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西娅总是梦到宝宝。她梦见有个新宝宝，她的宝宝，浑身乳香味，面孔甜美，闪闪发光，就躺在她怀里，裹在绿色的针织毯子里。它甚至还有名字，她没听清楚，是个奇怪的名字。她母意满满，充满了渴望，但她随后想到，现在我得照顾这个小宝贝了。这让她一下子惊醒了。

楼下有人在传报消息。她从说话人的语气以及越来越高的声调听出，一定发生了什么不同寻常之事。某种灾难；那总能让他们振作起来。她不确定自己是否做好了准备，至少不会那么早准备好。在喝咖啡之前不会。她留意到了窗户：一道白光射进窗户，也许正在下雪。但不管如何，又该起床了。

时间过得越来越快；一周七天，像小女孩的内裤一样飞速掠过。她想到的内裤是她小时候穿的那种，色调柔和，上面绣着“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自那时起，一周中的每一天对她来说都有颜色：星期一是蓝色，星期二是奶油色，星期三是淡紫色。每周都用内裤计算日子，随后把穿脏的内裤扔进脏衣篓，这种方式会让你日日如新。马西娅的妈妈过去常常对她说，她应该一直穿着干净的内裤，以免她被公共汽车碾压后显得尴尬，因为尸体运到停尸房时，别人可能会看到她的内裤。马西娅脑子中浮现的不是自己可能的死亡，而是她内裤的样子。

实际上，马西娅的妈妈从未说过这些话。但这是她应该会说的那种话，因为其他妈妈确实这样说过，对马西娅来说，这个故事很有用。它体现了所谓的英语区加拿大人的谨慎、压抑和对舆论的痴迷，因此具有神话般的力量。她会把这个故事讲给那些外国人听，或者那些新来的人。

马西娅舒舒服服地起了床，穿上粉红色羊皮拖鞋，这是她二十岁的女儿在去年圣诞节送给她的，而她完全没有考虑自己正在衰老的双脚。(而她的儿子，一如既往地迷迷瞪瞪，给她送的是巧克力。)她费力地穿上晨袍，感觉它比以前紧多了，然后在内裤抽屉里摸索着。里面没有带刺绣的内裤，甚至没有旧式尼龙短裤。浪漫已经让位于舒适，这与其他事情一样。她感谢上帝，没让她生活在穿紧身胸衣的时代。

马西娅穿好衣服，不过还穿着那双亮闪闪的粉红色羊皮拖鞋，因为厨房的地板很冷，她走下楼梯，穿过过道。因为穿着拖鞋走路，而且鞋子有点不太跟脚，她稍微有点蹒跚。她曾经脚步轻盈，现在则投下了一道阴影。

埃里克坐在厨房的餐桌旁，正在发起床气。他曾有一头红发，现在都晒成了沙白色，像鸟巢一样直愣愣地竖着，他恼怒地捋着头发。他的吐司上又放了橘子酱。

“舔屁虫。”他说。马西娅知道，这话不是针对她的：《晨报》铺满了桌子。五个月前，他们就不再订阅这份报纸了，是埃里克的决定，因为他对该报的编辑方针不满，对该报未使用再生纸感到愤怒，尽管马西娅为这份报纸写专栏文章。但他抗拒不住诱惑：往往隔不了多长时间，就会在马西娅起床前，悄悄到街角的报摊上买一份报纸。现在他决定戒掉咖啡了，肾上腺素会让他兴奋过头。

马西娅关掉收音机，然后亲了亲他的后脖颈。“今天又是什么把你惹火了？”她说，“是关于自由贸易大有裨益的言论吗？”

这时，响起了一种撕裂的声音，就像指甲在黑板上划过一样。厨房玻璃门外，猫爪子伸进纱窗，在慢慢地滑下。这只猫要进来。它从没费心学会喵喵叫。

“总有一天，我要杀死那只野兽。”埃里克说。马西娅相信埃里克绝不会这样做，因为他做事总是心肠软。埃里克的自我评价更野蛮些。

“可怜的宝贝!”马西娅一边说，一边扒出超重的猫。它正在减肥，但会悄悄从邻居那里偷东西吃。马西娅对它表示同情。

“我刚把这该死的东西赶出去了。进来，出去，进来，出去。它就是下不了决心。”埃里克说。

“它很困惑。”马西娅说。猫扭动着身子，从她手里挣脱。她酌取了一些咖啡粉，放进小型浓缩咖啡机中。如果她真的忠于埃里克，她也该戒掉咖啡，免得他看着她喝而受折磨。但若不喝，她会一直沉睡不醒。

“它正在受到民族情绪影响，”埃里克说，“昨天拉在浴缸里了。”

“至少没有拉在地毯上。”马西娅说。她拆开一袋湿漉漉的猫粮。猫在她腿上蹭来蹭去。

“如果它能想到，它就会拉在地毯上，”埃里克说，“向乔治·布什卑躬屈膝唱赞美诗。”他在翻看社论版。

“他又做了什么？”马西娅一边说，一边吃麦片。埃里克不吃，因为这是美国货。自从与美国达成自由贸易协议以来，他就拒绝购买边境以南的任何东西。今年冬天，他们储藏了很多根茎类蔬菜：胡萝卜、土豆和甜菜。埃里克说，前辈拓荒者就做到了这一点，无论怎么说，冷冻橙汁的价格都太高了。出去吃午饭时，马西娅就偷偷吃个鳄梨，并且希望埃里克别从她嘴里闻到鳄梨的味道。

