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父母在结婚之后住进一间出租屋。当时，在兰斯找到住处并不容易，他们婚后的头几年就是在这间出租屋里度过的。两个孩子出生了，哥哥和我。外祖父用木料给我们做了一张床，我们俩头挨脚地睡在这张床上。后来，一家社会机构给我们提供了住房，位置在城市另一端新建的工人聚居区，于是我们搬去那里。“住房”这样的字眼和它的实际情况不太相符：混凝土制作的方块一个粘着另一个，在两边分别有一条彼此平行的、一模一样的通道。所有住房都只有一层，包括一间客厅和一间卧室（于是我们像原来一样，四个人睡在一间卧室）。房间里没有浴室，但客厅有自来水管和洗菜池，平时做饭和洗漱都在这里。冬天，取暖用的煤炉不足以烧热两个房间，家里总是冷飕飕的。门口几平米的花园增添了一点点绿意，父亲会耐心地种几棵蔬菜出来。

我是否还保留着对那时的记忆？这记忆不多，而且隐隐约约。但我对这件事却有着清晰而持久的印象：在消失了两三天后，父亲醉醺醺地回到家里（“每个周五晚上，在完成一周的工作之后，他要到小酒馆去寻欢作乐，经常夜不归宿。”母亲对我讲），他靠在房间的一端，抄起手边的瓶子（油瓶、奶瓶、酒瓶），一个个扔到对面的墙上摔个粉碎。我和哥哥蜷缩在母亲身边哭泣，母亲既愤怒又绝望地重复着：“好歹别伤着孩子。”父亲去世后不久，当我向母亲讲起这件事，以此来解释我不愿参加父亲葬礼的原因时，她惊讶地说：“你还记得这个？当时你还很小。”是的，我记得。一直都记得。这件事深深地印刻在我的脑海。这就像“原初场景”（Scène primitive）[该概念由弗洛伊德提出，指幼小的孩子在看到或想象父母进行性行为时，会将之理解为暴力。——译者注]会给孩子留下无法抹去的创伤，但是在这里尤其不能从心理学和精神分析的角度来分析。因为一旦我们开始用俄狄浦斯情节来解释这一切，我们就很难用社会的和政治的眼光来看待这一主体化的过程了：一出家庭情节剧就会取代实际上存在的历史和地理（城市的）因素，也就是社会阶层的因素。在这里回溯这件往事，并不是要借用拉康主义者惯用的解释方法，在这种父亲意象的衰弱或是对父亲认同的缺失（无论是实际意义上的还是象征意义上的）之中找到导致我成为同性恋的关键因素（得出这个结论之前当然首先要将我成为同性恋的事实放置在这段历史中去考量）。不是的，对于那些精神分析的拥趸者不断提及的概念，我无意援引[在《少数派道德——对于让·热内理论的延伸》〔（巴黎：Fayard，2001），页235—284〕一书中，我探讨了拉康关于同性恋产生“原因”的讨论（从他的原则看几乎是恐惧同性恋的）。]。我更愿意将之看作一个社会镜像阶段，在这个时期，人们有了自我意识并意识到自己处的阶级，这个阶级的人有一套属于自己的行为方式；这是一个社会召唤的情景（而非精神的或意识形态的召唤），通过使人们发觉自身阶级所处的社会状况并赋予我们特定的地位和身份，它实现了这种召唤；这是一个自我认知的过程，通过那个我们将要成为的人传递给我们的形象，我们意识到自己是谁，自己将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它让我内心萌生了一种顽固的意念，即与那个属于我的未来相对抗；然而同时，我的出身永远地印刻在了我的精神之中，这是任何思想转变、社会习得、乔装打扮，以及谎言与借口都无法抹去的印记。对于这段早期经历，我至少可以赋予它上述意义，虽然我知道，对这段早期经历的解读如同其他所有的解读（尤其是那些极易用精神分析方法来研究的情况）一样，都是一种重构。个体归属的实现和个体的转变、个体身份的建立和对这一身份的反抗，对我来说总是相互联系、相互重叠、相互对抗并牵制的。于是最初的社会身份认同（将自己看作自己）突然受到身份抗拒的影响，这种身份抗拒不断地从我们所拒绝接受的身份中获得能量。

