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故事讲述者和洞察思想的收集者，但我很少进行基础性研究，因此我要感谢努力记录这本书中无数事实的所有新闻工作者、科学家、历史学家、研究人员和作家。由于我对媒体的偏爱，《后真相时代》中的许多故事来自英国广播公司第4台（尤其是《多多少少》节目）、《卫报》《经济学人》《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感谢所有的节目制作人、新闻工作者和编辑，你们使我获得了如此准确便捷的真相。

本书的写作想法始于我在过去10年所做的战略沟通工作，而所有这些工作始于斯托里泰勒斯公司。感谢马库斯·海斯（Marcus Hayes）、马丁·克拉克森（Martin Clarkson）、艾利森·埃斯（Alison Esse）和克里斯·斯潘塞（Chris Spencer），你们向我展示了如何用30句话有效地（有选择地）呈现一家公司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并且向我提供了为世界上一些非常有趣的组织写故事的机会。同样感谢阿特金斯、爱立信、邱园皇家植物园和英格兰银行，谢谢你们允许我在书中提到你们。

一些好友阅读了本书的早期手稿，提出了宝贵意见，他们是丹尼·伯恩（Dani Byrne）、贝姬·卡特（Becky Carter）、马丁·克拉克森、伊莫金·克利弗（Imogen Cleaver）、保罗·克利弗（Paul Cleaver）、梅尔·科克伦（Mel Cochran）、罗斯玛丽·麦克唐纳（Rosemary Macdonald）、马尔科姆·米勒（Malcolm Millar）、布鲁诺·肖维尔顿（Bruno Shovelton）、劳拉·沃特金斯（Laura Watkins）和安德鲁·威尔逊（Andrew Wilson）。我还要感谢马克·贝勒马尔和卡斯滕·豪施泰因（Karsten Haustein），他们分别提供了关于藜麦经济和气候变化的专业建议。书中的任何遗留错误和误导性真相都是我的责任。

许多人已经或将要参与到《后真相时代》的出版过程中，我要感谢所有这些人，尤其是特蕾西·贝哈尔（Tracy Behar）、道格·佩珀（Doug Pepper）和道格·扬（Doug Young），你们以极大的智慧、优雅和团结共同编辑了这本书。最后，感谢尤安·桑尼克罗夫特（Euan Thorneycroft）、理查德·派因（Richard Pine）、埃莱娜·费雷（Hélène Ferey）、詹妮弗·卡斯特（Jennifer Custer）以及希思公司的所有员工，谢谢你们让我重新开始了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