，连嘴唇也是灰白的。

“你睡罢，你只管睡你的，等一会儿我给你吃奎宁，”母亲安慰他说。她脸上的皱纹显得更多了，头发也好象没有一根是黑色的了。她刚回到四川来的时候完全不是这个样子。现在她自己烧饭，自己洗衣服，这些年她也苦够了。完全是他使她受苦的。可是她始终关心他，不离开他。“她真是好母亲啊，”他暗暗地称赞道。

后来母亲拿来三粒奎宁丸给他吞下了。她把剩下的半杯白开水放到方桌上去。

“妈，”他感激地唤了一声，泪水从眼角掉下来了，他望着他母亲，半晌说不出话。

“什么事？”母亲又走到床前俯下头亲切地问道。

“你真好……你对我太好了……”他断断续续地说。

“你睡罢，这些话等你好起来再说，”母亲和蔼地安慰他。

“我不要紧，”他摇摇头无力地说。他看见母亲并不注意听他的话，又解释道：“我只请半天假。明天他们公宴周主任，给他祝寿，我还要去参加。”

“你只请半天假？”母亲不以为然地说。“其实你可以多休息一天，不必担心扣不扣薪水。”

“我明天一定要去，不然他们会看不起我，说我太‘狗’，想赖掉份子钱，”他用力说，脸都挣红了。

“‘狗’不‘狗’是你自己的事，跟他们有什么相干？周主任又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人！”母亲气愤地说。她忽然又问一句：“你看见树生吗？”

“我刚才还看见她，”他不加思索地回答。

“那么她不陪你回家？她很可以请假回来看护你，她们当‘花瓶’的，不怕扣薪水。”她的妒忌和憎恨又被他那句话引起来了，她只顾发泄自己的怒气，却没有想到她的话怎样伤了他的心。

他呆呆地望着母亲，过了一会儿才露出微笑（多么痛苦的微笑！），自语似地小声说：

“她，她是天使啊。我不配她！”

母亲只听清楚他的后一句话，便气恼地接嘴说：

“你不配她？明明是她不配你啊！说是在银行办公，却一天打扮得妖形怪状，又不是去做女招待，哪个晓得她一天办些什么公？”

他不答话，只是痛苦地叹了一口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