“入侵巴拿马，”埃里克说，他将这次入侵与其他诸多入侵进行了区分，“你知道，到本世纪为止，他们侵略了别国多少次了吗？以上次为限，四十二次。”

“那么多啊。”马西娅温和地说。

“他们不把这视为入侵，”埃里克说，“他们认为这是一种农业劳动。就像给农作物喷药驱虫。”

“你在外面冷吗？爪子冻僵了吧？”马西娅又抱起了猫，而猫正嗅着猫粮，发出像猪一样的咕噜声。她想孩子们了。明天他们就回来过节了，他们，还有他们要洗的衣服。孩子们是她的，而不是她和埃里克的，尽管他们都似乎不再介意这一点了。他们的亲生父亲已成为一个虚构人物，住在佛罗里达州某处，圣诞节会给他们寄送橘子，关于他，马西娅所知道的就只有这一点。

“这里有一条关于毒品的消息，”埃里克说，“他们要逮捕诺列加[巴拿马前军队司令和军政府总统。1989年美国入侵巴拿马时将其废黜，后作为战犯在美国继续被羁押。]，一万名穷困潦倒的瘾君子很快就能治愈了。”

“他行为恶劣。”马西娅说。

“这不是重点。”埃里克说。

马西娅叹了口气。“我想，这意味着你又要在美国领事馆当差了。”她说。

“我，还有各种各样的疯子，还有五位退休的老骑警，”埃里克说，“还是那群老家伙。”

“穿暖和些，”马西娅说，“外面冷风飕飕的。”

“我戴上耳罩，”埃里克说，这是他对零度以下天气的一种妥协，“骑警都是些麻烦的家伙。”

“骑警认为你也是他们中的一员。”马西娅说。

“哦，是的，我忘了。还有两位骑警就像包裹女[原文为Bag Lady，指将所有家当都装在一个包裹里的无家可归的女人。]，或者是那些来自卡西斯的浑蛋。他们还不如穿小丑服呢，他们都太扎眼了。”

卡西斯是埃里克对CSIS的称呼，实际上是指加拿大安全情报局。卡西斯监听他的电话，或者说，是埃里克以为他们在监听。他嘲笑他们：他会给某个朋友打电话，说些“破坏”“炸弹”之类的词，就是为了激活录音带转起来。埃里克说他在帮卡西斯的忙：他让他们觉得自己的工作很重要。马西娅说CSIS妨碍到了她的地下恋情，因为他们可能会偷听她，然后敲诈勒索她。

埃里克并不担心。“你品位高雅，”他说，“这座城里没人配与你发生地下恋情。”

马西娅知道，在这方面，从来没人因为不配做而不做。她没有外遇，或者说最近没有外遇，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懒。做这事需要太多精力；此外，她的身体也不适合了，不再有当初的春光绽现和卖弄风情。不美化美化大腿，买不到合适的内衣，她就不会有外遇。此外，她不想失去埃里克，所以不能冒这个险。埃里克在很多方面仍能给她带来惊喜。她知道他采取行动的基本程序和模式，但不会知道细节。惊喜无价。

“爱是盲目的，”马西娅说，“嗯，我远离言论自由的殿堂了。”他要去当差了，她很高兴。毕竟这意味着他还不算太老。她又吻了他，吻在他那皱巴巴、黏糊糊的头顶上：“晚饭见。我们吃什么？”

埃里克想了一会儿。“胡萝卜。”他说。

“哦，好吧，”马西娅说，“我们已经有一段时间没吃胡萝卜了。”

马西娅穿上羊毛开衫和厚重的黑色羊毛大衣：不是羊皮大衣，埃里克现在反对用动物皮做衣服，尽管马西娅已经指明，当地人都用动物皮做衣服，并且它们也都能生物降解。她几乎也要扔掉羊皮拖鞋了：幸运的是，脚上这双拖鞋颜色鲜艳，看起来就像仿皮的。她穿上靴子，戴上围巾、挂线手套和白色羊毛帽子。她把自己这样包裹好后，深吸了一口气，裹紧衣服，穿过大门，走进了冬天。猫从她双腿之间冲出去，又立即反悔了。马西娅让它回了屋。

这是百年以来最寒冷的十二月。晚上气温会降到零下三十摄氏度；而到早上，汽车轮胎都冻成方形了，医院里住满了冻伤的人。埃里克说这是温室效应的后果，马西娅对此困惑不解：她认为温室效应意味着气候会变暖，而不是变冷。“会造成恶劣天气。”埃里克简洁地说。

台阶上到处是冰；这种情况已经延续数日了。马西娅提醒过，说这样邮递员可能会滑倒，他们会告他们，但埃里克拒绝用盐化冰：他正在寻找某种新产品，但加拿大轮胎公司似乎一直没货。马西娅扶着栏杆，迈着小步往下移，她都担心自己患了骨质疏松症。她可能会跌倒；可能会像落地的盘子和鸡蛋一样碎掉。埃里克从未想过这些可能性。他只关心大灾大难。

人行道上没有冰，或者说，至少冰中已经铲出了一条单人行走的小路。马西娅沿着小路向地铁站走去。当她出现在布洛尔大街时，脚下就不那么危险了，但风更大。她开始缓慢而笨拙地小跑起来，气喘吁吁地赶到了巴瑟斯特车站。

