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我知道，那些在60年代和70年代让平民阶级热血沸腾的感受，从很多角度看，推动甚至催生了国民阵线的政治主张和它在政坛的成功。如果试图从那一时期我的家人们日复一日的言谈中总结出一套政治纲领的话，我们可以发现虽然他们当时选择了左派政党，但这一政治纲领并不会与后来他们在80、90年代选择极右政党时有太大差别：排斥移民，支持在就业和社会保障领域实行“国民优先[指拥有法国国籍的公民优先。——译者注]”政策，主张在刑事犯罪的处罚上加强力度，支持死刑原则并主张在广泛的领域运用死刑原则，主张公民可以选择在14岁离开教学系统，等等。深入骨髓的种族主义思想是白人工人阶级和平民阶级的主要特点之一，这一事实使得极右政党可能，或者说是轻易地获得了过去共产党的选民群体（或者说是更年轻的那些从一开始就选择国民阵线的选民群体，因为似乎工人阶级家庭的年轻人比他们的上一辈更容易也更一贯地选择极右政党[关于平民阶级中的不同代人与左派和右派关系的变化，请参看前文中提到的帕特里克·勒英格（Patrick Lehingue）的文章。]）。流行于80年代的攻击马格里布[非洲西北部一带，主要指阿尔及利亚、突尼斯、摩洛哥等地。——译者注]裔家庭的话语如“我们被侵占了，国家都不是我们的了”“只有他们有，他们都有家庭补助，就没有我们的份儿了”等类似的抱怨持续了至少三十年，人们在看待马格里布地区来的工作者并与之谈话、交往的过程中，都带着彻底的敌对情绪[请参看［法］克莱尔·埃切勒利（Claire Etcherelli）：《艾丽斯或真正的生活》（Élise ou la vraie vie）（1967）（巴黎：Gallimard，“Folio”，1977）。本书对1950年代法国工人阶级中的种族主义情绪和外来移民打工者的生活环境进行了逼真的描述。]。在阿尔及利亚战争期间（“既然他们想获得独立，他们只要待在自己的国家就好了”）和阿国获得独立之后（“他们想独立，独立了！那现在就回去吧”），这种敌对情绪就已经展现出来，但在60年代至70年代期间，这种情绪又成倍增加了。法国人对他们的蔑视体现在法国人那时一直用“你”[法语中的第二人称有Vous和Tu两种，Vous一般翻译作“您”，是尊称，一般在较正式的场合或表示尊重时都使用Vous。Tu一般翻译作“你”。——译者注]来称呼他们（只对他们如此），用“山羊”“老鼠”或类似的词来称呼他们。当时，移民主要是男性，他们居住在卫生条件极差的合租房和旅馆中，那些房东通过给他们提供迫使人放弃尊严的生活条件赚了一大笔钱。而一大批新一代移民的到来（同时伴随着组建家庭、生孩子）改变了既有秩序：所有外来人口都住进了不久之前才新建的公租房社区，而在他们到来之前，这里几乎只有法国人和欧洲其他国家的移民居住。在1960年代中期，当我的父母搬进市郊的公租房，也就是我度过13岁到20岁的地方时，大楼里只有白人居民。在70年代末（那时我已经离开那里很久了），马格里布地区来的家庭开始住进大楼，并迅速成为整个社区人口的主要组成部分。这些转变大大加深了一直以来就存在的、通过日常语言表现出来的种族主义情绪。但因为涉及两种不同层面的、绝少相交的意识，种族主义并不会干扰他们的政治选择，即便他们要选择的这个政党（那个“党”）曾反对阿尔及利亚战争，即便他们要加入的这个公会（la CGT，法国总工会）的官方态度是批判种族主义，即便他们，更泛泛地说，需要将自己归入左派工人的阵营[在《艾丽斯或真正的生活》中，正是工会内部和与共产党关系密切的工人在工厂内部表现出了他们的种族主义倾向。一些人竟然用阿尔及利亚人和突尼斯人没有参加为了提高工资举行的罢工来为他们自己对于对方的敌对态度正名。]。

