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我和胡利娅姨妈的恋爱进行得一帆风顺，事情还是逐渐变得复杂起来，因为保守秘密不易。我们共同商定好，为了不在家里引起怀疑，我大大减少了到鲁乔舅舅家去拜访的次数，只是每星期四还继续准时去吃饭。晚上为了去看电影，我们耍各种花招。胡利娅姨妈先走，她打招呼告诉奥尔卡舅妈说要去同一个女友吃饭，然而却是到某个商定的地点去等我。不过，这样做也有不便，胡利娅姨妈必须长时间地耽搁在街上，直到我下班为止，而且她常常要饿肚子。有时，我乘出租汽车去找她，人不下车；她留心看着，一见汽车停下就飞快地跑来。不过，这是一个冒险的计策，一旦叫人发现，他们马上就会知道我和胡利娅姨妈之间有点什么。无论如何，这个埋伏在汽车里的神秘邀请人终将引起人们的好奇、怀疑和猜测……

因此，我们宁可夜里少见面，利用白天电台工作的空隙多见面。胡利娅姨妈乘公共汽车到市中心，上午十一时或下午五时左右在卡马纳大街一家咖啡店或联盟大街一家叫做“丰盛”的冷饮店里等我。我改完几篇新闻稿，我们便可以共度两个小时。我们已不再去科尔梅纳大街的布兰萨咖啡馆，因为泛美电台和中央电台的人都到那儿去。有时（更确切地说是在发薪的日子里）我请胡利娅姨妈吃午饭，那时我们在一起一连待上三个小时。可是我那点微薄的工资支付不起这种过度的花费。在这以前，有一天上午，我曾趁小赫纳罗为彼得罗·卡玛乔的成功而笑逐颜开的时候，同他作了一次巧妙的交谈，使他给我增加了工资，我的收入从而达到了五千索尔。我把两千索尔交给外祖父和外祖母资助家用，其余的三千索尔，虽说不算宽裕，但应付我的恶习——吸烟、看电影和买书——还是足够的。可是自从我和胡利娅姨妈恋爱以来，花钱如流水，手头总是拮据，常常借债，甚至求助于阿尔玛斯广场的国家当铺。另外，由于在男女交往上，我有着西班牙人的牢固偏见，一次账也不让胡利娅姨妈付，所以我的经济状况到了难以自救的程度。为了缓和这种状况，我开始做一点哈维尔严厉地称之为“糟蹋我的文笔”的事，就是写书评和在利马的杂志及文化副刊上发表报道文章。为了减少发表这些拙劣文章所感到的羞愧，我用的是笔名，但是每月增加的两三百个索尔对我的预算是一剂补药。

在利马市中心咖啡馆的这些约会不是很放肆，只不过是浪漫的长谈，互相拉手，眉来眼去而已；倘若环境允许，则贴着腿坐；只在谁也看不到的时候才接吻，这种情况很少，因为那个时段的咖啡馆里总是挤满一般职员。我们谈我们自己的事，自然，谈到了被家里某个人发现的危险，谈到了避免这些危险的方法，事无巨细地互相诉说自上次见面（也就是几个小时前或一天前的见面）后所做的一切。但我们从不计划未来。未来这件事在我们的交谈中被心照不宣地抹掉了，无疑这是由于我和她都确信我们的关系没有任何前途。虽说如此，我觉得这种像一场游戏似的爱情在利马市中心烟雾缭绕的咖啡馆的纯洁相会中逐渐变得严肃起来。正是在那里，我们不知不觉地产生了爱情。

对文学，我们也谈得很多，或者说得更准确一点，是胡利娅姨妈听，我讲，讲巴黎的亭子间（那是与我的才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和我成为作家时将要写的各种小说、剧本和杂文。哈维尔在联盟大街的丰盛冷饮店发现我们的那天下午，我正在给胡利娅姨妈读我的一篇关于多罗特奥·马蒂的故事，这篇故事的题目富有中世纪味道：《十字架的屈辱》。共五页，这是我读给她听的第一篇故事。我读得很慢，为了掩饰我对她将要作出的评判的不安。这次试验对我这个未来作家的敏感性来说是灾难级的。我一边读着，胡利娅姨妈一边不断地打断我：

