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雅典时代……

在公元前4世纪到5世纪的某个时候，希腊诞生了一部著作。“对斯巴达人来说，年轻的女孩子出门或者做运动时应该光着胳膊，不应该穿短袍，但是对爱奥尼亚人来说，这是不光彩的。”不知名的作者评论道，“对色雷斯人来说，年轻女孩子的文身是一种装饰，但是对其他人来说，文身标志是对犯错者的惩罚。”文化具有多样性，这并不令人吃惊。

不过，作者接着写道：

塞西亚人认为，杀人者应该剥下对方的头皮，套在马的笼头上，为头骨加上金银衬底，作为饮用器具，向众神敬酒。在希腊，没有人愿意走进这种杀人者的房间。

马萨革泰人会将父母分尸并吃掉，他们认为孩子的身体是他们能够想到的最美丽的坟墓。但在希腊，如果有人做出如此可耻和可怕的行为，他会被赶出国家，死后也会遭人唾弃。

这还没完。作者说，在波斯，男人可以随意与母亲、姐妹和女儿性交。在吕底亚，年轻的女孩子应该在结婚之前做娼妓赚钱。在希腊，这样的事情会受到诅咒。

《双重论证》不是关于古代世界怪异文化的人类学调查。它是一种修辞练习，是为了告诉学生如何探索某个观点的两个方面。作者认为，好和坏不是绝对的，一个人眼中的善可能是另一个人眼中的恶。这种观点的证据存在于不同文化的不同道德观之中。我们可能认为吃掉父母是一件可怕的事情，但马萨革泰人不这样想。娼妓在许多社会是一种耻辱，但在吕底亚却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正如作者所说，“如果有人命令所有人将他们认为不光彩的事情集合在一起，然后让每个人将他认为得体的事情从集合中取出，那么集合之中不会剩下任何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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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家、神学家和政客很久以前就在谈论道德真理。教皇若望·保禄二世（John Paul II）曾宣布：“只要美国遵循位于其历史经历核心的道德真理，它将一直是世界的自由灯塔。”“基督教体现了犹太教的许多伟大精神和道德真理。”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说。“公平社会应当具有的道德真理适用于所有人。”竞选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里克·桑托勒姆（Rick Santorum）说。

其他人可能不会经常使用这个相当宏大的词语，但我们往往认为某些道德观点是不言而喻的：

不过，正如《双重论证》展示的那样，一个人的道德真理可能是另一个人的非主流思想。今天，我们可以在不同文化的不同道德观中极为明显地看到这一点。世界各地的不同社会在辅助自杀、性和堕胎、女性穿着、可供食用的食物、资源分配方式以及罪犯处理方式等问题上的观点大相径庭。道德观还会随着时间而变化：最近几十年，我们对于同性恋和无神论的观点发生了重大转变。善恶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社会心理学家乔纳森·海特（Jonathan Haidt）确定了不同群体和文化在不同程度上强调的6个道德“基础”。他发现，自由主义者更加关心公平、关怀和自由，保守主义者则会用权威、忠诚和神圣来平衡这些价值观。在海特看来，我们所有人生来具有相同的道德基础，但我们的社会鼓励我们以不同形式将其组合在一起。如果存在共同的道德思想，我们对它们的使用是完全不同的。

我们可以将某种发生进化或文化变异的道德思想看作竞争性真相。和其他竞争性真相类似，道德真理可以受到操纵。有经验的沟通者——尤其是被尊为社会道德指引者的人——可以为事物、事件甚至个人赋予不同的道德意义，从而重塑我们的现实。

