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他妈的把手拿开，混蛋！”弗洛伦斯·肯尼迪（Florynce Kennedy）吼道，她缠着红色的包头巾，耳边飞舞着一对硕大的和平符号耳环，“别碰我，他妈的！”

这令人震撼的交锋，发生在1972年迈阿密的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期间。当时，一群白人男性记者正在几乎没什么人的会议厅里休息，其中有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的两位记者迈克·华莱士（Mike Wallace）和丹·拉瑟（Dan Rather）。黑人女权主义律师肯尼迪正在冲这帮男记者发火，可他们对她的愤怒并不怎么理睬。有位男记者双手抓住她，想让她冷静下来，让一让步。她愤怒地诅咒道：“谁他妈再敢乱碰女人，我就踢烂他那玩意儿！”

1972年，美国国会众议院首位黑人女性议员雪莉·奇泽姆（Shirley Chisholm）宣布竞选总统，并且一路突进到了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民主党的这次全国性大会颇不寻常，一个主要原因就是美国全国妇女政治核心小组（National Women's Political Caucus）参与了此次会议。该组织创立于1971年，创始人除了奇泽姆和肯尼迪，还包括格洛丽亚·斯泰纳姆（Gloria Steinem）、贝蒂·弗里丹（Betty Friedan）和多萝西·海特（Dorothy Height）等女权运动和民权运动领袖。她们聚集在迈阿密，就一系列议题展开讨论，包括奇泽姆的总统竞选、民主党最终提名的总统候选人乔治·麦戈文（George McGovern）、《平等权利修正案》（Equal Rights Amendment）以及一项颇具争议的堕胎政策提案等。她们的讨论逐渐铺开，却几乎没有得到任何电视报道。

这正是肯尼迪休会期间向会场里的摄制组和新闻记者大发雷霆的原因。和她一起的还有其他几位女性，其中一位是白人女权主义诗人桑德拉·霍克曼（Sandra Hochman），她拿着几位独立制片人出资的15000美元，正在为参加这次代表大会的女权主义者拍摄纪录片。

这些有头有脸的新闻记者就这样坐着，听凭这些女人痛斥他们，他们一声不吭，暗暗觉得好笑，有些人甚至头也不抬地看着报纸。女人们本就因为这些男人的冷漠而怒火中烧，当几个男人试图让她们安静下来的时候，她们的愤怒达到了顶点。

霍克曼的纪录片摄制组将现场发生的一切都记录了下来。这部名为《女性之年》（Year of the Woman）的纪录片呈现了女性因为性别而遭受的种种嘲弄和轻视，这些遭遇让她们忍不住大声尖叫。例如，那些新闻摄制组不乐意报道奇泽姆，却频频向漂亮的脱衣舞演员丽兹·伦内（Liz Renay）献殷勤；一位民主党权力掮客告诉霍克曼，乔治·麦戈文的选举活动中也有女性在出力，她们“目前主要在育儿中心之类的地方忙活”；麦戈文英俊潇洒的年轻竞选经理加里·哈特（Gary Hart，两年后竞选参议员）则告诉霍克曼，他的老板不会选择一名女性作为副总统候选人，因为没“一个令人满意的女候选人……有资格做美国总统”。事实上，奇泽姆当时已经进入第二个国会任期，她设法扩大了美国食品券计划的惠及范围，扩展了面向妇女、婴儿和儿童的特殊补充营养项目，同时还在推进一个10亿美元的育儿补贴法案，那项法案后来被沃尔特·蒙代尔（Walter Mondale）正式提交，并且得到国会的批准通过，不过最后遭到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的否决。麦戈文后来为自己选择的副总统竞选伙伴是密苏里州参议员托马斯·伊格尔顿（Thomas Eagleton），但十八天后，伊格尔顿就因被曝隐瞒抑郁症病史而被迫辞职。