“可是，不是这样，你把事情都弄颠倒了。”她惊奇地对我说，甚至发火，“事情不是像你说的那样，可是……”

我难过极了，停下来告诉她，她所听到的并非她跟我讲的那个事件的真实写照，而是一个故事，一个故事，所有增加或删掉的东西都是为了获得某种效果。

“就是戏剧效果。”我强调说，不知她是否懂了；而且即使出于怜悯之心，她露出笑容也好呀。

“可是，适得其反，”胡利娅姨妈大胆而无情地反驳道，“由于你改变了那些情节，故事一点风趣也没有了。谁会相信十字架从活动到倒下会经过那么长的时间？那么，引人发笑的东西在哪儿？”

尽管我内心受到伤害，暗暗决定把这个关于多罗特奥·马蒂的故事扔到字纸篓里去，但我仍竭力为文学虚构可以违背现实的权利热烈而艰难地辩护着。正当这时，我觉得有人拍我的肩膀。

“我要打断你们，是他们告诉我二位在这里。我本来要走了，因为我讨厌被人撂在一边不理不睬，”哈维尔说着拉过一张椅子坐下，向侍者要了一杯咖啡，他向胡利娅姨妈笑了笑，“很高兴认识您，我叫哈维尔，是这位记者最好的朋友。你把她藏得多严实呀，朋友。”

“这是小胡利娅，我的奥尔卡舅妈的妹妹。”我对他解释说。

“怎么？就是那个大名鼎鼎的玻利维亚女人？”哈维尔的劲头渐渐消失了。他看到我们时，我们正拉着手，没有松开。现在他的眼睛盯着我们交叉在一起的手指，已经没了以前那种世俗的自信心。“算了，算了，小巴尔加斯。”

“我是大名鼎鼎的玻利维亚女人？”胡利娅姨妈问，“为什么大名鼎鼎？”

“因为你来到利马时是令人反感的，有一些讨厌的议论，”我及时插嘴说，“哈维尔只知道事情的第一部分。”

“你这个拙劣的讲述者和坏朋友把最精彩的部分藏起来了，”哈维尔恢复了自如，指着我们拉着的手说，“你们怎么讲我？怎么讲？”

他确实兴致很好，没完没了地唠叨，开着各种玩笑，胡利娅姨妈很高兴见到他。他发现了我们，使我喜上心头。我本来没打算给他讲我恋爱的事，因为我懒得讲这些感情上的秘密（在如此复杂的情况下尤其不想讲）。但是既然这个偶然的机会使他知道了这一秘密，我也就愿意和他谈谈这件奇事的变迁。那天上午，告别的时候，他吻了胡利娅姨妈的面颊，行礼致意：

“我是第一流的皮条客，你们可以指望我为你们做任何事情。”

“你干吗不说你将为我们铺床叠被？”那天下午，当他刚刚出现在我在泛美电台的“鸡窝”里贪婪地打听细节的时候，我跟他吵起来。

“那么说，她是你的姨妈，对吗？”他用手拍拍我说，“很好，你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个富有的、离婚的老情妇。好极了！”

“她不是我的姨妈，而是我舅舅的妻子的妹妹。”我一边翻看《新闻报》上一则关于朝鲜战争的消息，一边对他解释他已经知道的事，“她不是我的情人，她不老，也没有财产，只有离婚这件事是真的。”

“我说的老，是指她比你大；我说她富有并非批评，而是祝贺；我是主张同有钱女人结婚的。”哈维尔笑了，“这么说她不是你的情妇？那么是你什么人？恋爱对象？”

“介乎两者之间。”我对他说，故意惹他生气。

“啊，你想变成神秘人物，但是，这件事马上要使你变得臭不可闻，”他警告我说，“再说，你是个无赖，我把同瘦姑娘南西的恋爱情况全部告诉了你，可你对我隐瞒你同有钱女人恋爱的事。”