我总是埋怨父亲是他本人的这个样子，他就像工人世界的一个缩影，如果我们从未属于过这个阶级，从未在他们中间生活过，我们就只能在电影和小说中见到这种形象。“这是爱弥儿·左拉式的。”母亲对我讲道，虽然她没有读过一丁点左拉。如果我们属于这个世界，如果我们曾同他们生活在一起，要承认自己属于他们中的一员又非常困难。我十分清楚地意识到，我书写这本书的方式（无论是对于我还是对于读者）首先假设了我本人在社会归属上并不属于他们，我也知道他们不太可能成为这本书的读者，我在书中竭力描绘和还原的，是他们那种一成不变的生活方式。人们并不经常提及工人阶级，当我们提及时，多半是因为我们走出了那个阶级，但当我们说我们走出了那个阶级，并很高兴自己走了出来时，这本身就重新否定了他们存在的社会合法性。当我们谈论他们时，更准确地说我们是在揭露（但保持必要的批评的距离，保持一种审视、判定的立场）一种社会不合法状态，他们总是处于这种状态之中。

归根结底，我所厌恶的，不是完成这个动作的人，而是这个可以催生如此行为的社会背景。也许扔瓶子的行为只持续了几分钟，但我想它带给我的是对于这种悲剧的厌恶、对于既定命运的反抗，还有因为要永远背负这段记忆而产生的，秘密的，但永远鲜活的内心伤口。这样的事件并不罕见。当时我4岁或5岁，父亲27岁或28岁。他无法摆脱这种属于工人阶级（尤其是男性）的社交方式（他在长成一个男人之后才发现这种方式）：下班之后，几个伙计一起到小酒馆喝酒、聚会。他有时几天都不回家，也许在和其他女人同床共枕。他21岁结婚，3年之内生了两个孩子。他大概渴望时不时地摆脱作为丈夫和父亲的束缚，通过各种方式来享受作为一个自由青年的乐趣。我想，也许是父亲在少年时代因为家庭状况的束缚，再加上承担了太多的家庭重担，没能享受到这样的生活，于是他终于想要放纵一下。他当年从一名承担家庭责任的长子，直接过渡为一位丈夫和父亲。这应该让人难以承受吧。他应该很难接受自己今后的生活将永远被家庭责任所束缚吧。于是，放纵的行为（这一表达方式的消极内涵并不能包含它所有复杂的意义）成为让他透口气、找点乐子的方式。当然，这样的行为在每天忙着照看孩子的母亲看来是绝不能想象和接受的。再说，父亲永远不会容忍母亲去咖啡馆寻乐，更别说夜不归宿了（他会杀掉她——在砸烂家里的一切之后！）

当我们还是只是工人阶级家庭的孩子时，就打心眼里明白自己的阶级归属。我在写关于保守革命（révolution conservatrice）的书时，曾经在图书馆借阅雷蒙·阿隆（Reymond Aron）的几本书，因为1980年代和1990年代的那批试图用左翼思想占领法国思想界的思想家们是推崇雷蒙·阿隆的（这种推崇倒是十分有理有据）。在阅读这位肤浅而喜欢说教的教授所作的几篇毫无层次和亮点的文章时，我看到了这句话：“如果我努力回忆自己在学习社会学之前是否产生了‘阶级意识’，我几乎回忆不起来，而这并不是因为年代久远导致的记忆模糊；换句话说，我不认为现代社会的每一个成员都一定认为自己从属于社会之中某个既定的，被称为阶级的群体。社会阶层无疑客观存在，但阶级成员的阶级意识并不一定存在。[法 雷蒙·阿隆：《社会科学与社会意识》（Science et conscience de la société），出自《现代社会》（Les Sociétés modernes）（巴黎：PUF，“Quadrige”，2006），页57。]”