三个流浪汉躲在车站大门内。都是年轻人；其中两个是印第安土著，另一个不是。马西娅误会了那个非印第安人的意思，他说他只想吃东西，不要零钱。这在马西娅看来是个非常合适的心愿：她知道，许多人都想要更多。他脸色苍白，满脸胡楂儿，不敢正视她的眼睛。对他来说，她不过是一部坏掉的投币电话，那种你摇一摇就能晃出几枚硬币的电话机。

两个印第安人看着她，面无表情。他们似乎已生无可恋。这座城市他们厌烦透顶，他们无法忍受将自杀也视为一种选项的人生，他们对20世纪绝望至极。或者说，这是马西娅的假设。她没有责怪他们：20世纪并没有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功。

她在报摊上买了一条巧克力棒和一本《真女人》杂志，前者是加拿大产品，但对健康不利，后者是对美国佬彻头彻尾的背叛。但她有资格获得这些：她已为自己的余生积攒了足够多的健康食品和务实的原则，所以，在这半小时之内，她就会玩罔顾现实的把戏，破坏她的血糖值，读遁世主义者的垃圾文章。她和其他裹着羊毛大衣的乘客一起挤上火车，非常熟练地找到一个座位，坐下翻阅节日时尚和本月美食信息，舔着手指上的巧克力。随后，她定睛看起一篇题为“男人们真正在想什么”的文章，文章有点盲目自信了。当然，都与性相关。马西娅要告诉他们的新闻是，男人真正想要的东西比文章中说的要多得多。

她换乘了几趟车，在联合总站下了车，艰难地沿着楼梯爬到地面层。其实车站有自动扶梯，但看着别人纤细的身材，她开始担心自己。埃里克认为她的大腿很好看，但那时埃里克已经过起了隐居生活。

市中心有地下迷宫、地下商场和地下通道，让你能从一栋楼走到另一栋楼。你可以在地下度过整个冬天，甚至都无须出来。但马西娅觉得，应对冬天而不是仅仅回避是一种道德义务。此外，地下隔一段路就放置一块“你在这里”指示图，本是帮那些方向感差的人定位的，但对马西娅来说，却无法用来给自己定位。她更喜欢在地面上走，那里有路牌。

就在最近，她在地下彻底迷路了；唯一让她高兴的是，她发现了一家“塔克奇”商店，这家店卖粉红色的火烈鸟蛋和有关中年人性生活的笑话书，以及标有“斯科里维塔尔”的糖丸瓶。另外还有柏林墙残片，每片都装在小盒子里，并附有真品鉴定证书，价格为十二美元九十五美分。她买了一片，放在埃里克的袜子里：他们仍然保持着拿袜子开玩笑的习惯，从孩子们很小的时候就开始了。她不确定埃里克会不会觉得这个礼物好玩。他更可能会对历史的碎片化发表一番高论。但是孩子们会感兴趣。事实上，马西娅内心希望这块墙片是为自己买的。这是她的纪念品，不是代表某个地方，而是代表某个时刻，毕竟她从未去过柏林。从圣诞节开始，柏林墙开始倒塌，她希望晚年能这样对孙辈说。然后她会尽力记住这是哪一年的事。她越来越喜欢储存时间的碎片：这里放一张照片，那里存一封信；她希望能保存更多孩子们婴儿时期的衣服，更多的玩具。上个月，埃里克找出一件他们第一年同居时的旧衬衫，并剪成了抹布，她把纽扣留了下来。毫无疑问，在圣诞节早晨，柏林墙碎片在他们抚弄并发出惊呼声后，最终也会落户于她的储藏所。

这里的风更大，在玻璃墙面的高层办公楼间形成漏斗风。马西娅弯着腰、捂着耳朵走了一个街区后，就叫了辆出租车。

马西娅为之写文章的那家报社就位于一座平淡无奇的方形建筑内，玻璃墙面，没有窗户，是一座20世纪70年代的建筑，当时那种空气不流通的建筑风格正风靡一时。尽管这栋建筑的外观没有提供什么信息，但马西娅仍觉得它凶险不吉，这可能是因为她知道里面发生了什么。

这家报纸名为“世界报”，有点夸大其词。在某种意义上，它属于国家机构，而且与当今许多国家机构一样，正在瓦解崩溃。埃里克说，《世界报》已在自由贸易等领域帮助国家解体了，因此，它为什么自称置身事外呢？马西娅则说，即便如此，这也是一种耻辱。《世界报》曾经代表了某种东西，或者说代表了某种她乐于相信的东西。它主持正义，或者说至少比现在更主持正义。你可以相信它有原则，崇尚公平。现在，它最为人所称道的是其背后的优良传统，并且目睹过更美好的时日。

它在某些方面更好了，在另一些方面则更糟了。例如，通过裁员和为商界量身定制，《世界报》正在大把赚钱。编辑部最近刚起用新的管理层，其中包括一个叫伊恩·埃米尔的编辑。在前任编辑毫无戒心地休假期间，伊恩·埃米尔突然升职，超过了他的前辈和上级。这一事件就像在更靠近热带、更混乱的国家发生的一场军事政变。这几乎等同于把一个私人司机擢升为将军，只是因为某种不为人知的内幕和金钱交易，并且都同样遭人怨恨。