我从头开始把事情给他讲了。我们约会相见是何等麻烦，他也明白了为什么最近几个星期内我向他借了两三次钱。他很感兴趣，一个劲儿地问这问那，最后向我发誓他要成人之美，做我的皮条客。但是，告别的时候，他变得严肃起来：

“我认为这是一场游戏。”他开导我说，眼睛像慈父般打量着我，“不要忘记，不管怎么说，我和你还是两个乳臭未干的孩子。”

“如果我使她怀了孕，我会让她堕胎。”我打算让哈维尔放心。

哈维尔一走，巴斯库亚尔便用发生在阿莱玛尼亚大街的一场连环冲突吸引着大巴布利托。在这场冲突中，一个粗心大意的比利时游客为了救一条小狗，把汽车停在公路正中央，这样，二十几辆汽车一辆接一辆地卡在一起。与此同时，我想：那场恋爱真的是一场游戏？对，是这样。这是一段不同寻常的经历，它比我所有的经历都更成熟，更大胆。不过，为了留下美好的回忆，它不该持续太久。我正这样思索时，小赫纳罗进来邀请我去吃午饭。他把我带到马格达莱纳大街一座西班牙风光的花园，为我买了鸭肉饭和夹蜜油炸饼。喝咖啡的时候，他把清单交给我：

“你是他唯一的朋友，跟他讲讲，他现在正把我们置于一场混战中。我不能忍受了。他说我不开化、无知，昨天他称我父亲为中产阶级政治主义者。我避免同他争吵。如果再这样，我就不得不辞退他，这对企业是一场灾难。”

问题的症结是阿根廷大使寄给中央电台的一封信，语言恶毒，抗议广播小说（外交官称它们为系列化的连播戏剧故事）的字里行间充斥着对萨米恩托和圣马丁的祖国的诽谤、敌视和精神狂般的谰言。大使列举了几个例子说，这些例子并非特意搜集来的，而是使馆人员在这类广播节目中偶然听到的。一个节目中说布宜诺斯艾利斯人众所周知的品行端正只不过是一种神话，因为他们几乎所有人都搞同性恋（特别是被动的同性恋）。一个节目中说，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如此邪恶的家庭里，由于饥饿，把无用的人——老人和病号——杀死以减轻负担。另一个节目中说，阿根廷之所以出口奶牛是因为那里的家庭真正喜欢食用的是马肉。还有一个节目中说阿根廷开展广泛的足球活动，由于这种活动，特别是用头顶球，损害了国民的生殖能力，因而在黄褐色的河流两岸出生了大量的痴呆症患者、发育畸形者以及其他诸如此类的克汀病患者。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家里——“那里居住着世界各国的人”，大使的信指出——就在吃饭和睡觉的同一个地方，在一只普通的桶里大小便是司空见惯的……

“你感到好笑，我们也感到好笑，”小赫纳罗说，啃着指甲，“可是今天来了个律师，我们不再笑了。如果大使馆向政府提出抗议，他们可能要撤掉我们的广播剧，罚款，关闭电台。请你去求求情，吓唬吓唬他，别让他写阿根廷人了。”

我答应尽力而为，但是希望不大，因为那位文人是一个非常自信、铁面无情的人。我自认已和他称得上是朋友，除了他使我对昆虫学产生兴趣之外，我对他还抱有敬意。但是，他对我也是这样吗？彼得罗·卡玛乔看来不会为友谊或任何其他要他脱离“他的艺术爱好”的事浪费时间、精力，也就是说，他不能脱离他的工作或癖好，这使他置人情、物质和欲望于不顾。他确实对我比对别人宽宏大量。我们在一起喝咖啡（他喝薄荷马黛茶），我常到他的房间去，利用休息时间同他闲聊片刻。我聚精会神地听他讲，大概这使他感到高兴。也许他把我看作一个弟子，或者干脆说，我对于他仿佛老处女的小哈巴狗和退休者玩的组字游戏，亦即为他填补空虚的人或什么东西。