事实上，当人们给左派投票时，是在用某种方式抵抗这种本能的冲动，也就是抵抗自身的一部分。种族主义的感受无疑是非常猛烈的，再者，法国共产党在很多场合也没少讨好它。但共产党并没有将其视作其政治追求的核心部分。甚至，当人们处于小家庭之外的圈子时，有时会感到必须为此解释。人们经常以这样的方式开始一句话：“我从来都不是种族主义者……”也经常以这样的方式结束讲话：“所以说，我不是种族主义者。”或者人们把这样的解释插入句子：“就像其他地方的人一样，他们那儿也有这样的人……”然后举出工厂中某一个“男孩”的例子，等等。包含着一般种族主义情绪的日常用语需要一定的时间转变成更加直接的意识形态和一致的看待社会的方式，这一过程是在一套设计出的政治主张的影响下发生的，这一政治主张的目的是鼓励这种行为并给予这种行为以政治意义。

父母离开他们原来的住处，搬家至米伊宗，是因为他们无法再忍受社区的新环境了，他们要逃离那些他们眼中的大量入侵的威胁，这些威胁让原本属于他们的世界一点点地不再属于他们。母亲首先抱怨“一大帮”新来移民的孩子们，他们在楼梯上随意小便大便，长成青少年后又让整个社区处于违法乱纪的笼罩之中，他们让整个区域充满不安、恐惧。她气愤大楼设施总是被破坏，包括楼梯间的墙面、私人地下室的门、大楼入口的信箱柜（刚一修好，马上又被破坏），以及总是莫名消失的信件和报纸。更不用说停在街上的汽车所遭受的破坏：后视镜被打碎、车漆被划出痕……她不能再忍受各个厨房不停传出的噪音和气味，也不能忍受宰牲节期间他们楼上的一家人在浴室宰羊时传出的羊叫声。她的描述是基于事实还是幻想？也许两者兼有。因为我当时已经不和他们同住，也从来不去探望，所以我无法做出判断。每当我在电话里和母亲说她太夸张了（她几乎想不起谈论别的事情），她就会回答：“我知道你住的地方不是这样的，你住的社区不会发生这些事情。”我能如何作答？于是我开始思考如何通过世界观和政治思考体系的陈述，改变邻里矛盾（我愿意相信它们确实那样严重）在人们头脑中的样貌。这一邻里矛盾与怎样的历史事实相连接？它有着怎样的社会根源？它凝结和具体化为这样的形态：投票给极右派政党，投票给那些只会鼓励大家用粗暴的愤怒来回应问题的候选人。这具体化的过程是建立在怎样的政治主体自我构成的新方式之上的？既然这种方式已经在政治媒介空间中被允许、被传播，由它产生的本能的理解范畴和划分社会的方式（“法国人”对抗“外国人”）越来越明显地占领了人们的头脑，越来越广泛地蔓延在人们的日常谈话中：小家庭、大家庭、商人之间、街头巷尾、工厂里……于是我们见证了过去被法共影响的那些社会、政治阶层中间出现了种族主义的具体化，还见证了一种政治转向：它声称自己在回应人民的声音及爱国情绪，但实际上它只是为这些情绪提供了一个相应的讨论框架却并没有改变它们，它只是使恶的冲动和先在的厌恶感合法化了。“法国”平民阶级中流行的“常识”已经被深刻地改变，因为，具体地说，“法国人”的生活质量取代了“工人”或者“左派”男男女女的生活质量，成了他们最关切的事。

种族主义情绪于1960年代在平民阶级中变得日常化，并且在70、80年代进一步加强，我的家庭便是其中一个典型的例子。当时人们不停地（母亲如今依然）使用贬义的、侮辱性的词汇攻击来自北非的打工者，以及来法国与他们团聚的家庭成员，以及他们在当地组建的家庭，以及他们出生在法国的后代（这些后代已经具有法国国籍，但依然被视作“移民”，至少是“外国人”）。这些辱骂可能在任何时间出现，他们每次聚会都会强调它们，以便叠加这种尖刻的敌意：“毛鬼”“老阿”……因为我的皮肤发棕，母亲过去经常对我说：“你长得像个老阿。”或者“你从远处走过来的时候我还以为你是个黑鬼。”我知道，那时我的阶级出身之所以让我感到恐惧，与我每天听到好几次类似用语之后产生的沮丧甚至是厌恶有关。就在最近，我邀请母亲来巴黎过周末，她在谈话过程中不断使用那些词，我很少反驳，我的生活经历正让我无力反驳：“老阿”“黑鬼”“中国佬”……我们聊到她的母亲曾经居住的巴尔贝斯社区（那一街区在很早之前就几乎只有非洲裔和马格里布裔的居民了），她说自己不喜欢住在那里，原因是：“在那里，不像在我们这里。”我试图在压制自己不快的同时进行简短的辩驳：“但是，妈妈，巴尔贝斯区就是我们这里，它是巴黎的一部分。”她只是简单地回答道：“可能吧，但我这么说有我的理由……”我只能嘟囔着：“我不同意。”我在心里得出这样的结论：我已经开始书写的这段“回归故里”之旅不会是一段轻松的旅程，它甚至可能是一段无法完成的精神、社会之旅。但思考过后，我开始问自己，母亲的种族主义倾向和她表现出的对于移民打工者，尤其是“阿拉伯人”一贯的恶毒的鄙夷，对她（一个总能感受到自己地位卑微的社会成员）来说，是否是一种通过贬低比她更加悲惨的人来获得优越感的方式。这是一种通过贬低他人，为自己建立一种有价值的形象的方式，这是一种让自己感到自己存在的方式。