报社的资深记者们都称伊恩·埃米尔为“恐怖伊恩”，但他们不在新来的记者们面前叫，因为“恐怖伊恩”有眼线。老记者越来越少，新记者越来越多，都是由伊恩亲自挑选的，因为他们的能力为他所首肯。报社内正在发生缓慢的转变，也是一次缓慢的清洗。甚至连最后一版的漫画都已画风大变：例如，“医学博士雷克斯·摩根”里头那个板脸医生和傻乐透顶却无性别特征的护士都不见了。马西娅想念这部漫画。从看漫画开始一天的生活多让人舒心啊，因为漫画里一切都是老样子。这与新闻恰恰相反。

马西娅在新闻编辑室里走来走去，她要找一台没人在用的电脑。不再有打字机，不再有咔嗒咔嗒的打字声，不再有人无所事事地荡来荡去，游手好闲，不再有马西娅所熟悉的新闻被敲打出来的声音，就好像从岩石中钻出来的一样。现在一切都靠计算机了：“恐怖伊恩”看到了这一点。他是系统专家。新来的记者们都趴在开放式办公桌上的电脑前，编造着新闻；他们看起来就像服装厂里的计件工。

这儿没有马西娅的独立办公桌，因为她不是编内人员：她是一名签约专栏作家。所以，正如伊恩所说(他将一只保养得很好的手放在她肩膀上，眼睛就像金属锌色的指甲)，她不妨居家工作。他希望她在家里也有一台电脑，那样她就可以独立工作了；他希望她通过调制解调器不停地给他发来专栏文章。除此之外，他希望她把文稿副本留在编辑室，让其他人用键盘输入系统。他怀疑她可能会捣乱。但马西娅微笑着对他说，埃里克不允许家里有电脑，他坚决反对机械化，你能怎么办？而且她从不指望别人来处理她凌乱不堪的文稿。谁能读懂她手改的文字？她羞涩地说。不，实际上她得自己将专栏文章输入系统，她告诉伊恩。她没有说“键盘”，伊恩注意到了她这种坚持。也许他已在咬牙切齿了。这很难说：他似乎永远在咬牙切齿。

如果马西娅愿意，她可以在家里有一台电脑。此外，她也可以把稿子清样带到编辑部。但她想到这儿来。她想看看这里在发生什么事。她想打听些小道消息。

马西娅的专栏仍在名为“生活方式”的版面，尽管报社肯定很快会想出新标题。“生活方式”是80年代的说法；90年代即将到来，报纸已经采取了一些措施，以区分两个十年。各种摘要报道杂乱无章，报纸、广播和电视都在忙乱地进行总结，热切地谈论80年代意味着什么，90年代将意味着什么。人们已经在谈论70年代复兴了，这让马西娅感到困惑。70年代有什么好复兴的？70年代就是又一个60年代，然后就到了80年代。就没有70年代，真没有。或者也可能是她错过了70年代，因为那时孩子们都还小。

她专栏的读者中有一些男人，也有许多女人，她写的都是话题文章。社会话题啊，可能出现的问题啦：居家养老啦，公共场所哺乳啦，职场暴食症啦。她也做采访，从特殊问题写到普遍性问题；她相信，尽管目前强调统计数据和发展趋势预测，但她以自己认为老派而浪漫的方式相信，生活是发生在每个个体身上的事。最近，马西娅的专栏发生了重大转向：她越来越多的文章在谈论幼儿园孩子的营养不良、殴打妻子、监狱人满为患、虐待儿童等问题。另外还有文章在讨论：如果你朋友得了艾滋病，你该如何与之相处；还包括无家可归者在地铁站入口处索要救助的问题。

伊恩不喜欢马西娅的这种新倾向；他不喜欢她老谈坏消息。商人不想读这些东西，不想读那些与底层人民相关的消息。或者说，这是伊恩说的。她通过小道消息得知，伊恩称她的文风“歇斯底里”。他认为她太软弱。可能她是太软弱了。她在《世界报》的日子可能屈指可数了。

她刚在电脑上打开一个新文件，伊恩就出现了。他穿着一套灰色新西装，看起来像一层层叠加起来的。

“我们收到了一些邮件，是关于你的专栏的，”他说，“你有篇文章谈免费向瘾君子提供针头，就是这篇。

“哦，”马西娅说，“控诉信？”

“大部分是，”伊恩说，他乐于有此事，“许多人认为，纳税人的钱不应该花在毒品上。”

“这不是毒品问题，”马西娅激动地说，“这是公共卫生问题。”这句话甚至她自己听起来都像小孩子顶嘴。伊恩脑子里有关于她的记录簿，这下又多了一个小黑点。随你吧，她想，灿烂地笑着。她总有一天要大声说出这个意思，然后惹祸上身。

马西娅想知道，如果她被解雇，随后会发生什么事。她总能找到其他事做的；然后会再被解雇，她年纪越来越大，也可能不再会被雇用。她可能不得不重新做自由撰稿人，或者更糟，做代笔人。客户通常是政客，或至少是那些愿意付钱的人，他们希望自己的人生故事刻在石头上以图千秋万代。她在更年轻、更绝望的时候做过这种事，在她有自己的专栏之前，但她不确定自己是否还有精力做这事。她已经忍气吞声过了一辈子，够了。她不确定自己是否还有撒谎的本事。