1973年，霍克曼的电影在纽约市格林威治村一连放映了五晚，场场售罄。然而在接下来的四十二年里，除了偶尔的几场放映，这部影片再也没有在大众视野里出现过。《华盛顿邮报》2004年的一篇文章称《女性之年》“太过激进，太过怪异，太过超前于时代，没有哪个发行人敢碰它”。2015年，负责报道即将到来的2016年总统大选的我，一名女权主义记者，接到了要写写这部纪录片的任务。我很快就理解了这部纪录片为何让人觉得紧张、觉得危险，也明白了它到底哪里呈现得“太过”：那些电影胶片就像一个时间胶囊，忠实完整地呈现了女性的愤怒；那些凝在琥珀中的愤怒在如今的观众看来，极为激烈，也极为古怪。

“我们这个群体被冷落了！”霍克曼在片中吼道。我们不难理解她的沮丧之情，同样也不难注意到她戴着的那个纸胶鳄鱼面具。“他们不把女人当回事。他们把女人变成了怪物。所以我，作为一名诗人，想说：那就当个怪物吧。”从2015年的视角看来，整部纪录片里充斥着举止如同怪物的女性活动家，她们戴着夸张的镜框、浮潜面罩和米老鼠头箍，她们唱着改编自《共和国战歌》的《女性战歌》，莱恩·钱德勒（Len Chandler）曾在前者的曲调上重新填词，其副歌歌词亦成为黑豹党的行动口号，后来，女权主义作家梅瑞狄斯·塔克斯（Meredith Tax）在钱德勒填词的基础上进行了歌词的改写。

我的双眼已经看见女性愤怒之火的辉煌

郁积几个世纪，如今熊熊火光

我们将不再是囚徒困在镀金鸟笼里惶惶

所以我们在前进……

别以为一枚劣质婚戒能收买我们的头脑

我们辛苦付出得不到丁点回报

愤怒吞噬了我们，我们不再向国王折腰

所以我们在前进……

在这部纪录片里，女性的愤怒强烈又炽热，粗俗又怪异；男性操纵着这个国家对于女性、政治和权力的通俗叙事；男性为了阻止弗洛·肯尼迪大声吼叫，用他们那该死的手抓住了她。我在2015年第一次看到这部影片的时候就震惊地意识到，正如霍克曼提到的那样，女性的这些怪异举止其实是盛怒之下的结果。这些女性革命家（其中有些是第二波女权运动中领头的公众人物）是因为遭到粗暴的对待，遭到无视和排挤，遭到轻蔑和嘲讽，愤怒至极，绝望不已，才做出那样出格举动的。她们因为自己的计划看起来不可能实现而万分沮丧，把那些关于礼仪和礼貌的常识都抛在一边。她们不顾一切地想让人们真正听到她们的愤怒之声，甚至不惜扮成蜥蜴的样子，这种扮相正映现出了那些男性权贵之士看待她们的态度——把她们当作消遣，对她们充满不屑。

回到2015年的夏天。那时我观看了这部纪录片，片中充斥着女性对男性的愤怒——男性贬低、轻视、侮辱女性，忽视女性，威胁女性，威吓女性，拒绝认真对待女性——这一幕幕女性愤怒的场景让我头晕目眩，它们看起来有些复古，像是第二波女权运动留下的遗迹。就在那年，美国历史上的第一位黑人总统还在第二个任期内。就在那年，有位女性正在竞选总统，并且各方面看起来都充满胜算，我们当时十分确信她一定会成为美国总统，一定会创造历史。从前雪莉·奇泽姆在党代会上的发言甚至没有媒体问津，如今的情景已大不相同。

许多美国人，尤其是那些美国非白人，一直遭受着不平等的对待。他们是我写作报道的对象，因而我能理解这种遭遇不公正的心情，但其他人常常难以理解这些群体为何要如此寻衅滋事，毕竟从外部迹象看来，这个社会明显在进步，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然而，那些男性设计主导的体制一直都在阻止女性获得政治、社会和经济权力，阻止女性成为总统。我个人希望女性能够强硬地与男性公开对峙，但也明白，如今大学和研究生院校里的女生要多过男生，下一任总统也很有可能是位女性，在这种时代背景下，我们与男性对峙只会让他们觉得是毫无必要的无理取闹。

