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有多糟糕

想象你被脱得只剩内衣，并且掉进湖里。你不知道你到底在哪里。当你疲惫地爬上岸时，你看不到人类居住或耕种的迹象。你似乎身处渺无人烟的地方。

害怕吗？

如果你是电影《地心引力》的宇航员英雄，被困在太空，即将因碰撞、燃烧和窒息而死去，但你却奇迹般地返回了地球，情况就不同了。当桑德拉·布洛克（Sandra Bullock）躺在陌生的海岸上，两手抓着潮湿的沙土时，我们感到很高兴，认为她所有的麻烦都结束了。这充分体现了电影制作者的叙事技巧。桑德拉正在呼吸新鲜的空气！她回到了坚固的地面上！

不过，同样的场景可能是令人不寒而栗的生存冒险的开始。一个没有食物、地图、鞋子、火柴、电话和野外生存知识的人需要努力回到文明世界，她的前景令人担忧。不过，由于我们知道她不久前的情况有多糟糕，而且认为美国宇航局的救援队即将到来，因此我们觉得这个场景是一个圆满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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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会极大地影响我们对现实的印象。在我合作过的公司中，一些公司对于几百万美元的年亏损感到十分庆幸，因为他们之前的情况要糟糕得多。来自孩子的普通礼物比来自富有成人的同样礼物要珍贵得多。当你在炎热的天气里进行了整整一天的体力劳动时，一杯凉啤酒的味道会变得不同。在2017年的英国普选中，工党在国会中的席位比执政的保守党少了56个，但工党领导人杰里米·科尔宾（Jeremy Corbyn）却宣布该党“赢得”了选举，因为人人都认为保守党的特蕾莎·梅（Theresa May）本应表现得更好。背景可以改变意义。

这类背景是我们试图理解的世界复杂性的一部分。你会说，我们应该知道我们所评估的任何行动和事件的背景，但你很难说出哪个背景是相关或合适的。在不同背景下，同一个故事会给人完全不同的印象。确定需要强调和需要淡化的背景是影响现实的一个重要环节。

物非物

心理学家保罗·罗辛（Paul Rozin）设计出测试人类厌恶反应的有趣实验，这让他在学术圈获得了一定的名声。在实验中，他向被试者展示了一个刚刚打开包装的崭新的便盆。他会反复说明，这个便盆从未被人使用过，他的被试者也完全相信这一点。接着，他把苹果汁倒进便盆，邀请他们饮用。

大多数人拒绝了邀请。

这不是根植于基因中的内在反感。我们的祖先会心甘情愿地用这个形状方便、从未用过的器皿来饮水。不过，我们已经将这个物体与尿液强烈地联系在了一起，因此我们无法用它来饮水。罗辛的被试者对于这个想法感到恶心，“尽管他们知道它是崭新的，没有尿液，没有受到污染”。

物体并不仅仅是物体——它拥有背景，这影响了我们对它的看法。

如果罗辛的某个被试者被困沙漠，没有水源，然后看到一个装满苹果汁的便盆，他会毫不犹豫地将其喝下去。背景不同，他的行为也就不同了。

我们对于许多物品的反应主要取决于背景，而不是物品本身。想象你拥有一块名牌手表。如果你们单位的其他5个人戴着同样的手表，你会如何看待它？如果你发现它的制造公司以逃税著称呢？如果你在一则新闻中看到你所厌恶的名人戴着同样的手表呢？物品本身并没有改变，但它受到了背景的影响。同样的道理，如果一只古老的银叉曾被希特勒使用过，它对收藏者的吸引力可能会变大或变小。