罪恶的植物提取物

阿达·洛夫莱斯（ada Lovelace）是数学英雄和女权主义的标志性人物。由于她为查尔斯·巴贝奇（Charles Babbage）的分析机所做的工作，一些人将她称为世界第一位计算机程序员。她也是一名瘾君子。当她出现哮喘和消化问题时，医生给她开了鸦片和鸦片酊作为止痛剂。于是，洛夫莱斯养成了一个习惯，这个习惯一直持续到她那短暂生命的最后时光。她并不是特例。在19世纪，作为鸦片的一种形式，鸦片酊被广泛用作止痛药。美国总统林肯的妻子玛丽·托德·林肯（Mary Todd Lincoln）就是鸦片酊成瘾者。塞缪尔·泰勒·柯勒律治（Samuel Taylor Coleridge）也是如此。鸦片酊的定期使用者包括查尔斯·狄更斯、刘易斯·卡罗尔（Lewis Carroll）、乔治·艾略特（George Eliot）和布拉姆·斯托克（Bram Stoker）。主张废除奴隶贸易的威廉·威尔伯福斯（William Wilberforce）喜欢将鸦片作为缓解胃肠疼痛的药物。妈妈贝利安神糖浆等基于鸦片的产品甚至被用在婴儿身上。同时，维多利亚女王（Queen Victoria）和教皇利奥十三世（Leo XIII）据说是马里安妮酒的爱好者，这种酒每盎司含有6毫克可卡因。1886年，一种基于可卡因的非酒精饮料诞生了，它被赋予了一个朗朗上口的名字：可口可乐。19世纪90年代，西尔斯·罗巴克推出了1.50美元的可卡因套件，包括一瓶可卡因和一支皮下注射器。

当时，人们并不认为鸦片和可卡因存在道德问题。来自植物的兴奋剂和致幻剂已经在地球上的几乎所有文化中使用了几千年。

让我们快进到20世纪下半叶。此时，在好莱坞电影中，没有比毒贩更可恶的恶棍了。就连以敲诈、勒索、恐吓、拷打和谋杀为乐的黑手党老大维托·柯里昂也与毒品划清了界限。毒品使用者也好不到哪里去：洛杉矶警察局长达里尔·F.盖茨（Daryl F. Gates）在1990年的参议院听证会上说，吸毒者“应该被拉出去枪毙”。他后来补充说，吸毒是“叛国罪”。在几十年时间里，这些传统植物提取物从具有重要医学价值和娱乐价值的道德中性物质转变成了纯粹的邪恶化身。

为什么会这样？这件事是如何发生的？

英国早期法律认识到了这些物质非常真实的健康风险，要求将鸦片和可卡因标记为毒药，但是二者并没有被禁止。19世纪末，美国巨大的成瘾率增进了人们对于滥用药物潜在风险的理解。不过，到了1906年，在美国医学协会，刚刚发明的海洛因仍然获得了药用批准。在整个社会，人们认为使用鸦片或可卡因是不明智的，但是并没有将其与道德联系起来。

接着，一切都变了。

在20世纪最初的几十年，人们引入了国际条约和法律，以控制毒品的生产、贸易和使用。“与此同时，各国政府共同参与了妖魔化毒品和毒品使用者的运动，这场运动得到了纸媒和广播的强烈支持……和美国一样，欧洲反毒品宣传强调了危险物质、‘边缘群体’威胁和犯罪之间的联系。”中欧大学比较政治学教授朱利亚·巴克斯顿（Julia Buxton）写道。

麻醉剂与“边缘群体”——少数族裔、同性恋者、艺术家和后来的反战抗议者——的关联是禁毒历史中一个非常讨厌的主题。1914年，《纽约时报》的《黑人可卡因“恶魔”是新的南方威胁》一文详述了“下层黑人”之中普遍存在的“谋杀和精神失常”。宾夕法尼亚州药物委员会领导人克里斯托弗·科克（Christopher Koch）宣布：“针对南方白人女性的大多数袭击是黑人吸食可卡因的直接结果。”美国鸦片专员宣布，可卡因“在白人奴隶贸易中被用于腐化年轻的女孩子”。《家政》杂志耸人听闻地宣布：“有肤色的老人以‘雪花’或‘焦炭’的名义将可卡因卖给课间休息的学生。”

苏珊·斯毕克（Susan Speaker）在《社会历史杂志》中写道，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作家经常将毒品及其使用者和销售者描述成‘恶魔’，并且经常宣布或暗示，一个巨大的罪恶阴谋试图通过毒瘾破坏美国社会及其价值观”。