两年半之后，特朗普宣誓就任美国总统一周年之际，第二次年度女性大游行（Women's March）爆发。参加完游行回家的地铁上，我在社交媒体上浏览着当天的照片，满屏的愤怒扑面而来。照片里，游行者向以总统名字命名的大厦充满嫌恶地竖起中指。这位总统当然不是女性，而是一名白人至上主义者，还是大家公认的性骚扰者，商人出身的他利用美国白人和美国男性的愤怒击败了一名女性，取代之前的那位黑人，成了美国的总统。

在2018年的这场游行中，我身边有些女性举着特朗普睾丸的漫画像，上面装点着一绺黄毛，还有人把他画成了一坨粪便。继上一年的游行之后，这一次的年度女性大游行不仅在纽约、洛杉矶和华盛顿举行，还在班戈、安克雷奇、奥斯汀、什里夫波特等美国其他城市同时爆发。我浏览着全国各地的游行标语，最喜欢的一条是“操翻你这操蛋的操逼”（Fuck you,you fucking fuck），其他还有“女权纳粹打倒真纳粹”“操翻男权政治”以及“愤怒的女性将改变世界”。有个女人在纸板上剪了个洞套在头上，上面写着“抵抗到底的婊子脸”。

许多人都高举着“Me Fucking Too”之类打上“#MeToo”运动标签的标语，这是活动家塔拉纳·伯克（Tarana Burke）针对妇女和女童性侵事件的泛滥而发起的抵制运动，前几个月在各大媒体的推动下，演变成为一场针对工作场所性侵犯和性骚扰的大规模清算运动，让许多有权有势的男性都丢了工作。这场“#MeToo”运动几乎是一个迟到了四十五年的回应，回应了弗洛·肯尼迪1972年的那句保证：“谁他妈的再敢随便碰女人，我就踢烂他那玩意儿！”

在旧金山一位朋友的Instagram页面上，我看到了一个像是从1972年的女权主义狂热中走来的女性：她在旧金山的湾区捷运（BART）上，凉鞋和袜子上绑着巨大的蜥蜴脚蹼，胸前穿着柔软、闪亮的爬行动物形状的围兜，头上戴着尖牙利齿的蜥蜴面具。她的手上拿了个标语：

“女神哥斯拉已经苏醒。小心了。”

本书并不想对女性的愤怒展开情感上的探索。已经有不少书细致深入讨论过人际关系中的愤怒心理学以及愤怒给人际关系造成的影响，也有很多作者一直在尝试探讨女性所感受、所表达的愤怒有哪些内在维度。有人认为女性天生愤怒，有人则指出女性需要更好地控制自己的愤怒。对于女性在家庭生活、伴侣关系、朋友交际和工作场所中展现的愤怒，有不少书籍都提供了自助指南和批判分析，本书并不会提供这些。当然，本书会触及许多女性对于愤怒和沮丧的个人感受，以及这种感受在政治话语里得到的回响，毕竟对于女性而言，这种个体的感受从来都与政治脱不了干系。

但是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本书剖析的是女性愤怒和美国政治之间的具体关系，即美国妇女的不满和憎恨常常如何引发了那些推动社会变革和进步的运动。本书探索了盛怒，这个许多女性极力想要隐藏、想要伪装、想要远离的冲动，在决定女性的政治权力和社会地位的进程中起到了多么关键的作用。本书同时也探讨了女性愤怒在社会变革中的角色，以及女性愤怒如何影响着人们对女性领导人和政治候选人的看法。

在美国，从来不会有人告诉我们，不肯顺从、顽固执拗、狂烈暴怒的女性是如何改变了我们的历史，塑造了我们的当下，引领了我们的行动，也推动了我们的艺术。我们应当了解这些。

