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母亲出生时，她的母亲还不到17岁。那个“诱骗”她的男孩子也不会比她大多少。当外祖母的父亲发现自己的女儿怀孕，就把她赶出了家门，“和你的私生子离开这儿！你们两个会下地狱的！”他对她大叫。于是她就离开了家。不久之后，她收留了自己的母亲（我不知道原因，但可能是因为她母亲不能忍受不再与女儿见面，于是离开了自己的丈夫）。这个年轻女人的情人也没有忍受多久（他们的公寓可能很小），他对她说：“你选，是你妈还是我。”她选择了自己的母亲；他离开了她，然后就杳无音信了。他只花了几个月的时间照看自己的孩子，在我母亲对他产生记忆之前，他就彻底地从她——这个私生女——的生命中消失了。不久之后，我的外祖母就和另外一个男人成立了家庭，并且和他又生了三个孩子。我母亲一直和他们住在一起，直到战争爆发，而这场战争永久地改变了母亲的生命轨迹。后来，母亲恳求外祖母告诉她那个未曾谋面的父亲的名字，她想知道他的下落，但外祖母总是说：“揪着过去不放没用的。”关于自己的父亲，母亲掌握的唯一信息就是：他长相帅气，当时是个泥瓦匠。再有就是，他是个西班牙人。“安达卢西亚人。”最近她肯定地对我说道。她乐于幻想自己的父亲是吉卜赛人，似乎这段自己编写的家庭浪漫史能让失去父亲带来的不良影响和痛苦变得可以忍受（她还在上小学时，有一次被例行问到关于父母的问题，她说她没有爸爸，老师笑着说：“每个人都有爸爸呀……”她把老师的话看作一种残忍的嘲讽，但事实并非如此；现在，她还会主动地向我们提起这段让她耿耿于怀的伤心事）。再说，这段吉卜赛传奇故事并非一定是假的。当我看到照片里15、16岁的自己：棕色皮肤、黑色长卷发，我就会想，这是因为我遗传了吉卜赛基因。几年前，父亲原先的工作单位组织旅行时，母亲和父亲一起游览了安达卢西亚。当客车靠近格勒纳德（Grenade）时，她激动到发抖，“太奇怪了，我都发抖了。”她对我讲道，“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但我猜一定是因为那里是我的家乡。另外，有一次我去餐厅吃饭，饭店里有一群玩吉他的吉卜赛人，其中一个坐到我身旁，对我说：‘你也是个吉卜赛人。’”

我对这种血统的神话并不热衷（我不理解它是怎样的一种关于基因流传的幻想，抑或是一种关于家族渊源的心理反应），但我意识到，母亲直到今天，一直在经受着自己没有父亲这件事的折磨，所以她通过拼凑现实的碎片，想象有一个西班牙存在于自己身体深处，它犹如一道阳光，带她逃离北方的阴霾以及她生命中的灰暗现实。她一辈子渴望的，不是财富，而是阳光、自由。如果她过去坚持上学，也许有机会获得这份自由。“我本来想做小学老师，”今天她说道，因为，“在那个年代，女孩子上完学，只能去做小学老师。”她的理想并不高远。即便这样，这一理想也难以实现。在她快上高中的时候（能达到这个水平，在她所处的环境中已经很少见了。她当时成绩优异，甚至还被允许跳级，在10岁就进入了本应11岁才能进入的六年级）[法国学校的年级制度与中国不同，六年级相当于中国初中一年级，五年级相当于中国初中二年级，以此类推。——译者注]，全家必须离开他们所生活的城市：德军步步逼近，所有平民都被要求撤离。居民们被大汽车载着运往南方，留下的只有趁火打劫之徒和想要保护财产的人（我母亲是这样讲述这段灾祸的）。他们逃难到勃艮第（Bourgogne）的一个农场里。

他们待在那儿的那段时间，我的外祖母每天从早到晚从事农场劳动。孩子们也竭尽所能地帮忙，在院子里，或者家里面干活儿。停战协议签订后，所有人都回去了。外祖母在当地找到一份金属加工厂的工作，当人们开始寻找去德国工作的志愿者时，她报了名。于是她离开自己的伴侣，把四个孩子托付给一户当地人家。几个月后，她就不再寄钱了，这户人家把两个男孩和两个女孩送进了慈善孤儿院，那里专门收留孤儿和弃儿。对我母亲来说，进高中继续学习已经变得不现实。她考取了初等教育证书，这让她很骄傲（这一直让她很骄傲），不久之后，她就被安排去做佣人了。事实上，在孩子们长到14岁的时候，孤儿院就会让他们去工作，男孩们去农场（母亲最年长的哥哥就是如此），女孩们去做佣人。