此后，美国继续领导着针对毒品的宣传攻势，这种偏执在尼克松和里根执政期间出现了明显的高峰。南希·里根（Nancy Reagan）在“说不”运动中宣称：“毒品罪犯很聪明……他们每天都在努力谋划新的、更好的方法，以便偷走我们孩子的生命。”在2016年为《哈珀》杂志撰写的文章中，丹·鲍姆（Dan Baum）引用了理查德·尼克松国内政策顾问约翰·厄利希曼（John Chrlichman）的话，揭露了一件不同寻常的事情：

尼克松的白宫……有两个敌人：反战左派和黑人。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吗？我们知道，我们不能宣布反战人士或黑人是违法的。不过，如果让公众将嬉皮士与大麻联系起来，将黑人与海洛因联系起来，然后严厉打击这两种毒品，我们就可以瓦解这两个群体。我们可以逮捕他们的领导人，袭击他们的住所，打断他们的会议，每天在晚间新闻上诋毁他们。我们是否知道我们在毒品问题上撒了谎？当然知道。

为了将麻醉剂描绘成邪恶物质，政客、执法官员和新闻工作者付出了大量努力。2017年，当日益严重的鸦片危机困扰美国时，司法部长杰夫·塞申斯（Jeff Sessions）宣布，他对吸毒者更加严格的审判计划是“正义而合乎道德的”。几十年来，数百万人遭到关押，这对他们的就业前景、家庭和心理健康造成了严重后果。其中，很大一部分人仅仅由于持有毒品而遭到监禁，尤其是在美国。

虽然特朗普政府对于毒品态度强硬，我们整个社会的态度还是出现了某种反转。毒品合法化的倡导者要求将毒瘾重新界定为需要治疗的健康问题，而不是应当惩罚的道德污点。目前对鸦片上瘾的200多万美国人需要的不是谴责，而是帮助。奥巴马总统的禁毒官员吉尔·克日利科斯基（Gil Kerlikowske）2013年传达了这样一条消息：“我在执法领域度过了整个职业生涯。在这37年中的大多数时间里，和大多数人一样，我相信，对毒品上瘾的人存在道德问题——他们存在缺点，意志薄弱。我想错了。毒瘾不是道德缺陷。”

作为回应，禁毒支持者正在尝试以更具现代气息的新方式将吸毒者描绘成坏人。他们说，毒品购买者维持了毒品贸易，这对毒品供应国和传输国造成了巨大的社会和生态破坏。消费者对于全球有害供应链的责任是毒品道德战争的最新战场。

正义还是邪恶

我们很难想象吃人在道德上会被某些人接受，但这是事实：我们很难想象某些人会由于同性恋被判处死刑，但这也是事实（在一些地方，这种现象依然存在）。我们的祖先会对我们在毒品问题上的道德恐慌感到困惑，我们的后代可能也会有相同的感受。不同的道德真理适用于不同时期和不同社会。

此时，你可能会对我的道德相对主义感到很不适应，你可能会说：“我们知道，不管是现在还是过去，同性恋都不是不道德的！”或者，如果你生活在某些社会，你可能会说出相反的观点。不管怎样，你可能会强烈反对另一种道德观点。这就是道德的问题：不管我们认为道德是心理适应结果、社会建构还是上帝制定的宇宙法则，在我们生活的世界上，总是有一些人持有和我们完全不同的道德观念。对他们来说，他们的道德真理是合理的，正如我们的道德真理对我们来说是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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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长期存在的问题，你甚至很难想象不同的道德真理。如果你坚信毒品是邪恶的，那么别人可能无法说服你相信相反的观点。在我们还没有形成固定观念的问题上，我们可以更加清晰地看到道德真理可能具有的灵活性。

活体器官捐赠似乎是令人敬佩的行为，尤其是对于陌生人的无私捐赠。不过，通过社交媒体的捐赠呢？传统上，极为慷慨地将肾脏或一部分肝脏捐献给陌生人的个体无法选择捐赠对象。现在，有了脸谱网和MatchingDonors.com等专门的平台，你可以在网上搜索需要器官的合适患者，选择你所喜欢的候选人。捐赠者可以根据家庭情况、出身背景、职业、种族、信仰或外表来选择捐赠对象。为什么不可以呢？如果你准备牺牲一个肾脏，为什么不能把它提供给那个刚刚获得哈佛奖学金的漂亮的白人基督教女生呢？