其他文化里有着这样的故事。古希腊戏剧《利西翠妲》（Lysistrata）中，女性对自己的丈夫过于好战而感到生气，只有等他们停止战争才肯与他们性交。（从女性满足的角度而言，这是一种特别两败俱伤的做法，但也的确彰显了女性的权力，让人们相信“如果女人不想让男人满足，就没有哪个男人能得逞”。）在另一个古希腊传说里，雅典名妓泰伊思为了报复一百五十年前波斯国王薛西斯入侵希腊时损毁雅典神庙，怂恿亚历山大纵火烧毁了阿契美尼德王朝的首都波斯波利斯（Perspolis）的神庙。在现实当中，饥饿而又愤怒的巴黎妇女因为面包价格的高昂而暴怒，她们在1789年10月向凡尔赛进发，这场凡尔赛妇女大游行后来助推了法国大革命爆发，最终推翻了路易十六的统治。2003年，在利比里亚经历了长达十四年的内战之后，包括穆斯林、基督徒、原住民和美裔利比里亚人在内的一群女性，因目睹战争造成的破坏而愤怒不已，齐声呼吁结束这场战争。在运动的开始，利比里亚和平活动家莱伊曼·古博韦（Leymah Gbowee）向众多愤怒的女性宣示：“从前我们保持沉默，但是遭受了杀戮和强奸、侮辱和疾病的肆虐之后……战争让我们明白了，要想拥有未来，就必须对暴力说NO，对和平说YES！”这场抗议活动持续了两年，直到2005年埃伦·约翰逊·瑟利夫（Ellen Johnson Sirleaf）当选利比里亚首位女总统，这场大规模女性运动才宣告结束。

尽管在美国没有这些故事流传，但女性的愤怒事实上也改变了美国。这些愤怒形形色色：对性别歧视的愤怒，对种族主义的愤怒，对恐同症的愤怒，对资本主义压迫的愤怒，还有对女性及周围人群遭受的许许多多不公正对待的愤怒。1991年一部讲述黑人女性活动家和艺术家的纪录片《愤怒之地》（A Place of Rage）里，有位女诗人琼·乔丹（June Jordan）“因为生错了性别，生错了时代，生错了肤色”而遭到自由的限制，她写下的诗作就是一部微妙的愤怒编年史。在片中，她回忆了让自己在政治和意识形态上变得敏感的事件：小时候她住在布鲁克林的贝德福德-史岱文森区，邻居家的小伙子因为警察认错了人，在自家屋顶上遭到毒打，她目睹了这一切。“这个我崇拜的男孩，这个我们同街区的人……被这些充满暴力并且获准使用暴力的陌生人打得不成人形，这对我来说实在太可怕了。也正是这段经历，让我很早就在愤怒之地变得强硬起来。”

需要牢记的是，一直以来，人们对于女性的愤怒常常持诽谤或者排斥的态度，充满了偏见，正是这些偏见激起了女性的愤怒。黑人女性的愤怒和白人女性的暴怒会遭到区别对待；贫穷女性的懊恼和富有女性的愤怒也会得到不一样的倾听。然而，尽管美国以种种不公正的方式否定或者嘲笑女性的愤怒，这些愤怒往往还是给这个国家带来了实质性的改变，改变着这个国家的规则惯例和基本构造。

本书讲到了许多愤怒的女性。有些女性对于奴隶制和私刑深感愤怒，她们冒着生命危险，不顾名誉受损，为女性开拓公开表达意见的新形式，例如在不同性别、不同种族的人群面前公开演讲。有些女性因为妇女没有选举权而愤愤不平，从纽约市步行整整240公里到奥尔巴尼发起请愿，举行绝食抗议，甚至把自己锁在白宫的围栏上。有些女性燃烧了一辈子的怒火，用了几十年的时间争取投票权，先是推动《第十九条修正案》的通过，再是促成《投票权法案》的颁布。她们在愤怒的驱使下发起一系列的非暴力反抗活动，她们游行示威，静坐抗议，非法投票，也为此遭到监禁和殴打。还有些女性将历史上那些隐秘的对话在露天集会和新闻报纸中传播散布，在法庭上、政治会议中和司法委员会面前讲述出来。

