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的所有人都很年轻。但有件糟心的事：尽管我们都不可置否地年轻，可我们总能碰见另一群比我们更加年轻的人，这给我们带来某种危机感，某种让我们急于把在大好年华里没来得及安然享受的东西都享受一遍的紧迫感。一代又一代人，就像后浪推着前浪，这在诗人和罪犯中尤其如此，有时你刚把一件事情做完，就出现另一个人比你做得还要好。有时碰巧看到一张当年的照片，我会压抑不住自己痛苦的战栗，因为我总觉得那照片上的人不是我们，而是我们的儿女。

那时的波哥大是个遥远的、阴沉沉的城市，下着一场从十六世纪初就一直淅淅沥沥没停过的小雨。我第一次感受到这种伤心滋味是在一月里一个不祥的下午，我一生中最凄楚的一个下午，不满十三岁的我刚从沿海地区搬到这里，穿的黑粗布上衣是用我爸爸的衣服改的，外面套了件坎肩，头上戴了顶帽子，拎着个铁皮箱，箱子上有个耶稣圣墓之类亮闪闪的东西。我总是吉星高照，运气很好，幸运地没留下那天下午的照片。

这个阴森森的都市给我留下的第一印象就是街上有好多行色匆匆之人，而且所有人都和我一样穿着黑上衣、戴着帽子，奇怪的是一个女人都看不见。高大的马在雨中拉着装啤酒的车子，有轨电车在雨中的街角拐弯时擦出的火花，还有仍是在雨中设置的路障，好让长长的送葬队伍通过。那是世上最凄惨的送葬队伍，灵车上搭着大大的供桌，马都打扮得洋里洋气的，身上披着丝绒、头盔上插着黑色羽毛，有钱人家的遗体使人感觉这好像是世上第一次有人死去。雪花广场上飘着小雨，送葬队伍正走出来，我第一次在波哥大的大街上看见了一个女人，她的身影细高而隐秘，与众不同，仿佛一位身戴重孝的女王，不过我的这种幻觉永远停在了半空，因为她的脸上蒙着一层厚厚的面纱。

那个女人的样子直到现在还让我时时感到不安，这是那个罪之城给我留下的为数不多的念想之一，在那里，好像除了做爱，什么都有可能发生。所以有一回我才说自己这一辈子唯一的壮举，当然也是我们那一代人最了不起的地方，就是在当年的波哥大当过一回年轻人。我最不正经的消遣就是在星期天花上五分钱，钻进装有蓝玻璃的有轨电车，从玻利瓦尔广场一直转到智利大街，在车上消磨掉整个伤感的、好像连着多少个同样空虚无物的星期天的下午。在这样一圈又一圈的转悠中我只做一件事，那就是一首一首又一首地不停读诗，算起来差不多一条街一首诗吧，直到那无休无止的路灯在雨中一盏盏亮起，接下来我就一家接一家地逛遍老城里的咖啡馆，想找个好心人聊聊我刚读过的一首一首又一首的诗歌。有时还真能找到，每次总是男人，我们便一直聊到后半夜，一面喝咖啡，一面把自己抽过的烟头拾起来再抽上一遍，一句一句又一句地聊着诗歌，而此时世界上其余地方的所有人类都在做爱。

一天夜里，我坐电车从我那孤苦伶仃的诗歌盛会回家，破天荒地遇到了一件值得和大家分享的事情。在城北一个车站，上来了一只法翁[法翁（Fauno），罗马神话中半人半羊的农牧神。]。我没说错：就是一只法翁。西班牙皇家学院的词典上是这样定义的：“主管田野和丛林的半神。”我每次看到这个倒霉的定义就想，可惜这个词典的作者那天夜里没在那里，看到一个有血有肉的法翁上了有轨电车。它穿着时尚，像个刚出席完葬礼归来的达官贵人，可它头上的羊犄角和腮下的一撮山羊胡子，以及用亮闪闪的长裤精心遮掩的羊蹄子暴露了它的身份。空气里充满了它的气味，不过似乎谁也没有说过那是“拉万达”水的气味，也许是编词典的人不喜欢“拉万达”这个法语词，其实说白了它的意思就是薰衣草。

能让我对之倾诉此事的朋友只有阿尔瓦罗·穆蒂斯和贡萨洛·马利亚里诺，前者虽然并不相信，可觉得挺好玩；后者就算觉得是假的，也会把它当成真事来听。有一回，我们三个在圣弗朗西斯科教堂门口看见一个女人在卖小乌龟玩具，小乌龟的头还能摆来摆去的，惊人地逼真。贡萨洛·马利亚里诺问她这些小乌龟是塑料的还是活的，那女人答道：

“是塑料的，可都活着呢。”

我在有轨电车上看见法翁的那天夜里，那两个家伙谁也没接我的电话，而我又特别想找个人说说这件事。于是我写了个短篇小说——法翁坐电车的故事，通过邮局寄给了《时代报》的星期日增刊，报纸主编，堂海梅·波萨达，根本就没有把它登出来。唯一的一份底稿放在我租的房子里，一九四八年四月九日，也就是波哥大事件发生的那一天，它被烧掉了，也就是说祖国的历史做了件双重好事：为了我，也为了文学。

读着贡萨洛·马利亚里诺刚刚在波哥大出版的精彩新书，《卡利人和波哥大人的故事》，这些回忆不禁涌上我的心头。贡萨洛和我是国立大学法律系的同学，不过我们在教室里待的时间赶不上在学校小咖啡馆里待的时间长，在那里，我们躲开令人昏昏欲睡的法律条文，把我们能记得的全世界的诗歌一首一首地，你背给我听，我背给你听。下课后他会回到他家那栋又大又安静，四周环绕着桉树林的房子里去。我也会回到我在弗洛里安大街上那个阴森森的出租屋里去，和我的老乡们待在一起，读读借来的书，每个星期六跳舞跳得惊天动地。实际上我从来也没有想过去问问贡萨洛，我们不在学校的时候他都在干些什么，我在有轨电车上兜圈子读诗的时候他又在哪里。看了他写的这本书，读了他在书里如此简洁又如此富于人性地叙述的当年他的另一半生活，我花了整整三十年的时间才算知道了这一切。

---一九八一年十月二十一日

---《国家报》，马德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