幸运的是，她和埃里克已基本还清房贷，几年内孩子们也都将大学毕业。当然，埃里克靠自己也赚了一些钱。他写了大量爆料满满、惊心动魄的通俗历史演义，内容涉及毛皮贸易和1812年战争之类，他在书中几乎谴责了所有人。他以前的同事、学院派历史学家，为了避开他都绕道而行，部分原因是他们可能还念念不忘他辞职前曾在教职工会议和学术会议上谴责了所有人，但也部分因为他们不赞成他的观点。他不用他们的标准词汇写作。他的书卖得好，比他们的书好得多，这让他们心烦意乱。

但是，即使埃里克的书有版税，钱也不够花。此外，埃里克的写作速度在放慢。他最近才发现，这些书并没有改变历史的进程，他的写作动力正在耗尽。甚至他的谴责，他的恶作剧，都源于他日益增长的绝望。他并非对某一具体的事感到绝望，而是普遍撒网式的绝望，就像越来越糟糕的城市空气一样，无处不在。对此他所说不多，但马西娅知道就是这么回事。她每天都在与它作斗争，每天都在呼吸着它。

有时他会谈到搬家，搬到另一个国家去，去到某个更有自尊的地方，或者某个更温暖的地方。或者只是另一个地方就行。但去哪里呢？他们哪里买得起啊？

马西娅还得重振旗鼓。她将不得不走捷径。她将不得不乞怜哀求：以某种方式，想方设法。她将不得不妥协。

她的朋友格斯走过她身边时，马西娅已快将专栏文章都输到电脑中了。他打了个招呼，以吸引她的注意，他像举起玻璃杯那样向她举起手，用一根手指示意了一下：下午一点钟。他这是在邀请她共进午餐，马西娅点点头。这是他们之间的默契，只是半开玩笑而已，假装隔墙有耳，他们公开在一起，若被人看到就有危险了。

这是一家他们常去的西班牙餐厅，就在布洛尔大街繁华区，离《世界报》报社足够远，所以他们不会碰到报社的人。他们是分头到的，马西娅先到；格斯为她开了门，竖着大衣领子，在门口停下，一副偷偷摸摸的样子。“我认为没人跟踪我。”他说。

“伊恩自有办法，”马西娅说，“他可能是伪装的骑警，或者是中央情报局的，我不会放弃对他的怀疑。他也可能收买了这里的服务员。他以前做过服务员。”这话不准确，但这是他们正在进行的系列行动的一部分：猜测伊恩以前从事过的工作。(洗衣间服务员。钱币收藏家。沙鼠饲养员。)

“不是!”格斯说，“所以，这就是他圆滑处世的魅力所在!好吧，这也是我的魅力所在。我做过六个月服务员，在苏荷区，不少于六个月。当时我的胡子还没长出来呢。永远不要对一名服务员粗鲁无礼，亲爱的。否则他们会往你的牛排上吐唾沫。”

马西娅点了一杯桑格利亚酒，高高兴兴地把自己越来越宽的屁股坐进椅子里。在这里，她可以吃进口食品而不觉得自己像叛徒。如果餐厅有货，她还打算点份血橙。除了那些，还有大蒜汤。如果埃里克稍后问起来，她就不会有负罪感了。

格斯是马西娅在报社最新的朋友，也是她的眼线。她最新的朋友，也是最后的朋友：其他人都已被解雇或辞职了。格斯本人也不是报社的老人。几个月前，他才调到报社，负责编辑娱乐版，这是“恐怖伊恩”为了拯救日趋颓败的报纸、提高报纸可信度的举措之一。就连伊恩都知道报纸出了什么问题，但他没将各种问题联系起来考虑：他没有意识到，即使是商人也有其他兴趣，也有其他标准。他们已经想明白了，读《世界报》不再能了解世界风云变幻，而只能了解伊恩脑中所想。

不过，他在格斯身上犯了一个错误。格斯有自己的想法。

格斯身材高大，长得像只桶，有一头乌黑的鬈发。他可能有三十五岁，甚至可能更年轻。他的牙齿是方形的，白色而平整，大小一样，排列齐整，就像笨拙先生一样。这让他笑起来时令人生畏。他是英国犹太人，两者兼具。在马西娅看来，他似乎更多是英国人；她仍难以确定他的全名是奥格斯都还是格斯塔夫，或者完全是另一个名字。他也可能是个同性恋：她很难辨别有文化的英国人是不是同性恋。有时她觉得他们好像都是同性恋，有时又觉得他们似乎都不是。调情不是线索，因为这个阶层的英国人会和任何东西调情。她之前就注意到了这一点。如果眼前没什么东西可调情，他们会和狗调情。他们所要的只是一种反应：他们希望自己的魅力产生效果，并令对方对他们做出反应。

格斯和马西娅调情轻而易举，几乎就像在练钢琴；或者这是马西娅的想法。她没想把他当回事，也无意让他难堪。总之，他太年轻了。只有在《真女人》这样的杂志中，年轻男子才会对老女人产生强烈的欲望，而不对身体部位进行可恶的比较。马西娅更喜欢自己的尊严，或者说，如果她可以选择，她准备优先选择自己的尊严。