在美国，愤怒常常会起到推动作用，开启长期的法律和体制改革。事实上，在美国建国的经典叙事里，正是愤怒推动了美国人民发起革命，与英格兰决裂。然而，当愤怒的源头变成女性，当女性愤怒地要求自由、独立和平等时，不管她们再怎么煞费苦心地去模仿、去引用美国建国之父的那些语言表述和情感呼吁，她们的愤怒也很少会得到认可，很难被理解成是正义、爱国的愤怒。马萨诸塞州曾经有位名叫贝特，后来改名伊丽莎白·弗里曼（Elizabeth Freeman，又被尊称为“贝特妈妈”）的女奴，对主人平日里的虐待（甚至用滚烫的炊具击打她）愤恨不已，听到主人们谈论关于自由的革命言论后，她认为自由也应该适用于自己，进而提起诉讼争取自由；她的案例后来助推马萨诸塞州在1783年废除了奴隶制。本书剖析的正是这种愤怒的冲动。

19世纪30年代，洛厄尔纺纱厂的年轻女工们有感于自身的处境，发表了和美国独立战争期间相似的反叛言论，宣称“我们的父辈与英国政府的傲慢和贪婪浴血奋战，因而我们，身为他们的女儿，永远都不会戴上为我们准备的枷锁”。她们组织了罢工，成为后来愈演愈烈的美国工人运动的前身。七十年后的1909年，在库伯联盟学院（Cooper Union）召开的一场会议上，23岁的劳工组织者克拉拉·莱姆里奇（Clara Lemlich）听腻了男性发言人的长篇大论，拍案而起，呼吁发动一场大罢工。在此之前，她就已经因为参与罢工而遭到过毒打。这一次，她呼吁发起了两万人参与的制衣女工大罢工，与纽约绝大多数制衣厂达成了新劳工协议。三角内衣工厂是当时没有与工人达成新协议的几家工厂之一，这家工厂在两年后发生了火灾，146人丧生火场，其中绝大多数为女性。这场惨烈的火灾点燃了其他女性活动家的怒火，驱使着她们为改变美国工作场所的安全规定而努力。

本书也意在指出，这种对于国家的发展进步起到重要作用的愤怒，却从来没有得到过赞美，甚至都很少被主流文化提及；女性的愤怒从来没有得到过赞扬，历史书里对于她们这种正义的愤怒往往只字不提。有许多事情，历史书都没有告诉我们。例如，因拒绝为白人男子让座而遭到逮捕、从而引发1955年蒙哥马利巴士抵制运动的罗莎·帕克斯（Rosa Parks），是一位端庄娴静的女性，同时也是一名热诚的反强奸活动家。她曾经在一个企图强奸她的人面前宁死不屈。那时她10岁，面对白人男孩的威胁，她捡起一块砖头威吓对方不许靠近。“我当时非常生气，”她谈起年少的那次反抗时讲道，“他一声不吭地走了。”我们在学校的历史课上也学过哈丽雅特·塔布曼（Harriet Tubman）、苏珊·布朗奈尔·安东尼（Susan Brownnell Anthony）等少数几位女英雄的事迹，却从来没人逼着我们去想一想，这些英雄事迹的动机不只是出于坚忍、悲伤或者毅力，其实更重要的是出于愤怒。而一直以来，我们所接收、所消化的文化讯息都在暗示我们，女性的愤怒是不可理喻的，是危险又可笑的。

