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报道中，我依然是个不见其名、不见其貌的“女受害人”。我对“受害者”这个避之不及的标签始终缠绕在自己头上感到不悦。“受害者”即不是我的职业，也不是我的人设。当我想把自己的遭遇向世人倾诉时，却担心莫非接下来的一生，都要背负着“受害者”这个名号生活下去？因而陷入一种绝望的心情。

近年，有一些新闻在讲述案件的时候，会将受害者遗属的真实姓名和照片公之于众。例如，二〇一五年，因过劳而被逼上自杀绝路的电通公司职员高桥茉莉；二〇一六年，因校园霸凌而自杀的女中学生葛西莉真。

在痛失最心爱的人，经历了巨大的悲伤之后，为了避免再次发生同样的不幸，遗属们决定面对媒体吐露心声。他们的艰难心境，很难去妄加揣度。

并且，在讲述逝者故事的时候，不是称其为“受害者A”，而是让他们作为真实的、有名字、有面孔的人登场，岂非能给社会带来更大的影响？

望着那些遗属们的抗争举动，我心中的想法清晰起来：不可以再安于做个“受害者A”了！

还是应该召开记者会！我下定决心。

让那些与我有相同经历的人，变得越少越好。我不愿任何人再体验这份痛苦。决不让这种遭遇，作为“常有的事”，落得敷衍收场。

我对A警员也说：“要运用本次事件的教训，避免下次事件的发生。”当我思考起“下次事件”时，脑海里依次浮现出那些自己深爱的人的脸庞。一想到要是他们遭遇了同样的痛苦，我就浑身战栗。此刻，就在这一瞬间，仍有人为此受苦。想到这里我就觉得，不去行动，设法改变如今的体制，自己定会后悔一生。

但与此同时，对于把自己的伤痛暴露于他人目光之下，我也深觉恐惧。原本已稍稍愈合的伤口，岂不是又要被重新撕开？召开记者见面会，是把自己的伤口刻意曝光于世间，那种体验，就如同被陌生人在伤口上撒盐。

两年来，与我一起出谋划策，为我提供帮助和支持的友人们，赞同我的这个决策。为了向家人好好表达自己的想法，某晚，我郑重宴请了他们。父母已经为我的事情一再操心焦虑，自己接下来还要给他们增添更大的烦恼，我实在于心难忍。

上一次，我打算实名出席一场呼吁刑法修订的性侵受害者联合会议，跟父母商量时，起初他俩也表示反对，可尽管替我担心，最终还是答应了我的请求。

然而这一次，他们却对我的决定大加反对。最大的理由是，以往他们从未自我口中听到过事件的详细经过，可这回读了周刊，了解到那天晚上发生在我身上的实际遭遇后，特别痛苦。

母亲说：“报道一出来，你身上发生了什么，世人可就全都知道了。我不希望你召开什么记者会。就算现在，你不也觉得特别危险，还暂住在朋友K的家里吗？还想把自己暴露得更彻底，到底是什么打算？那些记者要是突然抱着相机跑到咱家来，该怎么办？”

举办记者会要抛头露面，把名字公之于众，所以出现这些情况，倒也不难想象。实际上，要是发生了危害家人安全的事态该如何是好，我也发自内心感到烦恼。

父亲则说：“比起去向社会宣战，我更希望你作为一个人，获得人生的幸福。我希望自己的女儿，身为一个女性，能稳稳当当地结婚，建立幸福的家庭。这是任何一个父母都有的愿望。”

作为父母，有这样的愿望，可以说理所当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