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人前去认领女子的尸体，法官仅得到以下信息：

一月八日下午一点钟多，一个穿着讲究、略带外国口音的女人走进了位于骑士桥的“巴特勒和帕克先生”房屋中介公司。她说她想租或者买一幢毗邻泰晤士河的房子，并且要靠近伦敦市区。中介马上给她找了几处符合条件的房子，其中就包括米尔庄园。她留下的名字是德·卡斯蒂纳夫人，住在丽兹酒店，但后来查明那里并没有住着叫这个名字的客人，酒店的人也都不认识死者。

米尔庄园一直由尤斯塔斯·佩德勒爵士家花匠的妻子詹姆斯太太照看。詹姆斯太太住在临街的小棚屋里，她证明说大约下午三点钟，一位女士来看房子，并出示了房屋中介的证明信。按照惯例，詹姆斯太太就把房子的钥匙给了她。米尔庄园离她住的小屋有些距离，她一向不陪租客一起看房。几分钟后，又来了一个年轻男子。根据詹姆斯太太的描述，他个子很高，宽肩膀，皮肤呈古铜色，眼睛是浅灰色的，胡子刮得很干净，穿一身褐色西服。他向詹姆斯太太解释说他是刚才去看房的那位女士的朋友，来的路上先去邮局发了封电报。于是詹姆斯太太给他指了去米尔庄园的路，没有多想。

五分钟后年轻男人又回来了，交回钥匙，并说恐怕那栋房子对他们来说不合适。詹姆斯太太没有看到那位女士，以为她是先离开了。不过她确实发现年轻男人显然正因某事而特别不安——“他像见到了鬼一样，我当时想他是不是病了啊。”

第二天又有一对男女来看房，发现了躺在楼上一个房间里的尸体。詹姆斯太太确认死者正是前一天来看房的那位女士。房屋中介也认出死者就是“德·卡斯蒂纳夫人”。警方的验尸官判断女子死于约二十四小时前，《每日预算》马上给出结论，说凶手就是在地铁站里自杀的那个男人，他先杀了这个女人，然后又自杀了。然而，地铁站的那个男人死于两点钟，而这个女人下午三点时还活得好好的，由此得出的唯一合乎逻辑的推论就是这两起事件之间毫无关联，在死去的那个男人的口袋里发现的那张看房证明不过是生活中常见的巧合而已。

于是又回到了最初的判断：“被一人或多人蓄意谋杀”。警察（以及《每日预算》）又要开始寻找那个“褐衣男子”了。由于詹姆斯太太确认在那位女士去之前，米尔庄园里没有人；而除了那个可疑的年轻男子之外，直到第二天下午，期间都没有人再进去过。按照逻辑，他应该就是谋杀不幸的德·卡斯蒂纳夫人的凶手。她是被一条结实的黑色绳子勒死的，并且很明显是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突然遭到袭击，没能发出任何声响。她随身携带着一个黑色丝质手袋，里面有一个鼓鼓囊囊的钱包、一些零钱、一条高级蕾丝手帕——上面没有任何记号——和一张回伦敦的头等车厢车票。没有任何特别的东西。

这些就是《每日预算》刊登的全部细节，而他们目前每日的头等大事就是要“找到那个褐衣男子”。平均每天有五百个人写信来说找到了那个人，而那些晒成古铜色的高个子男人要是被裁缝说服做了一身褐色西服，那可就倒了大霉了。另外，地铁里的那起事件被认定为偶然巧合导致的事故，淡出了人们的视线。

真的是巧合吗？我倒觉得不一定。毫无疑问，我对此事怀有偏见，因为地铁事件是我私藏的秘密，不过在我看来，这两起命案之间肯定存在某种关联。两起事件中都有一个古铜色皮肤的男人——很明显是生活在国外的英国人，还有其他一些线索。就是因为这些其他的线索，我决定采取下一步行动。我来到苏格兰场，要求见米尔庄园案的负责人。