母亲一开始在一户教师家庭做工，雇主一家都是好人，而且他们很喜欢母亲。母亲回忆起他们时充满感激：她在这户人家工作期间，他们资助她上速记课，希望她有朝一日可以成为秘书。母亲学得非常出色。她想继续学习，因为一年的学习并不足以让她从事这份工作，但孤儿院不允许女孩们在同一个地方工作超过一年，只要满一年，就要更换雇主。母亲再一次被迫放弃梦想。她一直作为女仆工作着。

做佣人并不容易，性骚扰几乎就是惯例。有好几次，雇用她的男主人试图和她幽会。因为她没有接受，第二天就被女主人打发走了，因为男主人对他的妻子说佣人勾引自己。甚至有一次，雇主的父辈对她动手动脚。她一下子躲开了，但忍住了抱怨，她不想再次失去工作并重新找工作。“没有人会相信我的。我就是一个可怜的小女工，而他是市里有钱的工厂老板。”母亲同意回顾这段历史时对我这样说道。我注意到，即使六十年过去了，谈起这段经历时，她前所未有地被一种冷酷而悲凉的愤怒所笼罩。她补充道：“这种事情总在发生，但没人敢说。过去不比现在，女人们什么权利都没有……男人说话才算数。”十六七岁时，她已经了解了男人，所以当她结婚时，她并没有对男性，尤其是她要嫁的这个男人抱有任何幻想。

外祖母从德国回到法国后，回到她战前的伴侣身边，并且领回了她和他生的三个孩子，对她最大的女儿却不闻不问，甚至没有试着打听她在哪里、在做什么。但是母亲在战前的确和他们以及她两个同母异父的兄弟、一个同母异父的姐姐住在一起；战后母亲便开始住在她的雇主家里。母亲很想把继父看作自己的亲生父亲，她的继父是做煤炭生意的：每天坐在一辆马拉的货车上走街串巷，叫喊着“送煤嘞！送煤嘞！”，那些想要买袋装煤的人就从窗口喊他。战后，他依然做这份生意，只是马拉货车变成了小卡车。1946年，外祖母和他结婚时，没有邀请自己的大女儿参加婚礼，我母亲是从她同母异父的兄弟（她和兄弟还保持着联系）那里得到的消息。随后不久，因为母亲感到自己非常孤独不幸，所以还是决定去看望自己的母亲，尽管她对待她的方式如此恶劣（“她毕竟是我的母亲，而且我没有其他亲人了”）。但她的母亲并不在家，她带着自己的孩子去巴黎投靠她姐姐了。在巴黎，或者说在她居住的巴黎郊区，她似乎又开始了好几段艳遇。有一次，别人向我母亲这样描述她：“她是个破坏家庭的女人。”后来，外祖母又回到兰斯，重新与丈夫生活在一起。我的母亲最后又和他们住在了一起：她18岁时，却在努力地回到自己母亲身边。她母亲接受了她，照她的说法是“重新收留”了她。我的母亲可以原谅一切。她很高兴又重新回到了自己的家庭，但她永远不可能完全忘记母亲对自己满不在乎的态度，即便是残酷的战争也不足以成为借口。相反的，50年后，当我的外祖母因为没法照顾自己而离开了她的小公寓（地处最贫穷的巴黎18区中央，在一条简陋的名叫巴尔贝斯的街道上）时，是我母亲为她在兰斯找到一间单人公寓并且承担起照顾她的责任。外祖母在她最后的日子里几乎已经失去行动能力，当她坚持要回巴黎度过晚年时，是母亲为她在巴黎安排了养老院。因为外祖母的收入不足以支付养老院的费用，社保又不负责报销，于是母亲和我一直承担着大部分养老院的费用，一直到外祖母去世。