今天，格斯的调情方式是对从未谋面的埃里克表现出强烈的兴趣。他想知道关于埃里克的一切。他已经发现，埃里克在报社的绰号是红色埃里克，他假装天真地问马西娅，这个绰号是否与维京人有关。马西娅的解释是，只有《世界报》里的人这样叫他。埃里克是某种类型的托利党人，但不是英国那种托利党，甚至也不是加拿大现在那种托利党：埃里克认为，加拿大托利党政府的主要成员都是二手车销售员。他对总理有两百套新西装感到愤怒，他生气不是因为西装有两百套，而是因为这些西装是在香港订购的。他认为纳税人的钱应该给当地裁缝赚。

格斯古怪地动了动眉毛，马西娅意识到，这次谈话变得太复杂了。她当成笑话对格斯说，他永远无法理解埃里克，除非他研究1812年战争。格斯显然不记得那场战争。他转移了话题，说他过去以为“有趣的加拿大人”是一种自相矛盾的说法，但埃里克显然是个例外；马西娅看出来了，他寻找的只是怪咖，而他误以为埃里克就是这种人。她很生气，笑着又点了一杯酒，以免怒形于色。埃里克没那么古怪。在很多事上，他甚至是对的。这并不总能减轻他的狂躁，但马西娅不想让人取笑他。

现在，格斯将全部注意力转移到了马西娅身上。他想知道，她是如何做到一夫一妻制的。坚持一夫一妻制为马西娅和埃里克赢得了名声，而其他人则以酗酒闻名。格斯暗示，一夫一妻制是一种奇怪的人类学意义上的产物，或者说是一种英雄壮举。“你们怎么做到的？”他问。

不，马西娅想，他不是同性恋。“我并不总是坚持一夫一妻制。”她想说。她从一场婚姻走到另一场婚姻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她是通过错误的判断、出轨和苦难才做到的；与埃里克开始时也是闹哄哄的、不可思议的一团混战。但是，如果她公开承认其中任何一段婚姻，格斯会更纠缠不休，或者更糟糕，他就会疑神疑鬼，恳求她和盘托出。然后，当她真说出来时，他又会表现出英国人那种礼貌，故作诧异的表情，当他们觉得你的言辞太古怪，或者无聊至极时都会露出这种表情。

因此，马西娅避而不谈，而换了一种方式取悦格斯。她重提用刺绣内裤记日子的事，母亲警告她被公共汽车碾压后的事。从这些故事开始，她继续为他描述古老的加拿大；她描述了阴暗肮脏的多伦多啤酒店，说里面设有弥漫着邪恶气息的男士专区，她描述了周日蓝色法律。马西娅不明白为何要把自己的祖国描述成一个阴郁古怪的哥特式国家。可能她像其他人一样，需要战争故事。可能她想表现得勇敢或坚定：在这样一个国家，她竟能甘做国民。她怀疑自己的动机。

然而，她仍继续讲着。她描述了加拿大任期最长的总理麦肯齐·金，他在已故母亲的帮助下决定国家政策，他确信母亲就活在他的宠物狗身上。格斯认为这个故事是她编的，但她向他保证，这不是编的，完全是真的。有文件为证。

谈着这个话题，他们喝完了大蒜汤。当油炸鱿鱼圈上桌时，轮到格斯说话了。他必须提供《世界报》的八卦。“‘恐怖伊恩’正努力将我们组织成一只只豆荚。”他说。他看起来兴高采烈：因为当他回到英国时，他正在编纂的当地怪诞故事里又增加了新料。他还不知道自己会不会回英国，但马西娅知道。对他而言，加拿大永远不会是一个真实之地。

“豆荚？”马西娅说。

“就像在虎鲸腹中，”格斯说，“三个记者构成一个豆荚小组，每个小组一个领导。他认为这会提升团队精神。”

“他还不如一人包揽所有的稿子。”马西娅说，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不那么苦涩。她认为豆荚的概念极其愚蠢，但与此同时，她也感到自己被排除在外了，因为她自己没被组合到某个豆荚里。她要失去一些东西、一些乐趣了。

“他正在忙这个事，”格斯说，“他砍掉了‘读者来信’栏目，腾出来设一个新专栏，你猜新专栏谁来写？”

“不知道，”马西娅沮丧地说，“新专栏叫什么名字？”

“叫‘我的意见zzzz’，”格斯咧嘴笑着说，“不。我编瞎话了。专栏叫‘我的生活的鼾声’，作者是伊恩·埃米尔。”

“你真残忍啊。”马西娅喃喃地说，她试图掩饰自己与格斯所见略同。

“好吧，他罪有应得。应该绞死这个男人，因为他任性而为、无聊至极，却让别人痛苦不堪。他想让娱乐部门举办一场名为‘批评论坛’的狂欢节。他认为我们都应该免费加班，听某个老得发霉的大学教授唠叨如何避免落伍的问题。这可不是我捏造的啊。”

“天哪，”马西娅说，“你会怎么做？”

“我怂恿他，”格斯说，“我笑啊，笑啊，我是个小人。”

“大家不会支持的。”马西娅说。

“大家一致赞同。”格斯的嘴咧得老大，两只耳朵都快挨到一起了。他随时可以搬家。他没有抵押贷款，也没有孩子，也不受一夫一妻制的限制。

马西娅第二杯酒喝得太快。现在她已经失去了话题线索。她没在听，而只是盯着格斯，想象着与他有染的真正感觉如何。他会说太多俏皮话吧，她想。是的，他会说的。

她看着他，像他那样露出顽皮、快乐的灿烂笑容，突然间，她看到了小男孩时的他。一个十岁的孩子。因为老那样咧嘴笑，他成为全班的笑柄。没人会比他更好，甚至那些霸凌者；他早就知道了每个人的弱点，知道从哪里把刀插进去，如何保护自己。