一只名叫亨弗瑞（Humphrey）的黑白相间的猫咪曾经生活在伦敦唐宁街10号。它曾在不同时期与三位首相共处，包括保守党的玛格丽特·撒切尔和工党的托尼·布莱尔。在一项很能说明问题的实验中，实验者向英国选民出示了亨弗瑞的照片，并且询问他们是否喜欢这只猫。当亨弗瑞被称为“撒切尔的猫”时，它在保守党选民中获得了44%的支持率，在工党选民中只获得了21%的支持率。当它被称为“布莱尔的猫”时，它在保守党选民中获得了27%的支持率，在工党选民中获得了37%的支持率。猫是一样的猫，但是背景不同了。

如果对于一个物品（或者一只猫）的物理描述是一个真相，那么这个物体各种可能的背景就是可能使我们产生不同反应的竞争性真相。要最为清晰地理解这一点，你也许应该考察一个在很大程度上根据背景确定价格的行业：艺术品行业。

超越马蒂斯

在二战刚刚结束的岁月里，欧洲处于混乱之中。城市变成了废墟，数百万人背井离乡，国界被重新划定，苏联控制了东部的大部分区域。这是极为艰苦和悲惨的时代，但它也是充满机遇的时代。

1947年2月，一个自称匈牙利没落贵族的人住进了哥本哈根的一家酒店。他的故事很悲惨：他那些出身高贵的家人被纳粹党屠杀，他们的大量土地和财产被苏联人没收。作为同性恋犹太人，他本人在战争中的大部分时间里生活在德国集中营。他在盖世太保审讯期间折断了一条腿。他用缝进外套里的一些钻石贿赂边境守卫士兵，这才逃出了苏维埃控制的东部阵营。他在这个世界上只剩下了5幅毕加索的油画——这是他的贵族家庭曾经拥有的巨额财富的最后残余。

在绝望中，他不得不将其卖掉。

一名当地交易商立即产生了兴趣。这些油画似乎来自毕加索的古典阶段，现在应该价值不菲。这个优雅而孤独的难民讲述的故事是合情合理的：在纳粹洗劫和轰炸的威胁下，许多宝贵的艺术品被匆匆包装起来，并被转移到欧洲各地。当这些作品开始从瓦砾中现身时，精明的收藏者可以捡到真正的宝贝。这是一个应该抓住的机会。

交易商邀请专家检查了这些油画。很快，它们被判定为真迹。最终，斯德哥尔摩一家美术馆同意以6 000美元购买这些油画。难民获得了一张支票。收款人一栏中是他给出的名字：埃尔米尔·德·霍利（Elmyr de Hory）。

这家瑞典美术馆以及接下来几十年的其他许多艺术品买家不太走运，因为这个自称德·霍利的人是一个伪造大师。这些油画不是毕加索的作品，而是德·霍利本人在几个小时之内创作出来的。在幸运地卖掉第一批“毕加索作品”一年以后，此时他还是一个伪造新手，一个朋友将他的一幅油画误认为名家作品，提出了购买请求。于是，故事就这样展开了，尽管关于德·霍利及其传记作者克利福德·欧文（Clifford Irving）的一切目前仍然存在争议。欧文是另一位伟大的编造者，最有名的事迹是为古怪的亿万富翁霍华德·休斯（Howard Hughes）伪造了一部自传。

我们现在相信，德·霍利出生于布达佩斯一个中产阶级家庭，本名叫作埃尔默·阿尔伯特·霍夫曼（Elemér Albert Hoffmann），小时候非常普通，但却逐渐形成了出色的艺术能力。后来，他伪造了几百幅艺术作品，上面带有马蒂斯、毕加索、莫迪里阿尼、莫奈和德加等人的签名。在将近30年的犯罪生涯中，他和他和同伙从美术馆和私人艺术收藏者那里骗取了数百万美元。他在美国生活了10多年，自称德·霍利男爵，以便为他的没落贵族故事增添光彩。他声称：“当我向博物馆提供油画或铅笔画时，他们从未拒绝过我。”在被美国交易商怀疑并被联邦调查局追踪很久以后，他仍然在西班牙伊比萨岛伪造艺术品。在那里，他的魅力、天赋和名声使他获得了一座舒适的别墅以及玛琳·黛德丽（Marlene Dietrich）和乌苏拉·安德鲁丝（Ursula Andress）等名人的陪伴。

