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圈到北大街一家金店里，请金店的伙计把那副耳环戥了戥，卖了三十多块钱。他拿着钱向吉庆里“大五条”家走来。他想，有这三十多块钱，就可以到西关车行里租一辆黄包车，城里近来拉车的生意不好，可以到外县去拉远路客人，反正自己有一身力气，只要不怕吃苦，一张嘴总还能顾得住。他想买一袋面扛回去，可是买了面，钱就不够租车的压金了。空着手去“大五条”家，实在也不好意思。想来想去，这三十多块钱还是不敢碰散了。他称了三斤杂面，放在帽子里拿着。他想，只要今天能吃两顿饭，明天就去租车，等拉车赚了钱，再来补“大五条”的情。

他捧着面条走进吉庆里，见一个十六七岁的半大孩子在他前边走着。一会儿伸着头看看这家妓院的院子，一会儿斜着眼瞅瞅那家妓院的门。四圈看他身上穿得破衣褴褛，一双鞋子露着脚后跟，心里想：“这个孩子也作精！穿的衣服和鸡子啄过的一样，还想来这种地方浮一浮？八成是个小偷。有些下等窑姐们，专门收拾这些小偷们的钱。”

那个小伙子走到一家叫作“四喜书寓”的门前站住了。他探着头向里边看了看，却不敢走进去。他犹豫着转过身来，靠着门口边的墙蹲了下来，四圈这时才看清他的脸，高颧骨厚嘴唇。这不是长松家的大孩子小建吗？

小建已经长成十七八岁的小伙子了。因为长个子时候，营养不良，个子长得不太高。但脸的轮廓还能辨识出来。四圈认出了他是小建，心里不由得一阵恼火。

四圈和一般农村里的农民一样，他们对待街坊邻居的孩子，就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他们共同遵守着一个古训：“养儿养女望上长，”不能让他们学泼皮下流了。他想，我这半辈子，碰上了倒霉的世道，是猪是狗提不起来了。可是应该让下一辈孩子干干净净地做人。农村的故乡，农村的土地，在四圈心中还是一块“圣地”，他不允许这块“圣地”被玷污。他自己没有家室，没有儿女，在原来的农村里，他扮演的可能还是一个丑角，但他不希望邻居的下辈人也变成丑角。他们应该是正正派派的庄稼人，真正勤劳能干的农民。在四圈心中的这座“圣殿”里？存放着他对生活、对未来的一点点可怜的信心和希望。

他看着小建踟蹰在这家妓院门口，就大声喊着：“小……小建！”

小建站了起来，还没有等小建答应，四圈就跑过去一把抓住他大声说：“你……你……你跑到这儿干什么？”

小建说：“四圈叔，我找人！”

四圈拉住他就走说：“你找什么人，一个吊毛孩……孩子，还……还……还想作精，你不跟……跟……跟我……我走，我用破鞋抽你！”

小建挣着说：“四圈叔，你别拉我，我是来找俺妹妹……”

四圈心里一惊，把手松开了。他问：“你找……找……你妹妹？你哪个妹妹？”

小建低着头说：“就是小响。我找了半月了，才找到了这一家。”

四圈忙问：“你妹妹怎……怎么到这儿了？”小建掉泪了。他用手背擦着眼睛说：“俺妈把她卖给人家了。”

四圈鼻子一酸说：“不就是小响吗？她才多大……”

小建点了点头。

原来长松在洛阳城里拉黄包车，到大旱灾那一年，他就把车子退给车行了。雇车的人渐渐稀少起来。拉车的满街都是。拉着空车转半天，遇不上一个顾客。整个农村经济破产了。本地的农民也成群结队地向城里涌来。车租涨了一倍，粮价也跟着飞涨。平常，杨杏不管再困难，自己和孩子们就是喝野菜汤，也总要想法子给他做个馍吃。后来连麸皮饼子也做不出来了。他早上喝两碗稀菜汤，拉着空车转到半晌的时候，就头昏跟花，心跳冒虚汗，两条腿像棉絮一样，再也拉不动了。

“我还是剩口气暖暖肚子吧。”长松想着，眼泪巴巴地把车子退给了车行。前两年，他们一家子靠几张难民证，一天领几碗稀粥。一九四二年大旱灾以后，难民救济所的粥场和当地灾民赈济处合并以后，难民和灾民不分了。领粥的人一下子增加了好几千。有时早上起五更去排队，排到下午还领不到手。粥也变得更稀了，几十个大杀猪锅把粥熬熟以后，几十个人挑着一担一担的冷水往锅里兑，有时一瓢粥里，很难找到几颗米粒。

