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摇摇头，甩掉那些困扰我的不祥之感，快步走上楼，很容易就找到了惨案发生的房间。尸体被发现的那一天下着大雨，这间屋子没有铺地毯，因此泥脚印布满了木地板。我猜想着凶手前一天是否也留下了脚印，如果有，警方应该也不会公布。但我马上又觉得自己想多了，因为那天天气很好，没有下雨。

房间本身没什么特别的地方。几乎是正方形，有两扇大窗户，白墙壁，地板上没铺地毯。木地板靠近墙的几个地方有些污渍，是原来所铺的地毯留下的痕迹。我仔细搜查了房间，但是什么都没找到，连一个别针都没有。我这个有天赋的年轻侦探似乎不可能发现任何被遗漏的线索了。

我随身带着一支笔和笔记本，虽然没什么好记的，不过我还是例行公事地画了一张房间的草图，以掩饰我的失望。当我准备把铅笔放回包里时手滑了一下，铅笔滚落在了地板上。

米尔庄园真的很旧了，地板都不平了，我的铅笔先是匀速地滚了几下，然后突然加快了速度，一直滚到一扇窗下才停下来。每一扇窗户都带个飘窗，飘窗下面是个柜子，我的铅笔就停在柜门前。柜门关着，可我突然想到如果柜门是打开的，铅笔会不会滚进柜子里面。我打开了柜门，铅笔立即滚了进去，踏踏实实地停在了最里面的角落。我去捡它时，发现由于房间里光线很暗，柜子的结构又很特别，导致我根本看不到铅笔在哪里，只能用手摸。柜子里除了我的铅笔外什么都没有，但出于刨根问底的本性，我又打开了对面窗户下面的柜子。

初看一眼，好像空无一物，但我坚持不懈地在里面到处摸索，终于碰到了一个硬纸卷，萎靡不振地躺在柜子最里面的角落。拿出来我才知道是什么，是一卷柯达胶卷。终于有了发现！

我想到这很有可能是尤斯塔斯·佩德勒爵士的一卷旧底片，丢在柜子里，最后清理的时候没看到。但我又觉得不是这样的。红色的纸看上去很新，表面有些浮尘，看上去就像是两三天前丢在那里的——也就是凶案发生之后。如果它在那儿放得再久一点，就会有厚厚的一层灰。

这是谁掉的胶卷呢？那个女的还是那个男的？我记得她手提包里的东西都是完好无损的。如果她的包当时被扯开了，胶卷从里面滑落，那么包里的零钱也会散落到地上，对吧？不对，胶卷不是那个女人掉的。

我突然狐疑地吸了吸鼻子，难道是我被樟脑丸的味道迷住了，产生幻觉了吗？我发誓闻到了樟脑丸的味道。我又把胶卷放到鼻子下面闻了闻，有一股浓浓的胶片特有的味道，但是除此之外，我确实闻到了那种我特别讨厌的怪味。我马上就找到了原因，有一小丝布条挂在胶卷中心，布条上满是樟脑丸的味道。这卷胶片曾装在死于地铁站的那个男人的大衣口袋里。是他把胶卷掉到了这里吗？以他的行踪来看，不太可能。

不对，是另外那个男人——“医生”。他从死者口袋里取出那张字条时还拿走了这卷胶卷，之后和那个女人搏斗时又把胶卷掉在这里了。

我找到线索了！我要把胶卷冲洗出来，然后再来看看下一步该采取什么行动。

我兴高采烈地离开了米尔庄园，把钥匙交还给詹姆斯太太之后快速奔到地铁站。回城里的路上我又掏出小纸条，重新研究起来。突然间，这些数字显示出新的意义。也许这是一个日期？“17122”，一九二二年一月十七号？肯定是！我真傻，之前怎么没有想到。不过，如果是这样，我必须马上找到基尔默登堡在哪里，因为今天是十四号，还有三天，时间可真够短的——还不知道从何找起，简直是令人绝望！

今天是来不及去冲洗胶卷了。我必须赶紧回肯辛顿，才不会错过晚饭。不过我想到了一个能验证我的推测是否正确的简单方法。我问了问弗莱明先生，死者的遗物中是否有一台照相机。我知道他对这个案子很感兴趣，对所有细节了如指掌。

让我又气又恼的是，他回答说没有照相机。卡顿的东西都被仔细地检查过了，警方希望从中发现一些线索来推测他当时的心理状况。弗莱明先生十分肯定，卡顿没有照相器材。

这对我的推理无疑是个打击。如果他没有相机，那他为什么要随身携带一卷胶卷呢？

第二天早晨我很早就出门了，去冲洗宝贵的胶卷。我还小题大做地跑到摄政街上那家很大的柯达店。我拿出胶卷，要求各洗一张。店员刚刚把一大堆放在黄色隔热筒中的胶卷整理好，他接过我的胶卷，看着我。

“我想你弄错了。”他笑着说。

“呃，没有，我想我没有。”我说。

“你拿错胶卷了，这卷还没用呢。”

我装作若无其事地走出店门。我敢说，一个人一次又一次地意识到自己有多愚蠢是很有好处的！但是没人愿意有这种经历。

随后，当我经过一家大型海运公司时，我突然停住了脚步。橱窗里展示着这家公司的一艘漂亮的游轮模型，上面标着“肯尼尔沃斯堡号”。我突发奇想，推门走了进去。我走到柜台前，用颤抖的声音（这次是真的！）小声说：“基尔默登堡号？”

“十七号从南汉普顿开出。是去开普敦的吧？一等舱还是二等舱？”

“多少钱？”

“一等舱八十七磅——”

我打断了他，说道：“我要一等舱。”

太多巧合了，船票钱正好是我得到的遗产数！我要把所有的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

我现在真的是要开始探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