也许是因为这对于不太上镜、缺少精彩叙述技巧、在社交媒体上存在感不强、不善于在网上宣传自己的病人不公平，也许是因为通过选美的形式决定生死问题极不公平，也许是因为具有煽动性的YouTube视频会鼓励一些人做出令他们后悔的事情，也许是因为它破坏了几十年来对捐赠者和受捐者进行有效匹配的成熟的移植制度。

健康专业人员显然认为这件事存在道德问题。许多临床团队拒绝为通过社交媒体联系上的合适的捐赠者和受捐者实施移植手术。他们的拒绝是否符合道德？如果这种原则立场导致受捐者死亡呢？

这是我们需要解决的新的道德困境。也许，每个社会最终都会得出一个关于社交媒体器官捐献的道德真理，这个真理会被大多数人遵守。这个真理的具体内容仍然有待观察，但它很可能会受到媒体或社交媒体运动提出的竞争性真相的影响。

我的群体是对是错

我们大多数人属于政党、企业、学术机构、体育俱乐部、住宅小区或信仰组织等群体，我们往往会接受这些群体的主流道德真理。在出现道德争议时，我们会服从群体里大多数人的反应。如果我们所在政党的其他人在推特上支持在机场被拒的穆斯林，我们可能也会发布同样的推特。如果我们所在社区认为堕胎是谋杀，我们可能也会加入反堕胎抗议。道德真理将群体维系在一起——实际上，进化生物学家倾向于认为，道德是进化而成的鼓励群体内部合作的心理机制。如果一个群体的不同成员开始采纳不同道德真理，那么道德的合作功能就会蒸发，群体就会受到破坏。因此，遵守群体道德真理的“同侪压力”（peer pressure）在每个文化中都很强烈。

当我们的群体在某个道德问题上的立场受到挑战时，即使我们开始产生怀疑，我们也会为这种立场辩护，以便保护群体，证明自己作为群体成员的合法性。我们甚至可能根据我们与其他群体相冲突的道德真理定义我们的群体。这种“我们和他们”的道德区别将不同社会进一步割裂开，尤其是当我们认为其他群体“不道德”，因而应当受到攻击时。

一些群体可能持有与社会上的其他人完全不同的道德真理。这种道德错位可能是相对隔离的群体逐渐变化的结果，但它在更多时候是领导者或意见领袖故意设计的，这些人出于某种原因希望将群体引向某个道德方向。在基督教所依赖的一组故事中，耶稣劝说跟随者采取不同于犹太社会其他人的观点。在耶稣通过“转过另一边的脸”[耶稣说，有人打你的右脸，你应该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译者注]用原谅代替公正之前，“以眼还眼”似乎是非常公平的做法。强大的沟通者可以鼓励整个群体接受新的道德真理。

有一条完全可以被称为宇宙道德法则的道德真理，那就是我们不应该互相残杀。不过，大多数社会都在依靠一群愿意杀人的同胞来维持秩序。我们将这些人称为士兵，并且向他们灌输这样一个道德真理：在某些情况下，杀人是正当的。这并不容易。S. L. A.马歇尔准将（Brigadier General S. L. A. Marshall）在二战期间进行了一项研究，发现只有不到1/4的美国士兵在战斗中使用过武器。他写道：“战斗失败最常见的原因不是被杀的恐惧，而是杀人的恐惧。”