德·霍利没有复制当代艺术作品。他的策略是创造可能出自著名艺术家手笔的新作品。他总是小心地使用古老的帆布、画框和纸张，有时还会购买古老的油画，以便利用它的画布，或者从古书上撕下空白页面，用于伪造素描。他对现代主义大师模仿得惟妙惟肖，专家们很少能够分辨出二者的区别。当时在世的艺术家基斯·凡·东根（Kees van Dongen）相信，由德·霍利伪造的一幅作品是他本人创作的。一位纽约美术馆所有人宣布：“在艺术上，德·霍利比马蒂斯更像马蒂斯。”实际上，人们普遍相信，德·霍利的许多作品目前仍然在世界各地的美术馆展出，而且被误认为出自更加著名的艺术家的手笔。

德·霍利曾说过：“如果我的作品在博物馆悬挂足够长的时间，它就会变成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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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说法值得商榷，但毕加索真品和德·霍利伪作的物理差异的确微乎其微。不过，前者可以卖上数百万美元，后者的价值则小得多。正如德·霍利本人所说，当大多数专家无法分辨二者的区别时，为什么他的伪作一定比不上他所模仿的艺术家的素描和油画呢？在发现真相之前，艺术鉴赏家像对待马蒂斯的真品一样对待他所伪造的马蒂斯作品。那么，大师油画的真正价值到底是什么呢？

换一种说法，想象你得到了与毕加索《阿尔及尔的女人》（O版[西班牙画家毕加索创作的系列油画，总共创作了15幅名为《阿尔及尔的女人》的油画，并从A到O分别为它们进行编号，O版是该系列的最后一幅。——编者注]）在原子层面上完全相同的复制品。原作2015年在拍卖会上卖出了1.793亿美元。你手里的油画不是原作，而且你永远无法用它冒充原作，但它在物理上与原作是完全相同的。你愿意为它支付多少钱？

可能不会太多。如果你手头宽裕，而且非常喜欢这幅画，你可能会出几千美元。你的出价一定不会超过30万美元。这意味着原作的巨大价值不在于它的物理实体本身，而是在于它的背景——它的来源、故事、品牌、稀缺性、独特性。它的帆布和颜料最多值几千美元，它的背景价值则超过了1.79亿美元。

这并不像听上去那么疯狂。同仿作相比，被我们视作著名艺术家真迹的艺术品可以给我们带来更多快乐。得益于神经科学最近的发展，研究人员可以监测与“享乐价值”有关的大脑区域的活动。一个团队要求被试者在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扫描仪中为一系列抽象画评分。研究人员告诉他们，半数画作来自颇具声望的美术馆，另一半画作则是由研究人员用计算机生成的。

被试者对“美术馆”画作的平均主观评分高于“计算机”画作，这一结果并不令人吃惊，尽管这两个标签是随机分配的。在进行美学判断时，人们很难抵挡如此强烈的背景标签的影响。不过，真正令人大开眼界的是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数据。当被试者观看“美术馆”画作时，与享乐价值有关的大脑区域表现出了更强的活动：同他们眼中来自研究人员的画作相比，被他们视作艺术家真品的画作给他们带来了更大的快乐。

所以，虽然《阿尔及尔的女人》（O版）虚高的价格来自许多因素，包括买家预期的转手价格，但是被我们视作毕加索真品的画作给我们带来的额外快乐一定起到了一些作用。所以，美术馆为那些被参观者认可的艺术家的作品支付更高的价格不是没有道理的。这些名人背景可以为帆布和颜料添加可以测量的享乐价值。

