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警两日之后，四月十一日，我再度前往原宿警署。在那里，面会了高轮警署负责本案的警员，在此称为A先生。本次会面，我把事件详情又做了一遍陈述。A的应对态度，比起原宿警署的警员态度要生硬得多。

“都过去一周了，不好办呐。”

A突然回了一句。接着又说：

“这种事太常见了，立案调查有难度啊。”

我原以为，好容易报了警，总算站在了起跑线上，这句话对我来说实在太残酷。听说强奸报警竟然“太常见了”，我不由得毛骨悚然，同时也大感错愕，这类报警通常都处理得如此潦草吗？

“这类案子，作为刑事案件处理是十分困难的。事发之后没能立刻采集对方的精液，进行DNA检测，所以证据不齐全，相当棘手。”A反复向我强调。

“既然知道是哪一间酒店，麻烦您调取一下监控录像吧，请趁着视频文件还没过保管期，尽快前去调查。”我恳求道。

后来朋友们听我重述了和警察的这段对话，都特别愤怒，对警方涌起了不信任之感。

既然已经报了警，那就不得不向家人坦白了。我不希望家人通过第三方之口得知此事。虽已下了决心要亲口告诉父母，但怎样启齿才好，我却为之茫然，内心特别抵触。但我有些话，尤其想对妹妹讲：

假如遭遇了这样的侵犯，首先要记得联络姐姐，然后去警局报案，用“性侵物证采集包”进行检查，接着再做进一步的打算。这是我走到如今这一步的经验之谈。

不管医院也好，咨询热线也好，都没起到什么实际作用，我绕了相当一大圈远路。就连去警局报案，都足足耗费了五天时间。并且，意识到去警局是个错误，也为时已晚。

我其实还算凡事都肯敞开来谈的类型，饶是如此，拿出行动也花了好久。假如妹妹在医院和热线电话中遭受了与我相同的体验，恐怕会放弃求助吧。

好容易下定决心向妹妹讲出这番话时，她一直默默聆听。当我告诉她：“万一发生了什么不好的事，有姐姐在呢，只要你讲出来，之后就什么也不用担心了。”妹妹静静地点了点头。

同一日，当我把事情告诉父母时，他二人的反应，让我看在眼里十分难过。所有的细节我都避而未谈，只淡淡讲了一下发生的事实，尽管如此，母亲仍勃然大怒，浑身战栗地喊道：

“我要杀了那个混蛋！”

父亲却把怒气撒在了我的头上：

“你干吗不更愤怒一些啊！你应当生气啊！”

在此，希望读者们不要把我母亲的这句话，当作是对山口的人身威胁。母亲当然很清楚，假如为了复仇而使用非法的暴力手段，只会令我更加痛苦。况且，这样做也没有任何意义。我只是把她身为一个母亲的心情与发言，做了不加修饰的白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