今天，士兵受到了多种形式的杀人训练。在训练中，他们反复对着假想敌的形象进行刺杀和射击。他们需要练习攻击，还需要暴露在残酷的环境中。不过，杀人的道德重构是通过语言完成的。他们使用不同的词语——战场上的杀戮不是谋杀——实际上，它有时甚至不是“杀戮”；士兵们更愿意谈论“打击”或“放倒”敌人。杀死一个有能力杀死你的敌方士兵被称为自我防御。说到底，这种行为是一种公共责任。美国西点军事科学院哲学导师皮特·基尔纳（Pete Kilner）写道：“士兵在战斗中杀死敌方士兵不仅在道德上是被许可的，而且他们拥有使用必要武力保卫本国人民权利的道德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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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卫生官员持有与大多数医生和护士不同的道德真理。这些需要考虑疾病流行和大范围卫生挑战的公仆必须为全体人民的利益制定有关风险和资源的决策，临床领域的专业人员则专注于个体的健康和幸福。因此，公共卫生官员可能会选择定量供给昂贵药物，限制抗生素，限制人身自由，强制隔离接触过传染源的人，尽管一些病人会因此而受苦。相比之下，医院的医生会尽量避免伤害每个病人或者让他们受苦，尽管这会给他们的社区带来代价或风险。如果医生在开药时将社区置于病人之上，抗生素的耐药性问题就不会变得如此严重了。

世界卫生组织、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以及世界各地类似的公共卫生机构有数千名工作人员。为了把工作做好，他们需要持有——或者形成——将群体利益置于个体利益之上的道德真理。在极端情况下——比如埃博拉爆发——这可能意味着让一些人死去，以便保护多数人。大多数人会远离相信这种实用主义道德真理的家庭医生。

心理学家乔舒亚·格林（Joshua Greene）领导的一个哈佛研究团队调查了公共卫生专业人员对于一系列道德困境的回应，发现同医生和其他人相比，这些人通常会采取更加现实的策略。在研究人员呈现的假想场景中，公共卫生专业人员更愿意为了挽救一些人而伤害或杀死一个人。

即使在公共卫生社区内部，也存在竞争性道德真理。在发达国家，吸烟和不良饮食是极大的公共健康威胁。一些公共卫生官员相信，通过强制措施限制相关疾病是合乎道德的，包括收税以及不向吸烟者和肥胖者提供公共资源。另一些人信奉自由哲学家约翰·斯图尔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的道德指导。穆勒认为：“在文明社区，对任何成员实施违背其意志的权力的唯一合理目的是阻止对其他人的伤害。这些成员本人身体或道德上的利益不足以作为行使这种权力的理由。”这个群体倡导通过禁烟减少被动吸烟，但是不建议改掉人们的坏习惯。他们不支持通过任何强制措施改变成人饮食，他们更加专制的同事则可能要求征收糖税或者为酒精制定最低价格。关于公共卫生政策应该寻求减少卫生不平等还是仅仅优化整体公共卫生状况这一社会公平问题，人们存在更多的道德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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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士兵和公共卫生官员需要接受不同于其他人的道德真理。实际上，这是我们对他们的要求。在其他例子中，一些群体道德真理受到了整个社会的憎恨。

由于一个似乎普遍存在于世界许多警察队伍中的群体道德，南约克郡警署受到了严厉批评。在1989年的希尔斯堡球场惨案中，96人死于一场足球赛。事后，南约克郡警署反复掩盖警方在事件中的失误，试图将“人员踩踏”归咎于无法无天的酗酒球迷。警察似乎认为，对同僚的忠诚比真相和公正更加重要。在美国，这种重视忠诚胜过真相的警察道德准则被称为“沉默的蓝墙”。

认为说谎的警察合乎某种道德的想法也许是天真的。不过，我不相信人们接受这份危险而重要的工作是为了作恶。更加合理的解释是，一些警官认为保护同事是最主要的道德义务——是正确的事情——不管他们需要做出多大的道德牺牲。

对于一些警察来说，如果能将自己心目中的罪犯绳之以法，即使发誓说出谎言，在道德上也是可以接受的。“警察在法庭上经常为了证明非法毒品搜查的合法性而作伪证……在美国各地的法庭上，这是一项例行公事。”前旧金山警察局长彼得·基恩（Peter Keane）说。也许是为了真诚地确保将坏人绳之以法和保护同事，这个困难而危险的职业的道德文化已经堕落到了这种地步。一些警官眼中的道德真理是，真相并不重要。

商业领域出现了同样令人担忧的群体道德。在这里，问题不是一种道德是否胜过另一种道德，而是道德本身是否适用。一些公司似乎鼓励员工相信，被社会上大多数人谴责的行为在道德上是中性的。它们在道德上谈不上好，但也谈不上坏。