德·霍利这样的伪造者已经提出了“艺术品的价值在哪里”这一问题。添加制造技术——即众所周知的三维打印——的发展可能会将这个问题频繁提上桌面。如果我们可以打印出《米洛斯的维纳斯》或者梵高《星夜》的完美复制品，我们对艺术价值的理解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当背景改变时，人们目前在国家博物馆排队观看的油画和雕塑的完美复制品会像贴在学生宿舍里的艺术海报一样失去价值吗？

至于埃尔米尔·德·霍利，他关于优质复制品是否缺乏价值的质疑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证实。他模仿毕加索、莫迪里阿尼和莫奈的作品目前可以凭借真实身份卖上几千美元。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艺术市场的各个角落出现了伪造德·霍利的作品。德·霍利的名字已经成了足够有名的背景，这使它获得了伪造的价值。艺术收藏者现在会问：“是的，但它真的是德·霍利的作品吗？”

遗憾的是，德·霍利没有活着看到他的作品被人模仿。他在1976年被指控欺诈。面对被引渡至法国的命运，他服用了过量的巴比妥酸盐，死在了伊比萨。

至少，我们是这样认为的。

从莫奈到荤菜

尽管艺术品具有享乐价值，但是对于许多人来说，它只是一个小众领域。更加紧迫的问题是如何填饱肚子。不过，在这个问题上，背景仍然扮演着重要角色。

我们目前的肉类消费是不可持续的。虽然农场肉类美味而营养，但它对我们的环境和动物本身来说成本很高。我们收获的大约1/3粮食和世界上8%的淡水供应是由农场动物消费的，它们排放的温室气体占人类总排放量的15%。亚马孙的大片雨林被清除，以便为牧牛场提供空间。现代“集约化动物饲养经营”将动物限制在没有窗户的建筑或者拥挤的区域之中，而且连续几周不提供蔬菜。一些人认为，这是动物的集中营。这种经营模式诞生于美国，现在已经扩展到了全世界，为无数有知觉的哺乳动物带来了极为悲惨的生活。这些“巨型农场”排放的大量尿液和粪便会污染地下水，导致危险的水华[指淡水水体中藻类大量繁殖的一种自然生态现象，是水体富营养化的一种特征。——编者注]。随着数百万亚洲人跻身中产阶级行列，肉类需求可能会急剧增长，加剧我们对环境和动物福利的影响。

这就是我们今天享用的美味牛排和汉堡包的背景。

我们许多人在买菜、烹饪和进食时几乎不会考虑到这个背景。我们关注肉类质量、营养价值和价格等更加直接的真相，忽视了——或者故意忽视了——动物受苦和环境恶化的竞争性真相。在这件事上，我和其他喜爱肉食的人具有同样的罪恶。我们每天接受的信息鼓励我们忽视购买行为中不太令人感兴趣的竞争性真相。我们周围的大多数信息涉及某种肉类产品的肉质或者这些肉对于动脉的风险。我们偶尔会经历食物恐慌，但是面对令人垂涎的菜单和难以抗拒的价格等新信息的连续冲击，我们很快就会放松警惕。环境和动物福利的背景几乎完全被隐藏在了我们的视线之外。

对于所有关心地球健康和几十亿动物生存状态的人来说，最紧迫的任务是让更多的人了解肉类更广阔的背景。

不过，这个背景某一天可能会发生很大的变化。科学家和企业家已经开始生产肉类了。

2013年，由马斯特里赫特大学马克·波斯特（Mark Post）教授领导的研究团队用来自牛肉干细胞小型样本的牛肉制作了一块肉饼。干细胞是生成特化细胞的天然模板。这个荷兰团队利用干细胞生成了肌肉纤维和脂肪。这是世界上第一个用并非从动物身上割下来的肉制作的肉饼，它需要用甜菜汁染色，制作成本约为30万美元。不过，这是一项不同寻常的成就，可能标志着一个全新食品行业的出现。