我认为资产阶级出身的儿童缺乏阶级归属意识是可能的。统治阶级意识不到自己属于某个特定群体（就如同白人不能意识到自己属于白人群体，异性恋不能意识到自己属于异性恋群体）。因而，这段评论也展示出它的真实面貌：属于特权阶级的作者天真地承认自己在接触社会学之前没有阶级意识，而这件事本身恰恰展示了他的社会身份。我只见过这位人物一面，见到他后我立刻觉得反感。我讨厌他虚伪的笑容和柔和的声音，他用这种方式展示着自己的沉着、理性，但归根结底无非是展示着他作为资产阶级所拥有的丰厚的物质条件和成熟稳重的思维方式（然而他的文章却不乏暴力的言辞，而且这暴力总是有着明确的对象，如果这些对象有时能意识到这一点的话。在他的众多文章中，只需读读那篇关于1950年工人罢工的文章就可以明白！人们称赞他头脑清醒是因为当其他人参与到了支持苏联的队伍中时他仍然反对共产党。但事实并非如此，他反对共产党是因为他憎恨工人运动，他是作为资产阶级政治权利和意识形态的维护者而发声的，他反对一切可以给工人阶级希望或者可以动员他们的东西。说到底，他是为钱而写的人：一个为统治阶级维护其统治贡献力量的士兵。萨特在1968年五月风暴这件事上对他的责难十分正确。他理应得到这样的批评。萨特的伟大之处在于，他敢于违背人们在进行学术“讨论”时遵守的规则，即提倡“有理有据”的正统观念、排斥非传统思想和批判精神，他能在必要时“咒骂那些咒骂别人的人”，就像热内提出的这个漂亮的说法所形容的那样。我们永远也不应该忘记这一箴言）。

就我而言，我一直以来都深深地感受到自己的阶级归属。这并不意味着我属于一个有自我意识的阶级。我们可以意识到自己属于某个阶级，但不代表这个阶级一定有意识地将自己看作一个社会阶级，或是“定义明确的群体”。但无论如何，人们还是会在具体的生活情景中感受到这个群体的现实状况。比如，当我和哥哥放假时，母亲会把我们带到她的雇主家里，母亲工作时，我们就待在餐厅，我们会听到女主人指使母亲做这做那，还会表扬或者责骂她（一天，女主人对她说：“我太失望了，我没法相信你了。”接着母亲泪流满面地走进厨房，我和哥哥看到这样的场景吓坏了。当我回想起这场景——啊！那雇主的语气！——我对这世界——这个人们随随便便地羞辱母亲就像呼吸一样正常的世界——充满了厌恶，对于这种权利关系、阶级差异，我内心充满了憎恨）。我猜，雷蒙·阿隆家里也有一个女佣，当他打网球时，她会在他母亲的指使下给他熨烫衬衫并且清洗浴室地板，当他准备进入漫长而体面的求学生涯时，她与他同龄的孩子却准备进入工厂工作，或者已经进入工厂工作；但他可能从来没想到，她，这个女佣，会“意识到自己属于某个社会群体”，属于一个与他不同的社会群体。当我看到他青少年时的家庭照片，我看到的是一个对自身状态非常满足的资产阶级家庭（无疑，这是一种自觉的满足感）。他却没有意识到？即便是回顾过去时也没有意识到？好一个社会学家！