一直以来，我完全不了解——或者几乎不了解——母亲在战争期间和战后的这段经历。在我的童年和少年时期，也就是1960至1970年间，我很喜欢我的外祖母。她当时住在巴黎（事实上，我印象中的外祖母总是住在巴黎，她喜欢这座城市；当她1950年彻底离开自己在兰斯的丈夫后，她坚持来到巴黎生活）。她的工作是门卫，工作地点在13区，一开始在帕斯卡尔街（rue Pascal），后来又到一条名叫阿勒斯（Halles）的窄巷工作〔那时叫作阿勒斯街，现在叫作蒂克东（Tiquetonne）街，很难找到了〕。再后来，她来到了一个更加富有的街区，在12区（泰纳街）。她一直在这里工作，直到她退休后搬去巴尔贝斯的公寓。她在这里与另外一个男人生活在一起，我总是叫他“外公”——事实上的家庭和血缘关系上的家庭并不如我们所想的那么一致，更不要说法律意义上的家庭了。“继亲家庭”并不是20世纪90年代才出现的新事物。在工人阶级的世界中，夫妻及家庭结构一直以来——在任何时代——都充斥着复杂、多样、中断、重组、多次重组等情况（姘居情侣、在多个家庭中交替生活的孩子，以及各自尚未离婚就开始同居的半路夫妻等类似情况屡见不鲜）。我的外祖母和她的新伴侣就从未结婚，而且她也没有与1946年嫁的这任丈夫离婚，他直到1970或1980年代才去世，但她一直没有与他再见过面。从少年时代开始，直到后来的很长时间，我都为自己“混乱”的家庭状况感到羞耻：在外祖母和母亲的年龄问题上，我会对别人撒谎，因为这样别人就无法计算出外祖母生母亲时只有17岁；当谈到我称之为外公的这个人，我会假装他是外祖母的第二任丈夫……社会规则会对所处其中的所有人施加影响，那些希望一切事物都“井井有条”、充满“理性”、符合“标准”的人便可以将我们自幼年开始习得的社会规范视为圣旨。我们通过对社会的学习、通过社会规则带给我们的拘束感（羞耻感）——也就是当我们成长的环境与法律、政治规定下的完美形象（这种形象在我们所处的文化环境中无处不在，它被当作唯一的可能性以及需要努力达到的理想状况，即便这套名义上的家庭规范并不符合实际情况）不相符时感到的那种羞愧——将这套社会规则深深地印刻在我们的意识中。今天，如果有人试图将他自己对于亲密关系和家庭的定义强加于他人，或者用一套社会道德及法律准则来判断一个人的行为正确与否，再或者，将那些与现实脱离的、只存在于他们头脑中的保守而专横的价值观视为真理，我一定会非常反感；我之所以会有如此强烈的感受，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我个人的历史：过去，我曾因为这种价值观的束缚，将本真的自我视为脱离常规、不正常，以至劣等、可耻的。它无疑也解释了我为何对正常与否的判断标准如此不屑：将这套标准施加给我们的人（从根本上讲，他们确实为大众建立了标准），却是一群可以以正当名义“破坏”规则、享有非标准化待遇的人。如今，在经历过我所经历的一切后，我知道了用于判断正常与不正常的标准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相对的、人为的、可变的、与所处背景相关的，且两者相互交叠，总是非绝对化的……我还知道违反社会规则的人不单要时时生活在焦虑与痛苦之中，还很有可能为此遭遇身体上的折磨，因而就会强烈地渴望进入那个合理合法的、“正常”的世界（政府的强制措施之所以能生效，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这种渴望[这也许解释了为什么在平民阶层，那些松散的、可变的道德标准与更加严格的道德标准可以共存。人们在行为上是灵活的，在意识形态上却是严苛的，这种状况让人们非常害怕别人关于自己的流言蜚语。]）。

我在1960年代认识的这个外祖父（我没有在外祖父二字上加引号，因为他的确是我的外祖父，理由在于，无论这个家庭是否符合社会秩序的制定者在法律上的规定，真正的家庭应该是人们主观选择的结果，而且应该是事实上的家庭），他的工作是擦玻璃。他每天带着自己的梯子和水桶，骑着摩托车，到街上给咖啡馆和商店擦玻璃，有时还要到离家很远的地方去工作。有一次，我在巴黎市中心的街上走着，他正好经过那里，当他看到我，就在人行道边停了下来，很高兴跟我偶遇。而我却非常尴尬，害怕别人看到我和这个倚靠在奇怪挂车上的人站在一起。“和你说话的人是谁？”如果别人这么问我，我会怎样回答？此后的好几天，我心中萦绕着一种难以摆脱的负罪感：“为什么我会排斥自己，为什么我不敢承认自己的身份？为什么我与资产阶级，或者说小资产阶级的来往让我对自己的家庭感到如此羞耻？在思想上、政治上，我宣称自己反对阶级分化，但为何社会阶级的概念如此深入我心？”同时，我抱怨自己的家庭出身：“多么不幸，”我重复道，“生在这样的阶级。”我在这两种心情之间摇摆着，有时责怪自己，有时责怪他们（但他们对此负有责任吗？又是为什么而负责呢？）。我有一种分裂感，很不自在。我的信仰与我进入的资产阶级世界格格不入，我所秉持的社会批判理念与我本身的价值观相互违背，我甚至不能说这是我不得不接受的价值观，因为没有谁强迫我信奉它，我是自愿地接受了这种统治阶级的理念与评判标准。在政治上，我站在工人的一方，但我厌恶自己的工人出身。如果我不是平民家庭出身（我过去是工人家庭的一员，现在无论如何依旧是工人家庭的一员），那么我的“平民”立场就不会使我的内心如此纠结，也不会让我产生这样的精神危机了。