在承认用非法基金行贿后，西门子经理莱因哈特·西卡切克（Reinhard Siekaczek）被判行贿罪。他说：“我们都知道我们的行为是违法的。我并没有从道德角度考虑问题。我们这样做是为了公司。”

安然公司经理欺骗了股东和税收官员，扰乱了重要的能源供应。大众汽车工程师在保护公众健康的排放测试中做了手脚。奥迪布里切特公司的经理向政客行贿。劳斯莱斯员工在20多年时间里一直采取行贿销售策略。富国银行员工开设了超过300万个无授权账户。神户钢铁经理伪造了用于飞机、火车、汽车甚至太空火箭的金属产品质量控制数据。这些知名公司的员工也许一开始并不想作恶，但他们逐渐相信，他们的行为在公司环境中是被许可的。

投资银行家通常会努力遵守法律，遵守金融监管机构制定的大量复杂规则，但是他们中的许多人认为自己并没有其他任何道德义务。如果他们可以通过损害客户利益合法赚钱，他们中的许多人就会这样做。在《纽约时报》2012年的文章《我为什么离开高盛》中，资深银行家格雷格·史密斯（Greg Smith）在谈到他的同事时写道：“大家无动于衷地谈论自己对客户的剥削，这使我感到很不舒服。”乔里斯·卢因迪克（Joris Luyendijk）采访了伦敦市不同银行的数百名员工：“在风险控制、法律部门和内部审计领域工作的银行员工告诉我，他们一直在面对的问题是，如何在规则之下钻空子……银行家只想知道他们的行为是否合法。如果合法，他们就不会讨论其他事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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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群体形成了一套与社会其他成员相去甚远的道德真理。所以，道德真理是主观的和可变的，改变自身道德真理的群体会采取与其他人完全不同的做法。我们需要愿意杀戮的士兵和重视群体利益的公共卫生官员，但是当我们依赖的其他群体在道德真理上与我们相去甚远时，我们自然会感到担忧。

企业领导人也应该关心此事：不管鼓励员工接受其他道德真理带来怎样的短期利益，如果人们认为一家公司偏离了整个社会的道德真理，这家公司最终就会在品牌价值、招聘和政府关系上付出巨大代价。这在社交媒体时代尤其适用。如果人们发现一家组织的员工漠视社会主流道德真相，该组织的名声就会迅速受到影响。

当有害的群体道德真理出现时，我们需要努力改变它们。

培育道德

洛杉矶非异性恋中心率先使用了一项宣传策略，让人们参与到对话中，鼓励他们采取与自身不同的视角。现在，这种方法的效果得到了科学验证。在一项研究中，56名游说者和501名户主进行了交谈，每个人的交谈时间是10分钟左右。他们讨论了变性人受到的不公正待遇，并与户主本人受到的不公正待遇进行了比较。研究人员发现，采访过后，这些户主对于变性人的态度发生了明显而持久的改变。

通过鼓动受访者的同理心，洛杉矶非异性恋中心的倡导者改变了道德真理。这种技巧的诞生远远早于非异性恋运动。长期以来，哲学家和神职人员一直试图通过站在他人的立场上来改变自己的道德真理。20世纪哲学家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认为，确定公平原则的唯一公平途径就是戴上“无知之幕”：如果我们不知道我们在社会上扮演的角色——男人或女人，黑人或白人，罪犯或狱卒，富人或穷人——我们就可以更好地决定我们所有人都应该服从的原则。“无知之幕”思想实验迫使我们想象身为不同角色的情况。正如戏剧导演理查德·艾尔（Richard Eyre）所说：“改变始于理解，而理解始于认同别人，即同理心。”