小建和小强饿得实在受不了，就跑到车站几家大饭店的后门抢泔水喝。这些饭店刷碗洗碟子的泔水只要一挑出来，这些孩子们便蜂拥而上。有的用手抢捞着里边的馍块，残鱼剩菜。有时把泔水桶挤倒了，孩子们便趴在地上，喝着那些飘着红色油花的泔水。

小建和小强在这些地方已经混熟了。过去“推坡”时认识的朋友“蚂蚁头”，有时还能帮他们一点小忙。“蚂蚁头”早已成了这一带的“惯偷”。他常常劝导着小建和小强“和他合伙干”，并保证说，“他们照样能吃香的，喝辣的。”小建和小强当然不干。因为，他们知道长松最反对这种“下三烂”的行径。长松常说：“庄稼人种地是根本。人穷志不能穷，就是饿死，也不能干这种下流勾当。”“蚂蚁头”很仗义，有时也给他们几个零钱，拿来几个馍。可如今，“蚂蚁头”一年多不见了，据说他也没有混下去，因为他让警察盯上了。为了摆脱警察，他自己“卖壮丁”走了。

秀兰和玉兰两个闺女渐渐长大了。因为是女孩子，她们无法去街上抢这些泔水。少女们的饥饿是更为可怜的。她们在家庭里的地位也是最下层的。长松有时候提回来一罐稀粥，小建和小强有时提回来一桶油花花的泔水，她们就放些树叶子和野菜煮了煮。先给爹盛一碗，他是一家之主；然后再给两个弟弟盛，因为他们是男孩子；然后给妹妹盛，因为她最小，还不懂事；最后轮到她们时，锅里只剩了一点点。姐姐看了看妹妹，把碗推给妹妹说，“妹妹！你……你喝吧！”妹妹看了看姐姐，把碗推给了姐姐：“姐姐！我……不饿，你喝吧！”两个人推让着，铁锅刮了又刮，铲了又铲，每人分半碗野菜汤喝。靠着这半碗野菜汤，姐妹俩度过漫长的一天。

小响长到七八岁，也渐渐地懂事了。她看着两个姐姐忍饥挨饿的样子，看着大人们菜黄色的脸，她肚子饿得咕咕直叫，也不敢喊一声“饿”字了。

爱爱喜欢小响，有时逗着她说：“叫姑！”小响叫了声：“姑姑！”爱爱就把一块馍塞到她手里。有时吃面条，爱爱就把她叫到跟前，用小碗盛一碗让她吃。小响吃惯了，每逢吃饭时候，只要爱爱在家，就故意找个借口往爱爱家跑。

长松发现了这件事，心里老大不高兴。可是他又痛苦地说不出嘴来。因为小孩子实在太饿了。这一年多来，长松和老清婶也渐渐地疏远了。长松是个庄稼人。他跟很多农民一样，认为说书唱戏这些行业，是“下九流”的行当，不是正经人家干的事情。城里人是“笑贫不笑娼”，乡下人却是“笑娼不笑贫”。爱爱开始去学说书，他就有些看不惯。可是他也看到，一个老婆子领着两个孤女，日子确实难过，爱爱去学说书，是为了养家糊口，他也就原谅了。但是自从关相云和爱爱认识以后，每天大包小包往爱爱家送吃送喝，爱爱也渐渐穿上旗袍，擦点头油，抹点胭脂，长松就开始对她们撇嘴了。关相云来得越勤，长松就越撇嘴。后来，除了一个关相云，又来了个彦生，长松的眉头越皱越紧了。常在背后跟杨杏数落着：“这叫啥哩？来了个姓关的处长，又来了个照相馆的小白脸……”爱爱越唱越出名，越打扮越漂亮，就连老清婶都戴上了豆芽式金耳环，长松开始对这家人产生了一股厌恶的心理：“呸！老清叔在乡里受憋，你们倒在城里摆阔，还戴那阔太太的耳环……好意思吗？”

海长松很少去老清婶家串门了。见到爱爱也只当没见到，扭头就走，碰上了老清婶也不喊“婶子”了，只是哼哼哈哈地点点头。

“不要让小响老往她家跑了。”长松吩咐着杨杏，“咱们是穷日子穷过，不要去沾人家……”

杨杏说：“可她还是个孩子啊！我能拴住她的腿？吃她们家一口饭，我看这也没有什么。逃荒在外，相邻相亲的。再说她家也不是什么外人，一个村子的，还上着一个海家的老坟……”

“就是不能去她家！”长松听着“老坟”这两个字更恼火了，“以后小响再敢去她家，我就把她的腿打断。”