一些支持者将这种培养肉称为“净肉”，它的卡路里输入是正常肉类的大约一半，所需水分和土地只占正常肉类的一小部分，它所产生的温室气体和废物则少得多。这种肉吃起来更加安全，因为它是在无菌环境下生长的，没有抗生素、细菌和粪便污染的风险。

一些初创公司已经开始尝试降低培养肉的经济成本了。加利福尼亚州孟菲斯肉类公司正在开发培养肉丸。在揭晓其首款产品时，公司总裁乌玛·瓦勒蒂（Uma Valeti）宣布：“这是历史上第一款无须宰牛即可制作的牛肉丸。”以色列初创公司苏珀米特正在开发生产鸡肉的机器。该公司称，这些机器可以在餐厅、超市甚至家里使用。

几年或者几十年以后，培养肉的生产成本将足以与农场肉相抗衡。我们还不知道它的味道是否同样可口。不过，让我们想象一下，未来某一天，你会面对一个成本和味道与正常汉堡相同的培养肉汉堡。换句话说，汉堡本身是相同的，但它具有完全不同的背景。你会吃吗？

你可能会坚定地回答“是”。如果你喜爱肉类，但是由于伦理背景放弃了肉类，那么培养肉可能是你的梦想。或者，你可能对于工厂生产的肉类感到害怕，不敢接触这种食物。或者，你的反应可能取决于这种新背景的讲述方式、你所看到的其他人的表现以及媒体对培养肉的描绘。对于培养肉的倡导者来说——任何关心动物福利和环境的人都应该归入这个阵营——以正确方式传达这个新背景是非常重要的。地球的未来可能取决于此。

在讨论培养肉时，我首先谈到了肉类生产扩张对于环境的威胁。另一个作家可能会首先谈论神学。他可能会问，我们怎么能在生物学上扮演上帝的角色呢？他可能会指出插手上帝事务的道德和精神危险。另一个作家可能会首先讨论自然的理想性：我们当然都认为天然食物优于人工食物，不是吗？他可能会提到食杂店里已经存在的食品技术问题，比如奥利斯特拉油、硝酸盐和氢化脂肪。

我们三个作家为随后关于培养肉的讨论设置了三个不同的背景或“框架”。通过强调某个背景，忽视其他背景，我们在听众开始思考相关问题之前有效地改变了他们的思维模式。如果一个随机选择的群体被要求评估培养肉的价值，他们可能会根据他们之前接触到的背景得出不同的结论。同关注环境和动物福利优势的群体相比，受到上述两位作家影响的群体食用或宣传培养肉的可能性要小得多。

这种框架效应可能具有许多形式，其中设置有利于个人意图的背景是一种极为强大的沟通策略。有天赋的演讲者有时可以通过设置背景提前决定人们对于一个问题的反应，从而赢得辩论。想培养孩子慷慨性格的父母有时会和孩子谈论没有任何玩具或者吃不饱的可怜孩子，以便让他们捐出零花钱。主张提高福利津贴的政客可能会首先描述某个群体的糟糕处境。公司领导者在宣布裁员或冻结薪资之前会描述公司面临的激烈竞争或价格压力。

设置合适的背景可以为某种观点创造出令人信服的框架，这个框架可以影响人们对于框架内信息的处理方式。

不过，框架也可能阻碍人们达成一致。如果双方用完全不同的框架考虑一个复杂问题，那么他们不太可能找到共同的基础。巴以冲突就是一个悲剧案例：许多以色列犹太人认为这块神圣土地是上帝许诺给他们的，或者认为他们在敌对环境中取得了来之不易的安全。巴勒斯坦人考虑的则是他们被迫离开家园和土地时受到的不公正对待。双方拥有各自的背景，即属于自己的竞争性真相，这种框架错位使他们几乎不可能达成妥协。有时，我们甚至很难听到与我们当前框架不符的信息。

