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阵子，我又接到了清水洁的联络，说想问候一下近况，于是就见面聊了聊。听清水先生转告说，《周刊新潮》希望就我的案子安排个采访。他们从二〇一六年起开始追踪这个案子，却一直没跟我本人对接上。

我回答，凡是自己掌握的事实和真相，都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若想对此案公平报道，就必须对山口也进行采访。结果是，《新潮周刊》会从什么样的角度来写这篇报道，我全无概念。

尽管如此，我仍决定像过去一样，面对提问，把曾经讲过的原话再重复一遍。既不需逃避，也不需隐瞒。

跟《周刊新潮》的记者敲定了采访事宜，但二〇一七年三月，我却被派往南美哥伦比亚，接触到为了与哥伦比亚政府签订和平协议而进行协商的左翼游击队组织（民族解放军），目的是针对其现状和女兵问题进行采访。

那段日子，我正为记者会的问题烦恼，能够偷得一段时光将精力投注于自己的工作，感到特别开心。

在哥伦比亚逗留期间，《周刊新潮》再次联络了我，说恳切希望能对案子加以报道，期待我回国后见面。

我一回到日本，对方马上安排了会面。清水先生和周刊主编也列席了会议。编辑部的意向是，希望立刻开始采访。我则先从对方那里取得了承诺，会把自己接受本次采访的目的作为大前提在报道中有所交代，之后才同意配合采访。

所谓大前提当然是指：我主张，对司法、调查、性犯罪咨询热线等体制的改善，应与当下国会正在进行的刑法修订一起实施。

当时，我已经做出决定，要公开露面，用自己的名字发声。但清水先生却说：“在如今这个阶段，还是暂且不露面较好。”《周刊新潮》的记者们也表示赞成。

第一篇报道，发表在《周刊新潮》五月十八日号，距会议结束还不到一周。

关于这篇报道，我本希望能和两位代理律师好好谈谈，但当时恰逢黄金周假期，没能马上和律师们开会讨论。

与此同时，《周刊新潮》的记者们已在次日和我一起走访了酒店。酒店的保安经理曾是一位经验丰富的警察，新潮社正就案件进行采访一事，马上就被上报到了警视厅。

这篇报道发表后，事态将会如何演变呢？

我无法提前揣测。不过，周围的人事物已经围绕此事运行了起来，假如推迟报道，我判断将十分危险。

事实的确如此。

考虑到以往的情况，不知道什么时候行动就会被什么人叫停。

《周刊新潮》的记者交代：“要是有什么异常状况发生，请马上通知我们。”他们承诺，假如住所附近有什么奇怪的动静，会立刻把我转移到别的地方。校样印出来的前一天，我在自家周围发觉了异常，立刻收拾行李出了家门。

五月十日，无惊无险地迎来了杂志的发售。

发表的报道，围绕着事件，由我和A警员一点点汇集起来的邮件、证词和证据构成。

不过，相较于其他内容，最大的关键点在于，据《周刊新潮》编辑部了解到的情况，当时的刑事部长亲口承认了一个事实：“我没让他们逮捕山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