杨杏看着他瞪着眼睛的吓人样子，不再说话了。为了避免和丈夫吵架，她悄悄地劝着小响说：“小响，以后别往你爱爱姑家跑了。给你饭也别吃。人家也是一家人，都是过日子哩！记住啊，不要再去了。乖乖！”

小响懂事地点了点头。

后来爱爱家搬到铜驼街去住了。小响的两个眼窝塌得更深了。有时小建和小强把她背到东车站饭馆门前去抢泔水喝。他们捞到一个鸡头，或者抢到一块骨头，就让她啃着吃。有时捞不到这些东西，小强就挤到泔水桶前，喝一口泔水噙在嘴里，吐到小响嘴里，然后再跑去抢着自己喝。

秋天时候，从南阳来了一批人贩子。他们在洛阳城里四处乱窜，他们带着贪馋的眼睛，在难民群里东转西荡着，这里张张，那里望望，他们要在难民群里物色一批“货物”。原来，这南阳一带有个溺女婴的习俗。一般人家只留一个女孩，多了就在生下来时，放在水里溺死。长期以来，南阳这一带男多女少。有的弟兄两三个还娶不到一个媳妇。有的积攒了半辈子钱，到四五十岁时才能娶个女人。大灾荒后，女人不值钱了。人贩子却多起来了。

逃荒的难民们在唉声叹气。他们在骂独夫民贼蒋介石，也在骂杀人的刽子手日本鬼子，他们在骂故意作对的老天爷，也在骂难民救济所的贪官们。每天晚上，都有成批的饿殍倒毙在街头，每天早晨有好几辆收尸的排子车在街头收敛死尸。只有人贩子这一行却空前地旺盛起来。他们从一个地方买了几十个逃荒的年轻女人，然后把她们贩卖到缺少女人的南阳或豫西的山里去。这是一批狼心狗肺的孬种。他们靠着灾荒，发了一笔“昧心财”。

这天上午，住在北关的老白婆，领着一个长驴脸的人贩子，在烧窑沟一带的难民群里转游着。他们在长松的破窑前转了半天，又盯着秀兰和玉兰察看了半天。好一阵子工夫，人贩子不见了，老白婆却推门进了长松的破窑洞。

老白婆说：“他婶子，我看你这两个闺女快饿倒了。怪可怜的。快叫这两个闺女逃个活命吧！这大灾荒也没个头，也不知啥时候算到了站……”

杨杏抹着泪说：“逃荒在外，俺有啥办法哩！”

老白婆说：“你总不能眼瞧着闺女饿死吧？你这两个闺女，长相还可以，可以多换点粮食。你们家这几口人还能过几个月。唉！挪一步说一步吧！”

长松听了没有吭声，两只手抱住头在暗暗落泪。杨杏哭着说：“俺不！就是死，俺娘们儿几个也要死在一块。”

老白婆又劝着说：“我是可怜你们这两个闺女，她们来世上一遭也不易。活生生的人，看着叫她们活活饿死？还不如叫她们寻个活路。如今倒有个机会，南阳来了个客人。人家说了，孩子跟着他走，保证找个正道人家，决不往那些坏地方卖。你们两个再思摸思摸。要行，一个姑娘八十斤麦子。”

杨杏越哭越厉害。长松还是没有吭声。对一个男子汉来说，没有什么比卖掉自己亲生女儿，更使他痛苦了。他是一家之主。他无力养活自己的女儿。他知道一家人的眼睛全都在盯着他，只等他说一句话。作为一个堂堂男子汉，他能说得出这句话吗？眼泪涌出了眼角。窑洞里的一切全都模糊了：老白婆翕动着的嘴巴，杨杏涕泪纵横的哭脸，小建趴在破桌上的抽泣，小响惊恐迷惑的眼睛……长松深深地叹了口气，他不敢抬头，他不敢看自己这几个亲人的眼睛，他感到自己犯了弥天大罪，他浑身哆嗦了一下，好像有一根无形的皮鞭，在抽打着他的灵魂。他的两只手把自己的头抱得更紧了，他的整个身体缩得更小了。他感到无地自容。他希望地下能裂开一道缝，自己好钻进去……起风了。秋风飒飒地响着。窑洞外，几棵剥了皮的白杨树在摇晃着。残存的几片杨树叶子，全都飘落了下来……窑洞里静得像一座死亡的墓穴。飒飒的秋风，从窑洞的缝隙里吹了进来。好冷啊！长松打了一个寒战……就在这个时候，谁也没有想到，平常少言寡语的大闺女秀兰姑娘忽然说话了。她走到长松面前，“扑通”一声跪在地上说：“爹！你让我走吧！我……我愿意去！就是换八十斤小麦，你们也算没有白养活我一场。爹！咱不能都饿死啊！爹！我是个大的，我应该为你分忧。是江是河我去跳！为了俺两个兄弟，爹！你让我走吧！”