接待我的人一开始听不懂我在说什么，这要怪我误闯了负责失物招领的部门。最后，我终于被领进一个小房间，见到了梅多斯探长。

梅多斯探长个子矮小，姜黄色的头发，怪声怪气的，态度很不好。屋里还有一个他的手下，也穿着便衣，低调地坐在角落里。

“早上好。”我紧张地说。

“早上好。坐吧。听说你有一些你认为有用的信息要告诉我们。”

他的语气听上去像是说这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我觉得很恼火。

“您应该知道那个在地铁站里被杀的男人吧？他的口袋里也有一张去马洛看房的证明。”

“哦！”警长说，“你就是做过证的贝丁费尔德小姐吧。是的，他的口袋里有一张看房单。很多人有那样的看房单，但不是所有人都被杀了。”

我强忍着怒火。

“那人的口袋里没有地铁票，您不觉得奇怪吗？”

“地铁票很容易丢，我自己就丢过。”

“也没有钱。”

“他的裤子口袋里有一些零钱。”

“但是没有钱包。”

“有些男人就是不习惯带笔记本、钱包或任何小包。”

我又另做尝试。

“那个医生一直没来做证，您也不觉得奇怪吗？”

“医生都很忙，经常不看报纸，他也许早就把这件事给忘了。”

“事实上，警官，您是不想找到任何疑点。”我友好地说。

“是吗？那我觉得你对疑点有些过于敏感了，贝丁费尔德小姐。年轻女孩都很爱浪漫，喜欢神神秘秘的事情，这个我明白。只是，我很忙……”

我接受了他的暗示，站起身。

坐在墙角的那个人突然谦和地说：“或许我们可以听这位年轻的女士简短地谈一谈她对这件事的看法，探长？”

探长马上接受了这个建议。

“好。那么，贝丁费尔德小姐，别生气。你刚才提出了一些问题，也给了很多暗示，现在直截了当地把你的想法说出来吧。”

我在受伤的自尊心和急于表达的欲望之间犹豫着，受伤的自尊心靠边站了。

“你出庭做证时曾说你认为这不是自杀？”

“是的，我非常肯定。那个男人当时受到了惊吓，是什么吓到他了？不是我。可能是当时从月台那边向我们走来的某个人，一个他认识的人。”

“可你没看到任何人？”

“没有。”我承认道，“我当时没回头。然后，尸体刚从铁轨抬到站台上，就有个男人挤到前面去查看尸体，他说他是医生。”

“这没什么奇怪的。”探长不动声色地说。

“但他不是医生。”

“什么？”

“他不是医生。”我重复道。

“你是怎么知道的呢，贝丁费尔德小姐？”

“我很难解释清楚。战时我曾在医院工作过，见过医生是怎样检查尸体的。他们都带有一种职业性的娴熟与淡定，而那个男人没有。此外，医生不会在身体的右侧检查心跳吧。”

“他是那样做的？”

“是的，我当时还没完全意识到，只是觉得有点不对头。回到家之后我弄明白了，也知道了为什么我当时就觉得一切都不太对劲儿。”

“嗯。”探长说着，慢慢地伸手去拿笔和纸。

“他在检查尸体的上半身时，完全有机会拿走死者口袋里的任何东西。”

“我觉得不太可能。”探长说，“不过——你能描述一下他的长相吗？”

“他个子很高，宽肩膀，穿一件黑色大衣和一双黑靴子，戴一顶圆顶礼帽。他留着黑色的胡须，还戴着金丝边眼镜。”

“不考虑大衣、胡子和眼镜，就没什么关于他的特征的信息了。”探长嘟囔道，“需要的话，他可以在五分钟之内轻易地改变形象。而如果他如你所说是个扒手，那他无疑会这么做的。”

我根本就不是这个意思，此时我已对这位探长彻底失望了。

我起身要离开时，他又问：“你没有更多关于他的信息可以告诉我们了吗？”

“有。”我说，抓紧机会在离开前掷出最后一发炮弹，“他明显有颗短圆型头颅，这个他很难改变。”

我得意地看到梅多斯探长的笔空挥了几下，他显然不知道“圆型头”这个词该怎么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