我们可能并没有意识到影响我们思想和行为的框架。它们是我们思维模式的一部分，是通过多年的信息输入和生活经历形成的。一些人将其称为世界观。我来自西方杂食社会，因此我在上一节谈论牛肉是很自然的。如果我生长在印度教或素食环境中，我可能会选择另一个例子。如果本书中的一些思想和故事使你感到刺耳，这可能是因为我们具有不同的世界观。

当我们的背景发生改变时，我们甚至会下意识地对自己使用不同框架。当你在学校橄榄球比赛中和场边的一个人攀谈时，即使他是顶级外科医生或电视主持人，他可能也会说：“你好，我是丹尼的父亲。”当背景改变时，人们的自我形象也会发生改变。

框架可以帮助我们解读事件，也可以被人用于操纵和劝说我们。如果我们不喜欢辩论或交流的展开方式，我们可以为自己和其他参与者重构这种交流，从而改变交流过程。我们可以引入不同背景——我们可以使用不同真相——以改变谈判或争论的方向。重构，意即改变背景，是解决冲突、创新和改变管理的重要技能。

全是男士

2014年夏，一张流传在社交媒体上的照片迅速引发了许多人的嘲讽和抗议。乍一看，这张照片很普通。它展示了会议上的一排演讲者，这不是通常会使推特精英们感到愤怒的那种画面。不过，一些细节的组合使它引发了轰动。演讲小组上方的横幅上写着“2014全球女性峰会”，但是所有小组成员都是男性。

“一张照片胜过千言万语。”最初将照片发布到推特上的会议参与者写道。不过，许多愤怒的男性和女性转发者还是愿意添加属于自己的大量文字。“这是笑话吗？这一定是笑话。”“因为男性更有学问。真是可笑。”这些回复还算比较客气。所有小组成员都是身穿深色西装的老年白人男性，但是没有人关注这一点。“我不知道应该笑而是哭。”女权主义小说家凯西·莱特（Kathy Lette）写道。

我记得，当我看到这张照片时，我在短时间里同样产生了轻蔑和惊愕的感觉。不过，这种第一印象迅速消失了，因为我认出了照片中的一个人。他叫迈克尔·兰德尔（Michel Landel），是法国索迪斯合同服务和设施管理公司的总裁，我曾在几个星期前就一项重大改革计划与他合作。他坦率地认为，我们的沟通应该强调多样性的重要性和价值。我知道，他真诚地信奉性别平等。他的执行委员会有13名成员，其中6人为女性。我决不相信迈克尔·兰德尔会参与某种由男性主导的男权活动。

所以，我考察了会议背景。

全球女性峰会由全球女性组织举办，该组织“被视作在极大地扩展全球女性经济机遇这一共同目标之下将公立、私立和非营利部门联系在一起的纽带”。你可能会想到，它是由女性管理的，其峰会是完全由女性组成的规划委员会组织的，大多数演讲者和参与者都是女性，唯一的性别问题是男性的缺失。下面是2013年12月18日全球女性内部通讯的第一项内容，当时距离那张“罪恶”照片的拍摄还有6个月：

I．2014全球女性峰会上男性总裁的声音

作为性别关系“持续教育”的一部分，泰姬集团法国总裁吉安马尔科·蒙塞拉托（Gianmarco Monsellato）请求在女性活动中吸收更多男性。作为回应，2014全球女性峰会邀请以法国人为主的一些男性总裁参加6月5日至7日的巴黎会议。来自70多个国家的1 000名女性将出席此次会议。

设立这个男性小组的目的是倾听支持女性进步的商界男性的声音。这个将志同道合的男性引入性别平等对话的明智而包容的举动应该受到欢迎。

对于全球女性峰会上完全由男性组成的讨论小组产生愤怒和轻蔑反应的大多数人都是不了解背景的误传者。他们本应在评论之前对于事实进行核查，但他们并没有歪曲真相。遗憾的是，为了误导听众，许多职业沟通者会故意操纵或忽略背景。

