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日，我和好友K约好了，跟她的家人一起吃饭。早在几个月前就受到她的委托，让我无论如何务必到场。因为有重要的事情要和家人商议，拜托我在场调节一下气氛。

虽说状态不宜出门，我却不愿向K撒谎，也做不到找个理由推掉饭约。我出事时，以及刚出事之后，她好几次打来电话或发邮件联络，我都没能应答。

当天下午，我总算给K回了消息：“我会准时去聚会的，别担心。”

硬着头皮，勉强撑到饭局结束。餐馆在二楼，我膝盖疼得连下楼梯都办不到。

眼看我下楼时那副难受劲儿，以及莫名有些神不守舍的模样，K很担心，劝我去餐馆附近的她家过夜，又叮嘱我第二天早上向公司请个假，去医院检查膝盖。

一人独处让我感到害怕，能在她家度过一晚，对我是个拯救。一个人胡思乱想，就会为怀孕或感染什么性病而惴惴不安，心情被逼到绝境。况且，我也担心是否被山口用笔记本摄像头录下了什么视频。

这时，我猛然想到了“约会强奸迷药”的可能性。以前在纽约，我曾被劝告“千万别让饮料离开视线”，这是保护自己不被侵犯的常识。谁料到，就在自以为十分安全的日本，却存在遭遇这种危险的可能性，真是想都想象不到。

我在网上检索了一些美国的网站，发现被下了“约会迷药”的时候，引发的记忆障碍或呕吐症状，和自己身上所发生的，惊人地一致。

无法平复的恐慌，促使我打开Line[Line：一款即时通讯软件。]，给小时候的玩伴、现在做了护士的S发了一条消息：“我有事跟你说。”对我的状况毫不知情的S，刚刚结束了海外生活回到日本，于是回复道：“好不容易见次面，干脆你帮我挑挑家具吧。”我便约好了陪她购物。

翌日，周一，我去了K推荐的附近一家整形外科诊所。在这里，我也没能告诉医生和朋友，自己被强奸了，只是语焉不详地解释道：“工作的时候姿势不对劲。以前我一直打篮球，说不定是旧伤。”

“受到了强烈的冲击，膝关节错位了，手术会很痛苦，完全治愈也需要很长时间。”为我看诊的男医生说。

他告诉我，假如疼痛不消除，有可能要动手术。当日我只接受了烤电，就结束了治疗。

在那之后的数月之间，我都必须佩戴护膝生活。至今，膝盖仍时不时疼痛，每次都让我回想起那场噩梦，浑身遍生寒意，被恐惧和无力感所侵袭。

诊疗结束，我向K汇报了检查结果，告诉她：“查不出原因。”在K面前，我本该可以畅所欲言，但前一天的聚会上，她与家人沟通顺利，此刻正满面幸福之色，面对这样的她，我无法开口谈自己的事。

接下来，我又见了小时候的玩伴S。做护士的她，听说我膝盖痛，就陪我上药店选购了护膝。

我俩一起用午餐，在咖啡店里，看到我一反常态、无精打采，S非常担心。平时一向性子从容，耐心听我东拉西扯的她，好几次追问道：“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然而，关于到底发生了什么，我却再三纠结，难以启齿。

“不要紧的，你慢慢讲。”S鼓励着。

直到此刻，我才第一次面对S，磕磕绊绊讲出了发生的事。

S紧握着我的手。她手指冰凉，用力到几乎发青，同时和我一起饮泣。这一刻，是我出事以来，首次把自己的状况付诸言语，向他人倾诉，也是我第一次流下眼泪。之前的两天，我完全处于心理休克状态，甚至没有勇气思索究竟发生了什么。也许是情感被压抑了，无法释放吧。

过后，我也曾问过S，记不记得那天我都说了些什么。她说，一切都历历在目，记得格外清楚——讲述事件经过的时候，我浑身颤抖，面无血色，手心冰凉，握着一把冷汗。而她自己，也对发生在我身上的遭遇感到难以接受。

S是我从小一起长大的玩伴，甚至与我一起度过了成人日的首次饮酒仪式，对我的酒量及酒桌上的表现，比任何人都更了解。她非常肯定地断言，不过随便几杯啤酒，再加两三合日本酒，我是绝不可能醉到不省人事的。再者，以我的性格来说，与年长位高的人同席用餐，谈工作的事情，很难想象我会喝到那种地步。

S也曾与我同一时期在纽约生活过，听我提到“约会强奸迷药”，她表示赞同：“有这个可能。”

此外，就像往常那样，对于接下来该如何处置，她也设身处地为我做了种种考虑。那之后，无论是去警局报案，还是独居的我深夜不敢回公寓，她都会亲自到车站接我，再把我送回父母家。

只是，若说遭受强奸后该如何应对，S也同样没有相关的知识储备。我俩谁都不曾接受过这方面的教育。再者，假如控告的对象有极深的政治渊源，警察和司法系统真的会保护受害者吗？我俩心里都没底，都感到畏怵。

S说，就算是被下了“约会迷药”，仅仅一次的用量，成分也会很快被排出体外。我后悔不已：“总之，当时就想尽快逃离现场，所以飞奔了出来，其实应该在酒店打110才对。”至于现在，是不是应该马上去警局报案，我俩也纠结了半天，拿不出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