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〇一七年五月二十九日，我借用东京地方法院二楼的会场，在司法记者俱乐部内举办了一场媒体见面会。

并非一切都进行得如我所愿。

所谓司法记者俱乐部的见面会，意味着以之前完全未曾报道过本案的主流媒体为对象进行发言。所以，一开始才遭到了家人的反对。

有位记者跟我说：“假如是我自己的女儿，被那些不打算进行报道的媒体围着，只是为了看看当事人长什么样子，问些纯粹满足个人好奇的问题，我可接受不了。”

尽管《周刊新潮》给予了报道，但是愿意跟随的媒体比预想得还要少。我希望能围绕当局在判定中留下的疑问，进行更加公开而广泛的讨论。

原本想要控诉的内容，依然没有改变。只是，这次是借由向检察审查会递交复议申请的机会举办记者会，我考虑，在法院的司法记者俱乐部发表讲话是正确的选择。要是做到这一步，日本的媒体仍旧不愿给予报道的话，那么，我想有必要对日本的整个新闻系统也表示质疑。

为了减轻某些不可预知的压力带来的风险，我决定，在记者会的前一天才发布通知。

我把消息压了好几天，才向清水先生汇报。电话里，清水先生道：“你这个决定可真够大胆啊！”就在当晚，他再度打来电话：“就算在司法记者俱乐部搞了发布会，也没人会写的。只会让你自己受到伤害。还是算了吧。只面向外国记者搞一场吧。”

我很受打击。

就连此前一直对举办发布会表示支持的清水先生也这么说。的确让我信心动摇。

次日，一位相熟的新闻撰稿人联络了我。

“政府在官方主页向各大媒体发布了提醒，说这个案子情节复杂不宜报道，奉劝大家谨慎自律，最好不要触碰这个选题。可以想象，各家媒体原本就态度暧昧，这么一搞，还有没有人报道就更难说了。不过呢，发布会该开还是要开的，只是需要花些心思而已。可是，官方有必要介入本案到如此程度吗？真是无法理解……”

一个接一个的坏消息，让我心乱如麻。

正发愁时，我告诉《周刊新潮》的记者，政府劝告各大媒体自觉不要报道记者会的消息，听说正在水面下扩散，他却口气轻松地答道：

“哦，我知道啊。”

那副满不在乎的姿态，仿佛在反问“So what（那又怎样）？”给我带来了莫大的勇气。

就像清水先生在电话里提醒的那样，继司法记者俱乐部之后，我决定刻不容缓，立即在外国人记者俱乐部（驻日本外国特派员协会）也举办一场见面会。在这里，我认为不只海外媒体，一些并非俱乐部成员的其他日本媒体也允许进入，不必担心会有无法预知的“不可抗力”。

可惜，实际提交了申请之后，却遭到了拒绝。理由是：

“Too personal，too sensitive.”

也就是说，问题太个人化、太敏感。原本性侵受害就是一种非常私人的体验，不是吗？以前，外国人记者俱乐部也召开过关于强奸受害、跟踪狂受害的新闻发布会。而所谓“问题太敏感”，究竟是对谁而言太敏感？

外国人记者俱乐部拒绝新闻发布会申请的例子，过去几乎很少听闻。

发觉自家附近有反常的动静之后，我收拾了一点东西就离开家，暂居在朋友K的家里，除了几件T恤和牛仔裤，几乎没什么换洗的衣物。我懒得为了发布会的着装，特意上街去。可再怎么嫌烦，穿着T恤牛仔裤上法院总归不太合适。为了买衣服，我去了繁华的商业街，可是在那里，又一次经历了恐慌症发作的袭击。

发布会之后，会不会被路人侧目，视我为“那个强奸受害者”？光是想象这件事，就觉得不寒而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