1960年代和1970年代，在父母，尤其是母亲的语言中，已经出现两种划分“我们”和“他们”的方式了：阶级的划分（富人和穷人）和种族的划分（“法国人”和“外国人”）。但在不同的政治和社会场景中，话题会更多地转向其中某种划分法。1968年五月风暴期间，大罢工将所有“工作者”不分种族地联合起来，一同对抗“雇主”阶级。当时流行的漂亮口号是：“法国工人、移民工人，共同的雇主，同一场战斗。”在后来更加地区化的小型罢工中，这一理念仍然占主流（在这种情况下，边界线转移至罢工者和“不愿罢工的工人”，也就是“黄色工人”之间）。萨特强调这点是有道理的：在大罢工之前，法国工人具有本能的种族主义倾向，他们鄙视外来移民，但罢工运动一旦开始，这些不良情绪便消散了，团结一致成为主流（即便这是部分的、临时的）。所以正是缺乏动员，或者说缺乏将自己看作一个团结的、因为可能被动员所以总是在精神上被动员的社会团体中的一员，才导致了用种族主义的观点划分你我的方式代替了用阶级的观点来划分你我的方式。此后，这一团体（动员性曾经是他们自我认识的基本面，但现在它被左派消解了）围绕在这一新的原则周围，这次是国家的原则：自己“合法地”占有这块土地，却感到被剥夺、被驱赶——人们居住的社区代替了工作单位和社会环境在自我定义和对自我与他人关系的定义中充当的位置。更笼统地说，人们将自己看作一个国家天然的主人和拥有者，于是人们要求成为这一国家所给予的权利的唯一享有者。人们变得无法忍受“他人”获得这些权利（即便只获得很少一点）以至于认为当“他人”分割一部分权利时，自己获得的就会更少。人们通过否认他人合法属于一个“国家”，通过否认他人拥有权利（而这些权利是人们自己希望获得的，但同时，当局和那些替他们发声的人却在否认他们的权利）的方式来获得自我肯定。

当我们解释平民阶级在这个或那个时刻将选票投给右派的原因时，我们还应该自问：我们是否假设了平民阶级天然地应该支持左派，虽然他们并不总是投票给左派，他们从来不是只投票给左派。毕竟，即便是在共产党作为“工人阶级的政党”在选票上大获全胜时，也只有30%的工人阶级给他们投票，即便没有更多，至少也有同样数量的工人阶级投票给了右派候选人（在两派总票数上比较）。这不仅涉及投票，甚至在平民和工人的动员方面，也就是共同参与运动方面，他们也曾经站在右派一边，或者说至少反对左派的主张：例如20世纪初的“黄色”运动，或者同时代爆发于法国南部的种族主义骚乱，或者为反对雇用外国工人所组织的罢工运动[关于法国平民阶级（尤其是左派工人）的种族主义倾向和反犹主义倾向，以及右派工人运动，请参看：［以色列］泽维·斯顿赫尔：《革命的右派，1885—1914》（La Droite révolutionnaire，1885—1914）（巴黎：Fayard，2000），主要参看第4章《左派的反犹主义》（L’antisémitisme de gauche）及第6章《无产阶级右派：黄色工人》（Une droite prolétarienne）。还请参看同一作者的著作：《非左派非右派——存在于法国的法西斯意识形态》（Ni droite ni gauche. L’idéologie fasciste en Frence）（巴黎，Fayard，2000）。]……许久以来，许多左派思想家试图解密这一现象：他们援引葛兰西，葛兰西曾在他的著作《狱中札记》中讨论了为什么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在意大利，虽然促使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爆发的条件似乎都具备，但革命还是流产了，或者更准确地说，以法西斯革命的形式爆发了；他们还援引威廉·赖希，赖希在1933年出版的《法西斯主义的群众心理学》中分析了平民阶级转向法西斯主义的过程。因此，工人阶级和左派之间看起来很明显的联系实际上可能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理所当然，它更应该被解释为是一些理论（如马克思主义）在战胜另外一些理论时历史地塑造了这一现象，这些理论塑造了我们看待社会的方式以及我们的政治范畴[关于反对左派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为我们思考工人阶级生产状况和工人阶级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提供另外一种思考框架），请参看：［以色列］泽维·斯顿赫尔：《革命的右派，1885—1914》，主要参看第9章《追寻民众基础：法国运动和无产阶级》（À la recherche d’une assise populaire: l’Action fançaise et le prolétariat）。]。

