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电话的四天后，也就是逮捕行动的当天，A警员再次联络了我。我当然以为是告知逮捕结果的，谁知接起电话，A声音郁闷地喊了一声我的名字：

“伊藤小姐，实际上，逮捕没能执行。事先做好了全部准备，我也打算好了要参加行动，可是临到跟前，却被上面突然叫停了。是我能力不足造成的，真的非常抱歉。另外，这个案子也从我手里撤走了，在接管的警员确定之前，请你联系我的上司××吧。”

震惊、沮丧，以及一点“果不其然”的感慨。疑问一个接一个，不断浮上心头。

为什么走到如今这一步，还能被突然叫停？一定有哪里不对劲。

“检方已经批准了逮捕令，法院方面也签发了许可，对吧？明明是确定好的行动，怎么能被轻易推翻呢？”

面对我的质疑，A警员给出了令人错愕的回答：

“叫停行动的，是警视厅的最高层。”

没这个道理啊。检方作为案件审理的最高司令部，做出的行动决策，为什么作为调查机构的警方却有权力予以取消？

“怎么会有这种事？您是说，被警方阻止的？”

闻言，A答道：“这种例子特别罕见。真的罕见。”

总之，面对我的不断发问，A只解释道：

“关于这个案子的进展，会有新的警员负责向你说明。稍后我的手机号码估计也会换掉，我想，等你回国的时候咱们见个面，届时再好好谈谈。”

换掉手机号码？A接下来会面临什么境况？

“A先生，您自己不要紧吧？”

“我也没干什么会被开除的事，没关系的。”

之后，A只是一味道歉，不管我再问什么，他都答说：“都怪我能力有限，请伊藤小姐务必原谅。”

“这个处理我没法接受。”

一直以来，我总被A警员数落：

“你要是这么喜欢发表意见、插手调查，干脆你自己干吧。反正你也不需要警察，对吧？”

但既然案子已交给警方，我也表示了绝对信任的态度，并竭尽全力给予了协助。因为我切身感到，若非如此，对方便会失去干劲，甚至对我爱搭不理。

可现在，案子竟走到了这种地步。警察怎么想，就随他的便罢，无所谓了。

“这结果我接受不了。”

我又重复了一遍。A道：“我也是。”尽管如此，为了亲眼确认山口回国，A说，他也只能眼睁睁看着山口从自己面前一路走过。

不管做什么都无济于事的无力感，“警局里难道再也找不到一个可以信赖的人吗？”这种疑问所带来的孤独与恐惧感，充斥在心头。还有一份小小的不甘心。一路走来的千思万绪、疲惫透支，仿佛皆化成了眼泪，汹涌而出，顺着脸颊滴落下来。

仔细一问，关于叫停逮捕的理由，据A说，上面一点都没透露。我追问：“那么新的负责人在这一点上，是不是同样毫不知情？”A答：“我想是的。”

A警员在这两个月里，为了查这个案子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夹在我的个人主张和上面施加的压力中间，一直努力到最后一刻。如今却说要找什么人把他替换掉，岂不是又要回到起点从零开始，面对新的警员，把相同的话再重复无数遍？

我和A之间虽说曾有过争论，但A毕竟一直竭尽全力坚持在查案。把这样的人调离本案，就像取消逮捕行动一样，对我来说是莫大的打击。

电话的最后，A再一次向我道歉：

“都怪我能力不足，对不住了。”

我口中唯有感谢，再也说不出什么苛责的话：“真的太感谢您了。您辛苦了。今后也请多多保重。”

最后，我为这件事对A的职业生涯造成的不良影响表示了歉意，便挂断了电话。过去这段日子里，我作为受害人，A作为办案的警员，各自站在所属的立场，发生了激烈的观点碰撞。如今突然与“战友”惜别，竟有种依依不舍的寂寥感。

所有无法诉诸言语的情感，随着泪水宣泄而出。身体的气力仿佛被抽空，我在柏林住宅区的小道上踽踽独行，感到穷途末路，无处可去。也许，所有的道路真的都被封死了。像我这样不起眼的小人物，连向眼前那看不见的巨大力量蓄势发起挑战，似乎都是不被允许的。

警视厅高层的决策。我了解的信息，仅此而已。我想今后，身为受害者和底层警员的我们，依然不可能触及幕后的真相。

有没有其他途径可以进行调查？

“该向谁咨询呢？”这样的想法，在我脑子里萦绕不去。

我马上回到暂住的德国朋友家，在厨房拨通了电话，打给当时负责此案的检察官M，想问问他该怎么办。

谁料到，电话打到M那里，却被接听的人告知：“这个案子已经从M手里撤掉了。”M也被撤换了。在逮捕行动被叫停的当天，负责这个案子的警员和检察官都不在了。

在夕阳斜照、满室余晖的厨房里，我望着盛满了蔬果的竹篮，一面思忖：如今应当马上回到东京，去追究事情的真相。同时心底也隐隐庆幸，觉得自己不在日本实在太好了。

那一日天高气爽。柏林晴空如洗，不再是平日里阴霾沉沉的景象。唯有天气是晴好的。对于今天在街边接到来电备受打击的我，至少是一种拯救。

假如回国，会发现未被逮捕的山口依然在TBS总部任职，写字楼就在我上班的大厦对面。回日本这件事本身，也变得难以忍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