对于任何希望改变组织内部道德文化的领导者而言，同理心都是一个重要工具。如果警长决定改变忠诚和真实之间的平衡关系，他可以让警官们思考他们的谎言对于他们保护的人可能带来的后果。如果一名警官被迫在较长一段时间里思考和谈论由于警察的谎言而被错误监禁或受到不公正排斥的人的感受，那么他未来就不太可能说谎，即使这种谎言是为了支持同事。这不是万能良方：一些警官不能或者不会同情罪犯，或者不愿意真正改变自己的行为。不过，即使是少数人观点的改变也会产生影响，使同事的道德真理逐渐发生转变。《骄傲》《长靴》和《猜猜谁来吃晚餐》等电影展示了一两个早期行动者如何改变整个群体的偏见——或者说道德真理。

另一种方法是重新定义群体内部的价值观。投资银行家、资产管理者和交易员往往最关注业绩。这可能体现在交易规模、基金价值、回报风险比率等简单指标上，但它也可能被定义为胜利——对于竞争对手或者监管机构的胜利，后者很令人担忧。当银行家羡慕那些战胜监管机构的同行时，他们的机构已经走上了危险的道路。如果一家银行在文化调查中发现了这种趋势，领导者需要努力调整该组织的价值观，银行需要根据其希望宣传的道德品质重新定义业绩。它们需要让员工争取以合乎道德的方式获得大单，而不是用客户资产来冒险赚取利润。我们将在下一章考察如何改变关于合意性和吸引力的真相。

有时，你可以用证据支持新的道德真理。我们可以展示当前工作方式对于人们自身利益的损害，从而说服他们改变行为。对于具有分析头脑、不太容易接受同理心干预的人来说，这常常是最有效的策略。在一家实施重大文化转型计划的制造企业，我收集了几十个故事，这些故事详细讲述了已经接受全新道德真理的员工是如何取得更好结果的。面对这些故事，具有分析头脑的怀疑者采纳了新的道德真理。

最后，对于没有同情意愿或者不愿意接受新定义和智力辩论的人来说，你还可以使用最后一个以古典伦理学为坚实基础的技巧。“道德是习惯的结果，”亚里士多德写道，“我们的所有道德都不是自然出现的……我们通过公正的行为变得公正，通过温和的行为变得温和，通过勇敢的行为变得勇敢。”换句话说，通过这些行为，我们可能会成为我们所扮演的角色。这件事不会立即发生，但是如果我们日复一日强迫自己做出合作或慷慨的表现，我们的习惯最终就会内化成道德真理。

对于陷入道德困境的组织的领导者来说，这意味着什么？如果亚里士多德是正确的，对正确行为的激励最终会使员工形成正确的思想。对于理想道德真理遵守者的提拔和奖励会使这个道德真相逐渐根植于整个组织之中，不管犬儒主义员工最初的态度如何。所以，当其他一切办法失效时，你应该激励你的员工，使他们的行为符合你希望鼓励的道德真理。伪装的品德完全有可能转变成真正的品德。

从古希腊到古希腊

在关于道德真理的讨论中，我们从《双重论证》绕回到了亚里士多德，这不应该使我们感到吃惊。希腊人花了许多时间思考良好生活意味着什么。品德被视作人类幸福的重要组成部分。不过，就像我们看到的那样，关于什么是美德和善良，人们从未明确达成一致。

我们的道德真理应该由我们这个社会定义和统一。随着思想和科技的发展，随着疑难案例的出现和少数群体利益的日益突显，道德真相一定会转变和进化。面对日益互联的社会和大量通信工具的出现，我们每个人面临着参与塑造社会道德真理这一前所未有的机遇。我们可以提出考虑古老道德困境的新方式，或者支持改变传统道德真理的运动。当领导者试图将我们带回被我们视作古老偏见的道德真理时，我们可以大声地、坚决地抵制他们。

我们选择传播的真相将决定我们周围人的行为。为避免将监狱资源毫无意义地浪费在吸毒者身上，为避免警官谎言导致的不公正，为避免唯利是图的银行家带来的金融不平等，为避免其他许多危害社会的结果，我们必须仔细选择道德真理，并以合适的方式将其传达给别人。

如何应用于现实

认识到道德是主观的，具有破坏性的群体道德可以得到改变。

通过同理心、激励、逻辑论证以及关于合意性的新定义灌输新的道德真理。

当心……

对于道德中性事物和人群进行妖魔化的误导者。

支持某种对社会有害的道德真理的群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