就像家族中所有他们的同代人一样，我的父母在投票给右派和极右政党（也不是每次都投给右派）之前也自称是左派（我经常在家族圈子里听到这样的话：“我们，是左派……”似乎人们无法想象还有其他的可能性）。我的兄弟们，就像家族中部分他们的同代人一样，向右派寻求身份认同（在很长的时间内给极右势力投票），他们甚至不明白为什么人们会觉得这很奇怪：自从他们达到投票年龄，就一直反对左派。过去曾经是左派尤其是共产党选票支柱的工人区，如今成为极右政党一贯的、主要的支持者。那些知识分子宣扬着阶级优越性，并将自己的想法投射在平民阶级身上，他们声称自己关心平民阶级的诉求，热爱平民阶级“本能的智慧”（正因为他们没有在自己的生活中遇到任何一个平民阶级成员——如果在阅读19世纪的文字时读到他们不算数的话——他们对此更加富有热情），但我想，他们恐怕要面对尖锐的真相以及残酷而令人失望的事实了。正是这一神话和骗局，让一些人（为了炫耀他们的新激进主义）像前文中提到的新保守主义所犯的错误一样，坚持认为左派如果想要理解是什么导致了左派的失败并且希望有一天能够克服它重新取得胜利的话，就应该现在放弃挣扎。但“本能的智慧”并不存在，或者更准确地说，“本能的智慧”并没有固定意义，它并不会自然地与这样或那样一种政治形态相联系：个人在社会以及工作组织中的位置不足以决定他的“阶级倾向”或者不足以让他认识到这种倾向（如果没有理论作为媒介；这理论是社会运动以及政党提供给他们的看待世界的方式）。理论赋予某一个时刻的经历以形式和意义，同一段经历依照它们所选择和依靠的不同的理论和主张，可以被赋予完全相反的意义[关于对将“经历”看作直接“证据”的理念的批评，以及对政治主张和理论在感知过程和这种感知所伴随的实践和意义上所起的作用的分析，请参看［美］琼·瓦拉赫·斯科特（Joan W. Scott）：《历史的批判理论：身份、经历、政治》（Téorie critique de l’histoire. Identités, expérience, politiques）（巴黎：Fayard，2009）中《经历的证据》一文，页65—126。]。

这就是为什么满足于宣扬所有人先天“平等”并反复强调每个个体都具有同样的“权能（compétence）”的“民主”思想（即便这一思想的作者们赞叹自己发明了这种“丑恶”的思想）从任何角度看都不是一种解放的思想，它从不反思这些理念的形成方式，也不反思这种“权能”引发的结果可以彻底颠覆这一价值理念本身（在不同的地点、情形，在不同的谈话方式中——比如，在这样的讨论中，一种观点可以被看作是绝对首要的政治价值，在另一种讨论中，它也可以被认为与政治认同完全没有关系），即便将它使用在同一人或同一政治群体身上[在这一问题上，我援引前文中提到的斯图亚特·霍尔《通向重建的艰难之路》一书中的观点。]。我不喜欢母亲和兄弟们通过“抽签”的方式，以他们拥有与所有人相同的“权能”的名义，担任社区管理者（他们自己也不是特别渴望）：他们做出的选择也不会与他们在投票选举时表达的观点相异，唯一不同的是他们可能更倾向于选择大多数人的立场。如果我的保留意见冒犯了雅典民主传统的信徒，很遗憾。如果他们的行为看起来可能是充满善意的，那么这件事就更让我担忧了[关于对共有“权能”的赞颂以及将“抽签”作为实现人民权力的管理原则的内容，请参看［法］雅克·朗西埃（Jacques Rancière）：《民主的怨恨》（La Haine de la Démocratie）（巴黎：La Fabrique，2005）。朗西埃本人对这一问题也只有模糊的意识，他从来没有明确提出这一问题（当然是如此！而这一事实使他的许多假设变得可以被质疑），因为所有他提到的体现民主的例证都指向他用“斗争”或“运动”（也就是说指向了众多不同意见的汇总和集体表达）。这显示了作为民主根基的“人民的权力”的主体从来就不是一些彼此没有差别的个体：它存在于彼此相异、冲突的各个社会和政治框架之中。对于民主的思考应该将这些框架作为质疑和关切的中心。]。