本书还会指出，对女性来说无用的愤怒对男性却大有用处。例如，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和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在竞选活动中大喊大叫，就会被称赞说他们能够理解那些支持者的愤怒，并且能够有力地引导这种愤怒。而他们的女性参选对手却只是遭到奚落，被嘲笑太过尖刻，只因为她们在麦克风前讲话太大声或者太过强势。本书论及的女性中，有些已经愤怒了太久，却一直没有找到发泄的出口，她们没有意识到在她们的邻居里，她们的同事里，她们的朋友、母亲和姐妹里，有多少女性和她们有着同样的感受。直到某一天，某位女性终于不顾形象地大声呐喊起来，于是每一个人都听到了她的声音。因此，本书也会讲到女性的觉醒。例如，有些女性正是在女性大游行中举着标语前行的时候，找到了真正的自我，经历了某种觉醒，也开始思考自己之前到底是如何被骗，陷入沉睡的——而其中有三分之一的女性此前从未参与过任何政治抗议活动。

这也就意味着，本书同时也会讲到女性内部针对彼此的愤怒：因某些女性——白人女性——熄灭或减弱自己的怒火换来特权和奖励而感到愤怒，也因其他女性——非白人，尤其是黑人女性——为此付出代价而感到愤怒，她们总有生气的理由，就算是压制自己的怒火也很少会得到赦免或奖赏。

哲学家玛莎·努斯鲍姆（Martha Nussbaum）在《愤怒与宽恕》（Anger and Forgiveness）一书中指出，不管是个人生活中的愤怒还是政治背景下的愤怒，本质上都是一种报复性的冲动，这种惩罚性的冲动常常会产生适得其反的效果。然而，并非所有的政治愤怒都是出于报复性的冲动；愤怒并不一定是要看到总统和他的亲信被送进那些他们关押了无数美国人的监狱里去；愤怒也不只是来自那些想“把他关起来”的人们。愤怒也可以源于对不公正的强烈反感，源于想要解放那些被非法拘禁或伤害的人的渴望。对于女性而言，一直以来，她们的愤怒都遭到谴责、诽谤和嘲笑，被视为冒犯之举；一直以来，她们都在被迫压制愤怒、藏起怨恨，一旦选择表露自己的情绪，就会遭到阻拦——这才是报复性、惩罚性的行为。

前不久，另一位哲学家米夏·切莉（Myisha Cherry）也指出：“我想让你们相信，有些愤怒并不是坏事。”对不公正现象的愤怒尤其让她感兴趣，她视之为一种针对不平等的恰当回应。“对不公正行为的愤怒有以下特点：它识别得出不法行为，并且基于事实，绝不是出于自己的妄想或编造；它不是一种自私的情绪，一个对不公正感到愤怒的人并非只关心自己的境遇，而是对别人也很关心……这种愤怒不会侵犯他人的权利，并且最重要的是，这种愤怒渴望带来改变。”

正如切莉指出的那样，政治的愤怒可以来源于个人的愤怒，也可以是一种个体的感受，但这种愤怒不同于努斯鲍姆笔下那种个体化的、惩罚性的愤怒，而是通常有更广阔、更乐观的目标。这种愤怒可以成为一种交流工具，号召有着同样思想观念的人行动起来、参与进来、合作起来。而这些人如果不首先将自己的愤怒公之于众，就永远无法知道原来自己拥有这么多足以集结一支军队的同胞，也无法超越各自的差异、展开强有力的合作。

本书希望指出女性愤怒中的温暖与正义所在，而不只是单纯地为之欢呼。愤怒毕竟有其局限和危险之处，也当然会遭到侵蚀。在很大程度上，对于不公正和不平等的愤怒就像是一种燃料，若加以必要的助燃剂，它就能够——在某种程度上，也必须——推动高尚而艰难的圣战。但它同时也易燃易爆，会爆发出无法预测的能量，会灼伤别人。

