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看着小岛要按捺不住了，大泉将视线从花簇上收了回来，继续说道：“钱德拉·鲍斯的一生，就是印度独立运动历史的缩影。”

印度独立运动领袖——“圣雄”莫罕达斯·卡拉姆昌德·甘地的大名，可谓众所周知。“圣雄”身边，有一对“左膀右臂”——贾瓦哈拉尔·尼赫鲁与钱德拉·鲍斯。前者为印度开国总理，也是迄今为止在位时间最长的印度总理，其女英迪拉·甘地也是印度总理，是位名留青史的人物。

若硬要分出个“左右手”，尼赫鲁当仁不让是右手。这与人体同理，极大多数人为右撇子，右手自然更受倚重。尼赫鲁是甘地并肩作战的同志莫蒂拉尔·尼赫鲁之子，甘地对他视如己出，因此尼赫鲁顺理成章地成为甘地事业的继承人。尼赫鲁懂得人情世故，其政见观点分明与甘地多有相悖，但明面上却对甘地言听计从。反观“左手”鲍斯，他向来是敢怒敢言的直爽性子，即便对方是甘地，也敢据理力争。

一边是对自己言听计从的“孝徒”，一边是时常让自己下不了台的“逆徒”，“圣雄”也是凡人，也有爱憎。这鲍斯与甘地的相知、相识，是在1921年。当时鲍斯二十四岁，刚从剑桥大学毕业，而尼赫鲁则早年就已经受到甘地的赏识了。尼赫鲁年长鲍斯八岁，鲍斯初入甘地领导的印度国民大会党时，尼赫鲁已是一呼百应的农民运动领袖了。

那个时侯的甘地以天意自居，甚至公开预言说：“一年之内，印度必然实现自治（Swaraj，甘地倡导之自治）。”就当时的形势来看，这预言根本是句笑话。对此，“左右手”各有何反应呢？

先看鲍斯，他对甘地的失望之情溢于言表，嘴上也不客气：“甘地究竟志在何处？我深感迷茫。”

尼赫鲁的处理就高明得多，他将甘地所言的“Swaraj”的概念模糊化，不偏不袒，两头不得罪地回应鲍斯等人对甘地的质疑。

谁能否认甘地导师的伟大和无可比拟？若非如此，我印度千万同胞又何以心甘情愿地受其教诲？

尼赫鲁出生于四季如春的克什米尔，而鲍斯的故乡孟加拉，素有反骨产地之称。孟加拉人与日本人尤为相似，不仅体现在性格上，甚至在容貌上，都有几分相似。鲍斯潜逃日本期间，在新桥的餐厅用餐时，曾自称日本人，不过因为久居海外，已把母语忘得干净。出奇的是，竟没有人怀疑。

鲍斯在学生时代就是暴脾气。他早年就读于加尔各答大学，后因看不惯英籍教授歧视印籍学生，组织学生罢课进行抗议，而被勒令退学。后来鲍斯远渡英国，考进了剑桥大学。毕业后，鲍斯在英国通过了难如登天的印度文官考试，但他却放弃了这个大好前程，毅然回国，加入了印度国民大会党，投身独立运动。短短数年，鲍斯便跻身成为印度国民大会党领袖甘地的左膀右臂。

“左右手”对甘地坚持贯彻的“非暴力不合作”的宗旨，态度也是截然不同。尼赫鲁对导师的观点不敢苟同，但为了避免矛盾，还是倡导“非暴力”的。再看鲍斯，他对“非暴力”嗤之以鼻，主张“武力争取独立”：若能实现印度独立，哪怕是流血断颈，也在所不惜。

1938年，鲍斯被推举为主席，成为名副其实的党魁。当时，印度政坛初成气候，能够格称得上政党的，只有印度国民大会党。印度若实现独立，顺理成章地，鲍斯便是首相首选。那年，他才四十一岁。

选举前，党组织一改以往抵制选举的方针，倡导党员积极参与选举，打算从殖民政府内部展开独立运动。参与选举，无异于承认政府的殖民统治，显然与“不合作”的原则相悖。鲍斯勃然大怒，这是对英政府的妥协、让步！如此，我们何不召开一场以独立为宗旨的宪法会议？若英政府不予承认，我们便以此为由，掀起一场轰轰烈烈的“不合作”运动！

鲍斯带着这个主张，迎战党内的主席选举。他的对手是“右手”尼赫鲁。当时，甘地对外宣称隐退政界，一心致力于社会改良运动，但他仍是国民大会党乃至印度民众的精神领袖，仍有着一言九鼎的影响力。最重要的是，这位精神领袖力挺尼赫鲁。但即便如此，鲍斯仍高票胜选，鲍斯当选党魁，就意味着大会党进入备战状态，不合作运动与罢工即将席卷全国。不可否认，这确实是印度实现独立的最快捷径。

然而党内部分干部却束手束脚。他们大多是当地富甲，颇有资产，起初便不看好独立运动。倒不是说，他们不愿看到祖国独立，他们只是不愿承担罢工带来的经济损失。于是“义正辞严”抬出了甘地导师的教诲：依仗暴力实现的独立，既得之，与殖民者有何区别？可笑的是甘地的反暴力哲学，竟成了资产阶级的挡箭牌。高举大旗的不是别人，正是那败选的尼赫鲁。

于是，鲍斯党魁的位子还未坐热，便被拉下了台。翌年“二战”爆发，英国政府为专心应战，不得不向大会党妥协，但这并不意味着英政府对印度国内的反英运动的镇压就此放缓。臭名昭著的《印度安保令》便是诞生于此时期，这道治安法令，针对的就是钱德拉·鲍斯这样的“乱党”。

1940年7月，鲍斯锒铛入狱，同时期，全印度共有三万五千名激进分子被捕，唯独甘地、尼赫鲁等人幸免于难。然而日、美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英国政府对印殖民政策愈发收紧，不满足于妥协政权，只容得下傀儡政权。1942年8月，甘地与尼赫鲁也相继被捕。

鲍斯入狱翌年年初，趁保释外出治病之机，逃出印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