那么，在不陷入祈求“阶级斗争”彰显其魔幻性和神秘性（“阶级斗争”如今会让宣扬“回归马克思”的人们心潮澎湃，他们认为政治主张必须也只能来源于阶级地位，而且人们拥有的政治主张必然会导致“工人阶级”进行有意识、有组织的对抗，以此来摆脱异化，实现对于社会主义的向往，而资产阶级，因为不明白这样似乎有现实指向的概念以及臆想出的现实的意涵，于是也就对它们蕴藏的危险一无所知）的前提下如何对上一章中提到的实际存在的社会阶级和社会冲突、甚至客观存在的“战争”进行思考？

相反，我们应该试图理解为什么平民阶级可以在某些情况下认为自己的生存状况决定了他们必然支持左派，在另外一些情况下却认为自己显然应该支持右派。应该将以下一些因素考虑在内：当然有地区范围和国际范围的经济状况，发生倾向转变的个体在工作上和与人的关系上有何变化，但也需要考虑，而且尤其需要考虑政治话语和讨论时所使用的范畴是以怎样的方式来塑造政治主体化过程的。政党在这一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如果不能说是基础性作用的话），因为我们发现，那些如果没有发言人替他们说话（为了他们的利益或者站在他们的角度来说话）就难以表达自己的人们，正是通过政党发出自己的声音的[政党的中介作用这一关键因素并未出现在萨特（在他书写关于选举的文章时，他受到左派自发主义的影响）建构的模式中。相反布尔迪厄（Bourdieu）在他的著作《社会科学研究》（Acte de la recherche en sciences sociales）中的文章《内阁的秘密——从个人意愿到“集体意愿”》与此相关，n°140，2001，页7—13。]。它们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正是那些经过组织的政治话语，为人们创造了用于感知社会的范畴、他们将自己视作政治主体的方式，并且定义了人们认知自身“利益”以及由此产生的政治选择的方式[关于这点，请参看斯图亚特·霍尔的著作《通向重建的艰难之路》（The Hard Road to Renewal）中《葛兰西和我们》（Gramsci and Us）一文。]。所以永远不应该忽视这个问题：平民阶级必须寻找代理人（除了极少数选举时刻），以及平民阶级拒绝被代理人剥夺权益并因此放弃原有代理人、寻找新的代理人，两者之间的悖论。另外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应该永远提防所有政党天然地试图保证其对于自身政治生命的支配权的倾向，以及所有政党领导想要保证自身定义何为正当政治行为的权力[这当然需要党内及政府内部知识分子的支持，这些知识分子试图定义什么是政治而什么不是，什么是“民主”的而什么是“反民主”的，等等，这些行为与学术工作应该具有的特质完全相反（学术工作应该是思考社会发展的不同可能性，而不是试图规定它），而民主行为不应该被局限在那些与专家治国主义和官僚主义，也就是与政府机构和掌权阶级联系密切的权威理论家的控制之下。作为这些反民主冲动的揭露和拯救，请参看［法］桑德拉·劳吉耶（Sandra Laugier）：《对美国政治的另一种思考——从艾默生到斯坦利·卡维尔的极端民主》（Une autre pensée politique américaine. La démocratie radicale d’Emerson à Stanley Cavell）（巴黎：Michel Houdiard，2004）。]。

于是我们被引向这一问题：谁有权说话，谁以怎样的方式参与了决定的过程（不仅是提出解决方案，而且还为人们决定了哪些问题是合理的、重要的）。当左派政党无力提出问题并承担人们的渴望和精力时，右派和极右势力就会成功地吸引他们，将他们集合起来。

于是这样的任务就落在社会运动和知识分子批评家头上：建立这样一些政治方面的理论框架和思考方式，以此在最大程度上缓解（不是清除，因为这是不可能的）社会团体尤其是平民阶级此刻具有的消极的热情，并且提供与之相异的视角，勾画另一种未来图景，使之可以重新被称作左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