在这个愤怒卷土重来的时代，在这个女性被彻底气疯的时代，本书审视了愤怒这种情感在过去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它带给了我们什么，又造成了什么伤害？与此同时，本书也发出了疑问：愤怒会将美国带向何方？从某种程度上讲，女性的愤怒从未得到过合理的对待，也从未得到过历史的认可，这着实让人生气。很少有历史学家或记者能够注意到，那些带着盛怒独自或合作抵抗暴政、抵制压迫、反抗不公的女性，推动了美国的发展与改革，也推动着这个国家一步步向前，实现其仍未兑现的人人平等的承诺。

本书也认为，那些以白人和男性群体为主的权贵千方百计地想让愤怒的女性闭嘴、分散别人对她们的关注，其中的深意很值得玩味。1964年，女性民权活动家范尼·娄·哈默（Fannie Lou Hamer）在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的资格审查委员会面前做证，向他们讲述了自己在密西西比州试图登记为选民、却遭到警察逮捕和痛打的经历。当时正在谋求总统候选人提名的林登·约翰逊（Lyndon B.Johnson）担心哈默的演说会让自己失去白人选民的支持，便临时召开了一场纪念肯尼迪总统遇刺九个月的新闻发布会，想要强迫新闻媒体转播他的电视讲话、而不是哈默的演说。约翰逊知道哈默的愤怒意义深远，故而企图转移美国人民的注意力。

从某种程度上而言，多年来，人们一直对女性愤怒所具有的力量心照不宣：女性在美国是被压迫的大多数，在这个从来都得不到公平对待和公正代表的国家里，她们向来都有可能愤而起义、接管这个国家。也许，女性的愤怒之所以遭到如此广泛的诋毁，被贬为丑陋、敌对的无理取闹，正是因为我们深知女性的愤怒会带来爆炸性的威力，会翻转这个试图遏制这股力量的系统。回顾过去、着眼未来，我们会清晰地看到，那些权贵之所以通过消声、抹除和镇压来否定女性愤怒的举动，正是因为他们正确地认识到了女性愤怒的力量，一种能够改变世界的力量。

我是一名白人女性，在自己的生活和工作中一直保持着愤怒。有时我是为自己愤怒，但更多的时候是对政治和不平等愤怒。我对这个世界荒诞的不公平感到愤怒，对这个国家的建立方式感到愤怒，也对这个国家至今仍然将特定人群排斥在外、予以打压感到愤怒。其中的一些愤怒成了我职业生涯的驱动力。十五年来，作为一名记者，我一直在从女权主义视角报道媒体、政治和娱乐界的女性。这份工作本身就扎根于愤怒，那些对我的文字感到恼火的批评家又反过来让我的愤怒越发激烈，也迫使我重新审视自己的视角，对种族、阶层、性别、身份和机会等问题进行更缜密的全新思考。我珍视自己的愤怒，也珍视别人的愤怒，尤其是女性的愤怒。

可是，这样一个世界，我也身处其中。这些年来，愤怒引领着我写作，我却让这种愤怒变得面目友好。我接收了这个社会传达的讯息，认为公然的愤怒过于夸张，让人讨厌，毫无必要。（真的，太过头了。）我努力迎合这些看法，在写作中压抑自己的怒火。我再怎么冷静地思考这个社会存在的性别、种族和经济不平等问题，也还是会在一定程度上轻信那些广为流传的错误观念，以为如今的形势已经好转，不再需要、也不再能够通过公开展示暴怒来有效解决问题。从我第一次学到毫不愤怒版的马丁·路德·金演讲开始，从我第一次意识到自己被称为“德沃金主义者”——有些人评论我的报道时把我比作激进女权主义者安德丽娅·德沃金（Andrea Dworkin）——不是件好事开始，我就领会到了这种无声的警告：在这个仍由男性思想主导的世界里，女性若是讲话太大声、太挑衅，会让人觉得毫无魅力、愚蠢至极。公开展示愤怒不是个好主意。就算事态真的很糟糕，也应该采取非对抗的解决方式，这不仅是策略性的考虑，也是美学和道德层面的考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