在我小时候，有一对夫妻和父母关系很好，其中丈夫在酒窖打工，妻子在富人区的一家私人旅馆当门卫，这家旅馆里住着一个兰斯大家庭。这对夫妇住在栅栏入口旁边的小屋子里。当我们偶尔在周日去他们家聚餐时，我就会和他们的女儿在那栋巨大建筑前面的院子里玩耍。我们知道另外一个世界的存在，它就在台阶上面那张玻璃窗下的入口里。我们对那个世界只有几个短暂的印象：一辆漂亮的轿车驶进来，从车上下来的这个人，我们所认识的人中没有任何一个衣着与他相似……但如同对社会关系有着本能反应一般，我们知道“我们”和“他们”之间有差别，他们，是住在那栋房子里的人以及前来拜访他们的朋友；我们，是那些住在两室或者三室房间里的门卫们，以及他们会在休息日接待的朋友们，也就是我的父母以及我和我的兄弟。相距只有几十米的两个世界差别如此巨大，我们怎么可能意识不到社会阶级的存在？怎么可能不知道自己属于哪一边？理查德·霍加特（Richard Hoggart）说得很对，当我们属于平民阶级时，我们很容易发现阶级的存在[英 理查德·霍加特：《纽波特街33号——一个平民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自传》（33 Newport Street. Autobiographie d’un intellectuel issu des classes populaires）〔巴黎：Gallimard/Seuil，“Hautes études”（“高等研究所”。——译者注），1991〕。]。日常生活的艰辛每时每刻都在提醒着他们自己的阶级归属，更何况我们可以看到其他阶级的生活条件与自己的差距。当我们看到他人的生活方式以及他们与我们是如此不同时，我们怎么会意识不到自己的身份呢？

上世纪60年代初，我们搬进一栋刚刚完工的公租房（HLM）大楼，这间公寓是母亲不停奔走，好不容易得到的。这是一个典型的安插于城市结构中，甚至可以说是在城市内部的社会公租房：整个项目包括三个“大块”，就像人们说的那样；一共四层楼；处于一大片独立住房中间，整个街区位于工业区和几个香槟酒庄（Taittinger, Mumm, Louis Roederer）之间。公寓包括一个餐厅，一个厨房，还有（终于！）两间卧室，父母一间，孩子们一间。另外，我们有了浴室。我在离家不远的小学就学。每个周四，我去圣女贞德教堂上教理课。应该将其看作一种平民阶级中流行的、怪异而荒谬的传统宗教教规？还是一种在孩子们没课的时候把他们管住的方式？可能两者皆有！我的父母并不信教，甚至是反对教权的。父亲从来不进教堂，每当有家庭典礼（洗礼、婚礼、葬礼等），女人们在教堂里参加典礼时，他总是和其他男人们待在教堂外的广场上。但是父母却坚持给我们做洗礼，让我们上教理课——那个教堂的神父会让男孩子坐在自己的腿上，抚摸他们的大腿（他在社区里有这个坏名声，有一次我听父亲大声叫嚷说他对这个神父厌恶透顶，他还说：“如果让我知道他碰了我的孩子，我非干掉他不可。”）。我们的教理课一直延续到领圣体的那一天——那天我们穿着白袍，在胸前戴上一个巨大的木质十字架。

那天，我在母亲家里发现一些我和哥哥的照片，照片里还有叔叔姑姑、堂兄弟堂姐妹们。那是在一次家庭典礼之后，我们这个小小的家族在奶奶家门前的空地上组织了节日聚餐，对我们来说宗教礼仪只是聚餐的借口和理由：宗教仪式虽然荒谬可笑，但给非宗教聚会提供了机会，由此，宗教仪式承担了敦促家庭团聚的责任，维持着兄弟姐妹以及他们的孩子（我的堂兄弟、堂姐妹）之间的联系，同时，它还一再地肯定着我们所处的这个社会圈子，因为在聚会上，人们总是展现出职业、文化、阶级的一致性，而且前一次家庭聚会中的人总是出现在这次聚会中。这可能是我逃避聚会的原因，尤其是我两个弟弟的婚礼：我不可能沉浸于这种形式的社交和文化活动，它们让我极其不适；“它们”是指，那些饭后的仪式，整桌人一起高喊“西蒙，来一首歌！”“勒内，来一首歌！”，于是每个人分别唱了自己的歌，歌声一会儿搞笑、一会儿夸张，那是这个场合特有的唱歌方式，然后，每年如此，还有每年一样的猥琐笑话、舞蹈、没用的愚蠢伎俩，还有聚餐结束后的争吵——有时会演变成初级阶段的斗殴，因为那些关于怀疑某人通奸的老矛盾被挖了出来。