政客喜欢对于反对者的文字断章取义，以曲解反对者的立场，更好地反驳对方。这有时被称为“稻草人辩论术”：政客首先树立稻草人——对于对方观点的故意曲解——然后将其击倒。例如，英国工党政客可以选择性地引用保守党卫生部部长关于医疗设施管理外包的谈话，以暗示他支持国民医疗服务系统私有化——在英国，这是一项应当被绞死的罪行。或者，德国选择党政客可以对德国总理的话语断章取义，暗示她希望允许所有外国移民进入德国，而不是仅仅对绝望的难民敞开大门。

一个与此相关的技巧是对某个权威人物的话语断章取义，以支持某个论点。诉诸权威是孩子最早学会的修辞手法之一。“但是妈妈说，我可以在洗澡以后看电视。”小男孩真诚地对困惑的保姆说。当然，他漏掉了一个重要背景，即这项特权只适用于星期六。商业咨询师也会采取类似的做法，他们会向潜在客户讲述最新的神经科学研究成果，暗示这些成果支持他们的领导力开发项目。他们忽略的事实是，这些研究只适用于囚犯、幼儿或者老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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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特德·克鲁兹（Ted Cruz）竞选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时，他批准了一则电视广告，其中包含唐纳德·特朗普的一段讲话：“计划生育协会发挥了很好的作用。”计划生育协会是美国一家非营利组织，提供各种生育服务，包括性传播感染测试和节育。它执行了美国大约一半的堕胎手术，这是它最有名的地方。对于许多保守选民来说，堕胎是可恶的行为，因此克鲁兹的广告使特朗普损失了许多选票。不过，克鲁兹团队在几个层面上有意误导了观众。首先，特朗普2015年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的原话是这样的：

我接触过许多共和党保守女性，她们说：“在这件事（堕胎）以外，计划生育协会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克鲁兹团队截取了特朗普的一句话，完全改变了他的意思。这和只保留“我接触过许多共和党保守女性”具有同样的误导性——后者至少比较有趣。

克鲁兹的广告具有双重误导性，它不仅忽略了特朗普这句话的直接背景，而且省略了采访的整体背景。在说出克鲁兹团队截取的这句话之前，特朗普在福克斯新闻的采访中详细阐述了他反对堕胎的立场：

从某种程度上说，美国有两个计划生育协会。你可以把它看作堕胎诊所——目前，这是他们所做工作的一个很小的部分，但这很残忍，我坚决反对（……）我完全反对计划生育协会的堕胎工作，但我接触过许多女性……我接触过许多共和党保守女性……

不管我们如何看待特朗普及其对真相的可怕操纵，在这个例子中，他无疑受到了克鲁兹团队的有意曲解。

大局观

我们喜欢如今的碎片化信息。长篇报道已经让位于新闻滚动条和推特消息。过去，政客的演讲可以得到全文报道。现在，晚间新闻对其进行10秒钟的报道已经是他的幸运了。我们太过繁忙，无法消化长篇文章或者倾听关于政策或国际事件的详细解释。如果工作备忘录需要很长的阅读时间，它们会被直接删除。我们甚至没有时间了解可用信息的一小部分。

于是，我们不可避免地失去了背景。我们在不了解实情的情况下对于事件、评论、声明和传闻做出回应。世界的加速和关注范围的缩小使我们在不完全了解的局面中做出危险的快速行动。为避免不公正地批评别人，或者被政客和评论家误导和欺骗，通过不明智的选择伤害自己，我们需要确保自己了解最贴切的背景。

如何应用于现实

总是应该检查背景！

将最有用的背景作为框架，以支撑你的论点。

通过改变背景改变对于事物、人和问题的态度。

当心……

在不理解完整背景的情况下分享劲爆新闻的误传者。

故意略去重要背景，尤其是引用他人话语的误导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