小建“哇”地一声哭了，紧接着一家大小全都放声大哭了起来。小响跑过去抱住秀兰的头哭着喊着：“大姐！……大姐！……”玉兰也扑了过去，“大姐……你不能走……你要照看小响，我……我愿意去……”小建用小拳头砸着自己的头，他在埋怨自己太无能，不能为家里分点心。小强忽然眼睛一黑，昏倒在地上了。…长松身体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他的眼睛是木的。他茫然地、无目的地在窑洞里走了几步，“老天爷！我该怎么办？我该怎么办啊？”他忽然看见锅台上那一口张着大嘴的铁锅。锅里边什么也没有，只有一瓢清水在冒着热气。他意识到这口铁锅就是全家人的生命线。现在家里连一粒米和一把面也没有了。难道让全家人都饿死？他的眼泪从眼眶中流了出来。他的两条腿发软了。他无力地双膝跪在女儿秀兰面前。

“秀兰！……都怨你爹没能耐，都怨你爹我……没本事！你怎么生到……我这个家来？……你……打我两下吧！打你爹这个没能耐的人吧！我……对不起你啊！……”

秀兰抱住他的头哭着说：“爹！你不要这么说，……你养活我这么大……够难了……爹！我……不怨你，我永远不怨恨你。……”

下午，老白婆领着长驴脸人贩子把八十斤麦子背来了。秀兰默默地先给长松跪下叩了个头，又给杨杏叩了个头。她看小建和小强两个兄弟一眼，又看了妹妹玉兰一眼。最后她扑到了小响身上，她使劲地抱住她的头用嘴亲着。小响把头往她怀里拱着。她感到姐姐的一颗颗热泪，在她额头上滴着。

“小响，要听话……”

“姐！你别走。”

“要照顾好爹妈……”

人贩子在窑洞门外喊着：“快走吧！晚上还得赶到新安县哩！”

秀兰定了定神，推开抱着她的玉兰和小响，她“忽”地站了起来。她不敢看长松和杨杏一眼，低着头走出了窑洞。但是，刚走出窑洞门外十几步，她又停住了脚步。

“咋啦？快走啊！”人贩子不耐烦了。

“等一等。”

“还带什么东西？”人贩子问。

秀兰没有吭声，她回身到窑洞里，迅速脱掉身上穿的一件蓝底白花的印花布夹袄，递给杨杏说：“妈！这个夹袄我不穿走了，留着给你们拿到街上，给小响换两个烧饼吃。”

小响哭喊着：“不！姐！我不要……”

杨杏忙喊着：“秀兰，天凉了，你身上只穿那一件单褂子怎么行？你穿走吧！”

秀兰没有回答，扭头走了。走到窑门外，又停住了脚步。她对站在窑洞门口的小建说：“小建！你长大了可得去找我，我是你亲姐哩！……俺死了，……也是咱海家的一口人！……”她说着擦着脸上夺眶而出的热泪，跟着人贩子头也不回地走了。她不是不想回头，而是怕回了头，再也没有朝前走的勇气……。

半袋麦子在窑洞门口放着。它好像一个矮个子魔鬼蹲在门前。一家人谁也不敢看它，谁也不想看它。它是八十斤粮食。它的重量和秀兰的体重同样重。可是它不会说话，不会哭笑，它不会给小响、玉兰梳头，也不会给小建、小强缝香草布袋。它是那么低矮和丑陋，比起秀兰苗条修长的身材，它简直像一个侏儒。可是，一个含苞欲放的鲜花般的少女，却被这半袋粮食换走了。世界上只要有饥饿，就没有人的价值！这件事情发生在一九四二年。它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一个小小角落里发生的。人们对于这一幕幕悲惨的戏剧，可能知道，也可能根本不知道，还可能知道后随着时间的推移，又渐渐地忘记了。但愿人们永远不要忘记它。

两天后，杨杏在附近村子里借了一盘磨，带着小建和小强把这袋麦子磨了磨。她没有用箩箩，把麸子全都留在里边。做饭时，她抓着这些麸皮面，一把一把地向煮着野菜的锅里洒着，她好像听见这些麸皮面在哭泣。

天渐渐地冷了，大地被凛冽的西北风刮得更加“干净”了。难民们的生活更加困难了。他们赖以充饥的野菜、槐叶、榆叶和红芋梗子也已经吃光了。他们每时每刻面临着寒冬和饥饿的严重威胁。