她经常这样思考男人，尤其是喝了一两杯酒之后。她可以只看人的脸就能从表及里看到另一张仍然存在的孩子的脸。她曾以这种方式看过埃里克，他身材矮胖，满脸雀斑，敢于反抗，对校园荣誉尽失感到愤怒。她甚至看见过“恐怖伊恩”，一个呆头呆脑、笨手笨脚的男孩，他也一定知道别人认为他无聊。她看到了他学习努力，徒劳地希望有个最好的朋友，蓄积起报复的念头。这在某种程度上有助于她原谅他。

马西娅回到了谈话中。她似乎漏掉了好几段话：现在格斯已经转移了话题，正在谈诺列加。“他藏在丛林里，”他说，“他对他们嗤之以鼻。他们永远抓不到他，他会去古巴或其他地方，然后再回到过去那个贪污成风、肮脏邋遢的地方，带回一个全新的中央情报局。”他举起酒杯，示意续杯。他喝的是白葡萄酒：“一年之内，这一切都会成为定局。”

马西娅想的是，诺列加正蜷缩在热带丛林中，或正在一座山上露营。她记得报纸上他的照片，伤痕累累的圆脸，看起来冷冰冰的，就像一只倔强的替罪羊。他小时候的面孔和现在应该大同小异。他那双眼睛很早就已空洞无神，一定是别人强安到他身上的。她认为，这就是自己成为多愁善感的专栏作家的原因：她不相信孩子生性本恶。她总是时刻准备解释这一点。

马西娅去洗手间处理喝过量的桑格利亚酒，重新化了妆。时间比她预想的要晚得多了。镜子里的她眼睛发亮，脸颊通红；头发凌乱地卷曲着。从侧面看——她只能看到侧面，而且得转着眼看——她有了双下巴。她的第一任丈夫曾经告诉她，她看起来像莫迪利亚尼写的某个人物；而现在，她就像另一个时代的一幅画。像18世纪一位丰满的酒神女祭司。她甚至看起来有点儿危险。她警觉地意识到，格斯不是可以无话不谈的人，因为她自己也不是。还不是。

马西娅吃力地走上巴瑟斯特车站的楼梯。有那么一瞬间，她在想象，如果温室效应持续上升的话，这些亮得耀眼、贴着瓷砖的隧道长满了苔藓或巨大的蕨类植物后会是什么样子；或淹入水中时会是什么样子。她注意到，自己考虑这个问题时不再用如果这个词了，而是只考虑何时。她得留意这种自暴自弃的倾向，她得控制自己。

现在已经过了五点，那三个流浪汉走了。也许他们明天还会来；也许她会和他们聊聊，写一篇关于街头生活或城市土著人生存困境的专栏文章。即使她写了，无论是对他们还是对她来说，也不会带来多大的改变。他们会进行小组讨论，她会收到控诉信。她曾以为自己拥有某种力量。

天色漆黑，冷飕飕的，风从她身边呼啸而过；商店门口的圣诞装饰物闪烁着虚情假意的光。大多是铃铛和彩条；天使、圣母玛利亚以及马槽里的圣婴却没得到充分重视，不是处处可见。或者也可能只是这家商店不卖这些东西。他们不搬动货物。

马西娅向北疾走，没有闲逛驻足。她的膀胱快要爆了，它的功能不如以前了；她不该喝最后那杯咖啡；她会在街上丢人现眼，就像放学回家的小孩，在路上把风雪服弄得湿透。

她回到家时，发现前门台阶上满是猫屎。埃里克一直在工作。当她冲到浴室时，情况就更明显了，她发现卫生纸已被取走，取而代之的是一叠长方形的报纸。当她舒心地坐在马桶上，终于能读点什么时，她发现那是今天早上的《世界报》，包括商业版，被裁得整整齐齐的。

埃里克在厨房里，一边捣胡萝卜泥，一边哼着歌。前段时间，他刚废弃了纸巾。他穿着一件白色厨师围裙，用来擦手。他们吃晚饭不像以前那么早了；今天的晚饭还没吃，厨房里已经出现一些让人愉快的橙色胡萝卜泥渍点了。

正在播放广播新闻：巴拿马的战争再次升级，尸体越来越多，瓦砾越来越多，流浪儿童越来越多，陈词滥调越来越多。阴谋论如玫瑰般绽放。诺列加总统无处可寻，尽管传闻说，他的前总部里到处都是伏都教用品和色情视频。马西娅曾代笔过其他政客的传记，她没发现这些细节有什么值得关注之处。当然，色情片也一样。至于伏都教，如果诺列加的对手需要，他们中的大多数会用这点来攻击他。

“埃里克，”她说，“浴室里裁开的报纸，你做得太过分了。”

埃里克固执地看了她一眼；固执，也高兴。“如果它们不在这一端回收，那就得在另一端回收。”他说。

“那东西会堵住马桶。”马西娅说。她知道，如果她说油墨有毒，会通过下体的皮肤吸收进体内，他就会对她的请求置若罔闻。

“前辈拓荒者都是这样干的，”埃里克说，“农场里的人都用邮购目录纸擦屁股。从来没有什么卫生纸。”

