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口已经回国，仍旧没事儿人一样，继续在TBS总部工作。这给了我极大的精神压力。彼此都在同一片写字楼区域内上班，万一哪天不期而遇，撞在一起……想到这点我就格外恐惧，连去公司都成了一种折磨。直到那一晚之前，每天通勤的职场充满了期待的乐趣，只需要考虑今天会有什么值得采访的新闻。可如今，在我的心目中它却成了另一处所在。

万一碰面的话该怎么办？我在头脑中一遍遍演绎着那种场景。我绝对不想转身逃走。也没有理由逃走。可是该如何应对呢？我却找不到什么完美的方式。关于这个问题的想象，带给我的唯有恐惧而已。

尤其是午饭时间，我不敢踏出公司一步。就连看到和他气质样貌相似的人，都会恐慌症复发，泛起阵阵的恶心。大概是这份精神压力所致吧，我甚至在打工作电话的时候晕了过去。这种经历还是生平第一遭。是听到对方通过电话不断呼唤我的名字，我才猛地回神，苏醒过来。

莫非就像当初去警局报案时被反复告诫的那样，我真的无法在日本继续工作下去了？

我渐渐开始有了实感：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待在业界继续工作下去，是件可怕的事。什么时候因为报警而遭遇报复，估计也不奇怪。我更担心，今后对方会不会暗中窥伺我的状态，来向我施加压力。仅仅因为某人一声令下，逮捕令就被撤销了。在我想象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外，有人大概可以无所不用其极。

比起从前，我感到了更大的精神压力。

某天夜晚，我接到了一个陌生号码打来的电话。

不知道对方是谁，我格外紧张，犹豫了一瞬是否要接起，想到可能是采访对象打来的，才咬牙接了电话，谁知竟是A警员。

他说自己从高轮警署调职到了别处，换了新的手机号码。自从逮捕山口的行动泡汤之后，我还是第一次听到A的声音。

作为一名体制内人士，对于打电话联系我这件事，A一定特别烦恼吧。不过，A解释道：“我并没有做过什么不靠谱的事，关于这一点我想跟你说清楚。”A竭尽全力查案，专业能力无可非议。一想到我可能会误解，是他的疏忽造成了逮捕山口的行动被叫停，他就格外难过。另外，他也为我如今的状况感到担心。

在电话里，我向A确认了一件事：警视厅刑侦一课是在什么时间得知逮捕令的存在的？

警视厅作为上级主管机构，未曾接受过一次案情汇报就迎来了逮捕日？这种事可能吗？特别是在本案中，不存在这样的可能性。为什么呢？因为以前我曾听A提到过，说当初一直在向总部，即刑侦一课汇报情况。

像山口这种具有社会地位的人，他所涉及的案件，不能仅由所属辖区的警署做决策，因此是向刑侦一课汇报完毕后，方才取得的逮捕令。而这一过程，上级必定同样是知情的。另外，A逐一就案情进行过咨商的那位M检察官，也是检察机构中位居高层的经验人士，他批准的逮捕令，我听说不会有错。

至于逮捕令被取消的结果，作为不得不和嫌犯在同一片办公区域内上班的受害者，当然有权利了解吧？

事实是，据A说：这次在取得逮捕令之前，曾在高轮警署内部，通过领导向“总部”，即警视厅刑侦一课逐一做过详细的报告。当然，逮捕令的申请阶段亦不例外。

假如要以“知名人士不会逃走”为由撤销逮捕，那么早在汇报阶段，就该被叫停无数次了。

也就是说，刑侦一课的解释根本说不通。实际情况的确如A那天在电话里所说，“是被警视厅最高层叫停的”。应该考虑在执行逮捕的当日，比刑侦一课级别更高的人，突然下令制止了行动。

不过，想要曝出这个下令的人究竟是谁，却并不容易。当时，我曾以为完全是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