秀兰走后，玉兰也像变了个人。她好像一下子成熟了。平时，她比沉默寡言的秀兰要活泼得多。她能说，小嘴叽叽喳喳，一说话就没个完，如今全变了。她变得特别懂事了：对长松和杨杏特别亲热，对小建和小强特别关心，对小响也特别好。这一天，她起得特别早，她把破窑洞扫了又扫，从野外拾了一捆柴禾，又把水缸里的水挑满了……“妈！我走了……”

杨杏没有注意玉兰的神色，她还以为玉兰是去街里找吃食，她说：“早去早回，找到点吃食就回来……”

玉兰点了点头，看了杨杏和长松一眼，便转身走了出去。

玉兰刚走出半里地，小响追了上来。她吵着要跟玉兰一起去找吃食。玉兰哄骗她说：“响！听话。快回去。我找了吃食就回来……”

小响噘着嘴，转身往回走。刚走了几步，玉兰就扑了上来。她使劲地搂着亲着小响。小响感到奇怪：玉兰姐怎么啦？干吗要这么使劲？

“玉兰姐！你咋啦？”

“响，快回去吧！记着，要听爹妈的话。我走了……”说罢，玉兰晃晃悠悠地朝前走了。

天黑了，玉兰还没有回来。

直到这时候，杨杏才察觉了玉兰今天的异常行为，她又哭了起来，对着长松唠叨个没完。“玉兰会不会自寻短见啊？”“玉兰会不会一个人饿倒在什么地方了？”“玉兰是不是让人拐跑了？”长松有什么办法？他没有搭理杨杏一连串的问话，只是铁青着脸，带着小建和小强在洛阳城里四处寻找着。他们先到东北角的运动场上看了看，那里的旧货市场已经收了摊，只有枯枝败叶在地下旋转着；他们又到人市上转了转，那里也是黑漆漆的，只有墙角落里躺着几个无家可归的难民；他们接着又敲开了铜驼街老清婶家的大门，老清婶摇了摇头，说是有好些日子，没有看见玉兰的身影了……过了一个多月，长松家忽然收到了从洛宁县寄来的一封挂号信。长松急切地拆开了信封，信下边的落款是玉兰。

玉兰不识几个字，这封信大约是央人写的。信上写着：父母双亲大人，不孝女儿玉兰敬禀：离别父母大人，已经一月有余，父母双亲大人一定很着急吧？我也很惦念父母亲大人。很惦念小建、小强和小响。现在我已到了洛宁县。已经找到了一个吃饭的地方。请二老千万放心。我不是被人家拐骗来的，我是“自卖自身”，心甘情愿嫁到这里来的。我很清楚，咱家实在过不下去了。我几次想去寻死，可又舍不得抛开二老，舍不得抛开小建、小强和小响。我寻的这一家人还不赖，老汉待我很好，就是年龄大一点。我也顾不得这些了。他家里还有个大的，不会生养，所以老汉还要找我……这里土地还好，今年不太旱，他家有几十亩水浇地，一年只收一季庄稼。快过年了，随信寄去三十块钱，你们可以买成粮食。这是养育我的报答。你们千万别来看我，这里离你们那里太远了，还要翻几座大山。

你们一定要过下去。不要寻短见。不要往绝路上想。小建、小强和小响，你们一定要好好听父母的话，孝顺父母，帮助家里多干点事！

收到信后，给我回封信。千万！千万！

不孝女儿玉兰跪禀

信里夹了一张绿颜色的汇款邮条，上边恭恭正正写着“三十元正”几个大字。

海长松的脸色发灰，两只手也哆嗦得厉害，他一下子瘫坐在小凳上。他真想大哭一一场。他知道：这不是普通的钱，这是他女儿的卖身钱啊！

杨杏在他耳边说：“咱这一家子算是零散了。这一辈子恐怕难见这两个闺女的面了，她才十七岁哪！十七岁就给人家当小……常言说，能到山里变鸟，不给人家当小。端人家的碗吃饭，还能不受气？”说着，又抽抽泣泣地哭起来。

长松心里烦透了，对着杨杏咆哮起来：“哭！哭！你就知道哭！哭有屁用！在劫者难逃，这是命里注定的。谁叫她生在咱家……”

杨杏不敢哭了。可是那张三十元钱的汇条，长松却没有立即到邮局去取。隔了半个月，小建告诉他，市上粮价又上涨了一倍，他才赶快到邮局把钱取了出来。在市上籴了六十斤高梁，让小建背到了家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