我家庭内部这种社会阶级的一致性基本没有改变。回到米伊宗的家里后，我浏览了摆放在家具上、墙上的照片。我询问母亲，这个人是谁，那个人又是谁。这是一个人丁兴旺的家族：这是我兄弟们的孩子，那是某个堂姐和她的丈夫，那又是某个表弟和他的妻子，等等。每次我都问：“他是做什么的？”众多答案描绘出一幅当今平民阶级生存状况的图景：“他在X或者Y工厂打工。”“他在酒窖工作。”“他是泥瓦匠。”“他是保安。”“他现在没活儿干。”……有时这个堂姐（税务员）或者那个嫂子（秘书）可以实现社会地位的上升。我们已经远远地脱离了过去的悲惨生活，也就是我童年时期经历的那种悲惨生活——“他们过得不算惨。”“她挣得不少。”母亲在回答完我的问题时总是这样说。但他们的社会地位没有改变：整个家族的状况没有改变，他们与这个阶级世界的关系没有改变。

就在我们刚刚搬进的大楼几十米之外的地方，人们正在建造一个罗马风格的小教堂，教堂是藤田嗣治设计的，为了庆祝他几年前突然在兰斯的圣·雷米大教堂改信基督教，他还会在教堂里画上壁画。我是很久之后才明白，我们家对艺术没什么兴趣，对基督教艺术更是如此。我是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才第一次走进这座教堂。对于艺术的品味需要学习。我学习了。这是自我再教育的一部分，这种自我再教育几乎就是完全改变自己，只有完成它，我才能进入另外一个世界、另外一个社会阶级——才能远离我过去的一切。无论人们有意识或无意识，对于艺术作品的喜好或者对一切文学艺术的喜好总是会让一个人显得更高级，这种高级是通过与那些没有机会接触艺术品的人相比较而实现的。艺术爱好者的这种“高级”，指与其他人在自我构成上的差别，指人们对自己的眼光与对其他人（那些“没文化”的、“低等”阶级的人）眼光的迥异。在我后来作为“文化人”的生活中，当我参观一个展览，或是听一场音乐会，或是观看一场歌剧表演时，有无数次，我观察到那些热衷于“高雅”文化活动的人们从这些行为中获得了如此多的自我满足感和优越感，这种满足感和优越感展现于他们永远不会放下的神秘微笑，还有他们克制的肢体动作，还有他们作为艺术行家以及有钱人的讲话方式……所有这些都表达了一种对于自身社会身份的愉悦感，他们属于优越的阶级，他们可以通过欣赏“高雅”艺术来炫耀自己。这样的场景总是让我觉得惊恐，然而我依旧努力让自己变得和他们更加相像，让自己看起来出生于这样的阶级，努力像他们一样，在欣赏艺术的场合表现出轻松自如的神态。

重新学习说话的方式也是必要的：我得忘记过去错误的发音、表达方式，忘记属于地方的词句（不能说苹果是“好东西”，而要说它“太酸”），改掉东北地区的口音，同时改掉平民阶级的口音，要让言辞更加体面，要更精准地使用语法来遣词造句……总之，我无时无刻不在控制自己的发音和表达方式。“你说话像写书似的。”在家，母亲总是这样嘲笑我，她的话还表示：人们知道我为什么要使用这新的说话方式。她这样说完（就如同今天的情况一样），我就会变得非常小心，重新拾回曾经忘记的口音，避免使用对于平民阶级来说过于复杂、过于文绉绉的句子（比如，我要说“我去过”而非“我曾经前往”），我还要努力重新找回那些虽然已经被我遗弃至记忆深处，许久不用，然而却从未忘记的语气、词汇和表达方式：这并不是说我完全成为一个说两种语言的人，但我会根据所处的环境和阶级来对自己说话和行事的方式进行或多或少的改变。