“那不一样，”马西娅耐心地说，“他们的厕所都在屋外。你只是喜欢用报纸上那些公司总裁的照片擦屁股，你想的就是这个。”

埃里克露出淘气的神情；他看起来被拆穿了。“焦油井里有什么新闻吗？”他说，他转移了话题。

“没有，”马西娅说，“基本没什么变化。实际上，那里有点像克里姆林宫。50年代的克里姆林宫。”鉴于最近的意识形态革新，她修正道：“‘恐怖伊恩’正在把他们编成豆荚工作组。”

“就像在虎鲸肚子里？”埃里克说。

“就像在豌豆里。”马西娅说。她在厨房的桌子旁坐下，手肘靠在桌上。她不会就卫生纸问题难为他。她会让他自得其乐几天，或者等到马桶第一次溢出为止。然后她就可以轻而易举让事情恢复原状。

除了胡萝卜，他们还吃了烤土豆和肉饼。埃里克仍然同意吃肉；他甚至不会因此内疚。他说男人的红细胞需要肉；男人比女人更需要肉。马西娅本可就此说点什么，但她不想在饭桌上谈什么月经和分娩等都是消耗血液的生理机能，所以她克制住了自己。她也没提及与格斯一起吃午餐的事：她知道埃里克认为格斯微不足道且目空一切。他没见过格斯，仅从他的专题文章判断，主要是关于好莱坞电影的文章。如果他知道她和格斯一起吃了油炸鱿鱼圈，他对她的看法一定更差，尤其是当埃里克一直在无私地维护美国领事馆治安的时候。

她没有询问埃里克这次探险的情况，只是还没有问。她可以从他辛辛苦苦对付胡萝卜这件事上看出事情并不顺利。也许其他人就没出现。桌上有蜡烛，有酒杯。他们试图挽留住当天残余的时光。

肉饼的味道好极了。马西娅是这么说的。埃里克关掉了收音机，点好蜡烛，倒上酒，向她露出一丝幸福的微笑。这是一个认可之笑，也是原谅之笑，至于原谅什么，马西娅难以说出。因为她都到这个年纪了，因为她知道的东西太多了。他们是同案犯。

马西娅也笑了，吃啊，喝啊，很开心，厨房窗外风在吹，世界在变化，在崩溃，在重建，时间在流逝。

今天都发生了什么？今日如往日，也如来日。即使当她坐在厨房的餐桌旁，与前辈拓荒者吃着同样的苹果酱(根据《安大略冬季食谱》)时，马西娅也知道，这一天正在离她而去，一天天就这样逝去，一再逝去，再也不会回来。明天孩子们就会回来，一个来自东部，一个来自西部，他们分别就读于不同的大学，在远方求学。他们冬靴上的冰会融化，并在前门口形成小水坑，在瓷砖上留下盐渍。他们到楼下洗衣服时，通往地下室的楼梯上会传来沉重的脚步声。冰箱会被翻得乱七八糟，东西会被扔得到处都是；家里会热闹和兴奋起来，有真的也有假的。女儿会尽力帮马西娅整理衣橱，纠正她的体态，儿子会自告奋勇，笨手笨脚地来帮个手；妈妈和孩子们都会避免拥抱得太紧或太久。

他们将拖走旧的装饰，摆放新的圣诞树，他们会争论塑料圣诞树是不是更显得良善些。树顶会放一颗星星。在平安夜，他们都会喝一些埃里克的杀手蛋酒，吃马西娅第一任丈夫送来的橙子。他们会随着收音机唱颂歌，每人打开一份礼物，孩子们会坐立不安，因为他们觉得自己都这么大了还要做这个。埃里克会用宝丽来相机拍照，照片拍了也是浪费，因为这些照片永远不会放进相册里，他们本来一直想以此跟上潮流。而诺列加将向梵蒂冈驻巴拿马大使馆寻求庇护。马西娅会从新闻里和埃里克私自偷偷带到家里、随后用来紧急处理猫排泄物的《世界报》上了解到这一点，而他用过的报纸就原封不动地扔到前门台阶上，但猫拒绝在旧报纸上拉屎，它会选用马西娅的一只柔软诱人的粉色羊皮拖鞋解决问题。

接着就到了圣诞节。那将在一个星期一，又一个星期一，柔和的蓝色星期一，他们会吃掉一只火鸡，吃掉更多的根茎类蔬菜和一个马西娅终于有时间做的肉馅儿饼，而与此同时，诺列加正睡在某幢房子的某个房间里，没有母亲陪伴，周围布满士兵，他梦见自己怎么到了那里或怎么逃出去，或梦见了自己杀过或想杀的人，或什么也没梦到；他的圆脸就像一颗小行星，长满痘痘，戚然凄凉。马西娅塞到埃里克长袜里作为礼物的柏林墙碎片将会丢失在长沙发下。是猫藏起来的。

马西娅蛋酒喝得有点多了，稍后，洗完盘子后，她默默地一个人哭起来，她把自己关进浴室里，用节日的怀抱拥抱呜呜不平的猫，为此她会将猫从床底下拖出来。她哭，是因为孩子不再是孩子了，或者是因为她自己不再是孩子了，或者是因为孩子从来就不是孩子，或者是因为她再也不能生孩子了。对她来说，她的身体老得太快了；她自己还没做好准备。

圣诞节谈的都是孩子的事。这是一切希望之所在。这事也让她心神不安，难以关注真正的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