外祖父很喜欢喝酒（人们说他“很能喝”），在喝过几杯劣质红酒后，他就开始滔滔不绝，如同今天的郊区少年们那样妙语连珠，这是一种平民阶级展现口才的方式。他并非没有文化，他知道不少东西，而且，他想象中的自己比他本人更加见多识广，他在抛出自己的论断时总是斩钉截铁，从不妥协——虽然他的论断常常是错误的。他支持共产党，就像资产阶级支持右派那样自然而然：这一政治归属在他出生时就已随基因嵌入体内。在我父亲还支持共产党的时候，他也是如此，或者说，即便他不再支持共产党，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他仍然如此。“我们这些工人……”他说话时总是这样开头。外祖父曾经给我讲，有一天早上5点，他在圣日耳曼大街上骑着车去上班时，遇到一群刚从晚间聚会或者夜总会出来的资产阶级醉汉，他们对他嚷道：“可怜的穷鬼！”阶级对立这个概念对于他来说有明确的所指。他做梦都希望革命浪潮赶紧到来。定居巴黎后，我经常去外祖母家吃午饭，有时父母也从兰斯过来一起聚餐，偶尔还会带着我的两个弟弟。然而，如果我认识的人，或者我后来的同事知道了他们的住址，我就会感到十分羞耻。对于这个问题，我一向守口如瓶，如果有人问起，我要么回避，要么撒谎。

当时，我能感受到外祖母和母亲之间关系紧张，但直到外祖母去世，我才知道原因。母亲对我讲述了她过去一直或多或少隐瞒着的真相：战后，外祖母曾经抛弃她，使她成为孤儿……她此前从未对任何人提起过这段历史。她用自己在电视里听来的精神分析术语解释，“我下意识地回避了这个问题”。事实上，她一直都记得这些事，只是不愿提起，但同时又不禁时不时地影射这段历史（比如说，在我小的时候，每当我因为这样那样的事抱怨时，她就会愤怒地说：“你想进孤儿院是吗？”）。同时，母亲还披露了另一段不堪的历史，让原本已经不大光彩的家族图谱显得更加灰暗，仿佛家族史是一连串羞耻制成的牢笼，一个套一个。这些丑事不仅难以对外人言说，就是在家庭内部，大家也讳莫如深。母亲是在她的兄弟向她解释他为什么没有承担外祖母的养老费用时才得知此事，他不仅提到了外祖母曾经抛弃我的母亲，还提到另外一些母亲不知道的事。几个月之后，外祖母去世了，母亲把这些事告诉了我。是否因为外祖母已经离世，母亲才觉得可以毫无顾忌地向我们和盘托出这些历史了呢？我开始重新审视我的外祖母，这个非同寻常的女人。虽然和蔼可亲，但她的目光与声调仍会透露出她的冷酷。也许她从未忘记那天的恐怖场景，有嘶吼，也许还有殴打；以及接下来的那几个星期，也就是她头发重新长出来的那段时间；还有后来，邻居们渐渐淡忘这件事，它最后变成了人们偶尔提起的流言蜚语。她喜欢“吃喝玩乐”。如果我没理解错母亲的意思，外祖母是一个自由的女人，她喜欢晚上出门，喜欢寻欢作乐，她身边的男人一个接一个，从来没想和某个人建立更加密切而长久的关系。她的孩子对她来说必然是一个累赘，而成为母亲对她来说也不是一个主动的选择，而是不得不忍受的命运。在当时，避孕措施尚未普及，而堕胎则可以把人送进监狱。她在战后就曾因为堕胎进了监狱。她被判了多久的刑期？我不知道，我母亲也不知道。男人当然可以随心所欲地放纵，但女人不行。在工人阶级中间，一定程度上的性自由无疑是存在的，至少可以说，以资产阶级的道德标准来衡量，这种性自由是存在的，于是这些想要以不同方式生活的人便被一些道德卫士称作放荡下流。而对于女性来说，选择自由的生活方式还具有危险性。

1940年，法国北部被德军占领，两国签订停战协议。之后发生了什么呢？当时27岁的外祖母，不仅主动到德国工作，据人们传言，她还与一名德国军官私通（不知是否真实）……我试图想象她的处境：她想要活下去，想要有口饭吃，想要摆脱为生计发愁的悲惨生活。这名敌军军官是谁？她是否爱上了他？抑或，她只是想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比原来好一点？这两种解释并不相互矛盾。她又是如何决定抛弃自己的孩子和丈夫的？我永远也给不出答案。就像我不知道她在接受自己行为的后果时，当她因此变成一个“衣衫褴褛”的“受害者”时，当她经历艾吕雅（Éluard）在一首著名的悲情忏悔诗中写到的“马路上发生的悲剧”“剃发、殴打”[法 保尔·艾吕雅（Paul Éluard）：《了解谁想要》（Comprenne qui voudra），收于《赴德国人的约会》（巴黎：Minuit，1945）。]时，作何感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