住进这间公寓之后，我进入市里的“公立男子高中”。我应该着重强调这件事，因为这并不是一桩平淡无奇的事件，事实上，它在我们的家庭历史上是一次真正的转折。我是家里第一个接受中学教育的人，虽然只是刚刚进入第二阶段教育而已。当时我11岁，比我大两岁的哥哥还留在第一阶段。在那个时代，两条截然不同的求学道路同时存在，所以淘汰机制是那样的直接而残酷。哥哥在一年之后成了屠夫的学徒。他不想再上学了，他觉得上学很无聊，而且浪费时间。母亲有一天在肉店门口看到一张“招学徒”的启示，问哥哥是否感兴趣。他给出肯定的回答，于是母亲带他去了，他便成了学徒。我俩的人生之路从此岔开。事实上，这分叉点总是可以被追溯到很早之前。很快，我们就变得不同了，从穿衣方式、发型，到说话和思考方式。到十五六岁的时候，他只喜欢和自己的伙伴混在一起了，踢足球、勾搭女孩、听听约翰尼·哈里戴（Johnny Hallyday）的歌，而我却更喜欢待在家里读书，在音乐上我偏爱滚石（Rolling Stones）和冯丝华·哈蒂（Françoise Hardy）（她的《所有与我同龄的男孩和女孩》这首歌仿佛是写给孤独的同性恋者的），然后是芭芭拉（Barbara）和雷欧·费亥（Léo Ferré），或者鲍勃·迪伦（Bob Dylan）、多诺万（Donovan）和琼·贝兹（Joan Baez），也就是属于“知识分子”的歌手们。哥哥仍然保持着他平民阶级的“气质”，他的行为方式和肢体语言将他和我们属于的那个社会阶层连接起来，而我创造了一种同样非常典型的中学生“气质”，它让我远离平民阶级（16岁时，我穿带帽粗呢大衣，脚穿其乐沙漠靴，留长发）。甚至连我们对政治的态度也迥然不同：他对政治绝对没有半点兴趣，而我却很早就开始就“阶级斗争”“永久革命”和“无产阶级国际化”这些问题长篇大论了。

每当有人问我哥哥的职业，我都会感到非常尴尬，我从未透露过真相。对于我在青年时代蜕变为知识分子这件事，哥哥总是怀着几分怀疑和讥讽的（当然他也绝不会忽略我成为同性恋者这件事，即便他只是泛泛地嘲笑我的样子，而没有针对我的同性恋倾向——在他这样一个努力保持属于平民阶级的那种男子气概的人眼里，我的形象就是“娘娘腔”；而当时，甚至我自己都还没有意识到自己性向显现的端倪和它令人不安的召唤）。从搬至市郊的公租房到1967年搬家，我们一直住在一个屋檐下。我们的房间（因为我上高中，需要读书，所以独占一间卧室；哥哥与另外一个弟弟同住一间房，最小的弟弟与父母睡一间房）只有一个走廊之隔，但我们之间的差距与日俱增。我们都坚持着自己的选择，或者说我们以为那是我们自己的选择。所以，我俩必定会因为对方的样子而感到尴尬。他的形象毫无疑问符合我们的阶级，符合属于我们的职业，符合社会为我们预设的未来；而我，很快就体会到一种强烈的疏离感，这种疏离感是我的学习经历和同性恋取向争相安插在我身上的：我不会成长为工人，或是屠夫，我不会变成那个我们应该变成的样子。哥哥服过兵役之后不久就结婚了（当时他应该是21或22岁），婚后很快就有了两个孩子……而我，18岁进入大学，20岁离开家（也就是在他离开家不久之后）开始独立而自由地生活，并且为了避免服兵役想尽办法（几年后，我的确免除了兵役，先是最大限度地享受了被人们称作“缓期”的那段时间用来继续学习，然后在入伍前“三天”的身体检查中，我假装自己有视力和听力障碍，以至于樊尚兵营的负责医师问我：“你是做什么的？”我回答：“我正在准备哲学教师资格会考。”他说：“那就继续吧，这对谁都好。”我当时25岁，难以克制或是掩饰听到这话之后内心的巨大喜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