彼得罗·卡玛乔身上有三样东西吸引着我：他的言谈、为一心一意致力于某种想法而过着刻苦的生活和他的工作能力。尤其最后一点，更是感人。在埃米尔·路德维格[埃米尔·路德维格（Emil Ludwig，1881—1948），德国传记作家。]的传记里我曾读到拿破仑的顽强，他的秘书都倒下了，他还继续口授命令。作家彼得罗·卡玛乔长有大鼻孔的面庞使我常常想到他很像那个法国的皇帝。有一段时间，我和哈维尔把这个作家叫做“高原的拿破仑”（也常常叫他“在拉丁美洲出生的巴尔扎克”）。出于好奇，我甚至掌握了他的工作时间表，可是尽管我多次证实，但总难以相信。

起初，他每天写四个广播剧。后来鉴于取得成功，逐渐增加到十个。这些剧本从星期一至星期六在电台播出，每次持续半个小时（实际上是二十三分钟，因为广告占去七分钟）。由于他既是这些剧的导演，又是这些剧的演员，所以每天要在工作室里待七小时左右，估计每个节目预演和录音需要四十分钟（有十至十五分钟花在演说和重复上）。广播剧一边播出，他一边写。我证实了他每写一个剧本所花费的时间只不过是他表演时间的两倍，即一小时。不管怎样，这就是说他每天要有十小时左右坐在打字机前。由于有星期天——这是他的休息日——每天实际工作时间要少一些。自然，星期天他是在自己的寝室里度过的，提前做下一周的工作。就是说，从星期一到星期六，他的时间表是：每天工作十五六小时，星期天八至十小时。所有这些时间都是富有成果的，即生产有声的“艺术”产品。

他早上八点到中央电台，将近半夜才离开。唯—上街走走的时候都是和我同行，到布兰萨咖啡馆去清醒清醒头脑。他在寝室里吃午饭，吃是一份三明治和一杯清凉饮料，那是赫苏西多、大巴布利托或他的某个合作者热心为他买来的。他从不接受邀请，从未听他说过去看过一场电影、一出戏、一场足球赛或参加什么娱乐活动。除了记事本和那些作为他劳动工具的平面图，从未见他读过一本书、一本杂志或一份报纸。尽管有人说我撒谎，但有一天我的确发现他有一本《国家俱乐部》会刊。

“我用几个铜板买通了门房，”当我问起那本无用的书时，他对我解释说，“我还能从哪儿搞到贵族人士的名单呢？别的名单，耳朵听听就行了：平民百姓从大街上就可以找到。”

他创作广播剧，那么轻而易举地就可以写出一个剧本来，我一直很难相信。我多次看过他编写剧本，和录音不同——他竭力保守录音的秘密——别人看他写是没有关系的。当他在他的（我的）雷明顿打字机前工作时，他的演员、听差或音响技师不断进来打断他。他抬起眼来，解决问题，给予独特的指示，用他那感染性的微笑——这种微笑和我所熟悉的微笑截然不同——送走来访者，之后继续打下去。我常常以学习为借口到他寝室去，说我的“鸡窝”太闹，有很多人（这些人在那儿学习法律课程迎接考试，考试一过就把一切忘得干干净净；这些考试我总是顺利通过，他们不说我好，而说大学糟）。彼得罗·卡玛乔并不反对，他甚至对这些人的到来感到高兴，视为一种光荣。

我坐在窗台上，俯首读着一本法典。实际上，我是在窥视他。他用两个手指打字，打得很快。我看得清清楚楚，但却不敢相信。他从不停下来查找某个词或沉思一下，在他的狂热、鼓胀的小眼睛里从未出现过疑问的影子。看起来他像是在誊清一篇背熟的课文，在听别人的口授而打字。他的小手指如此迅速地落在键盘上，一天工作九至十个小时，创作出好几个故事的情节、片断和对话，这简直不可思议。然而他确实做到了，剧本从他顽强的脑袋里和不知疲倦的双手下一个接一个地以恰当的方式生产出来，有如一架机器上制造的一串串香肠。一个剧本写完后，他既不修改也不阅读一遍，然后毫不停顿地着手创作下一个。有一次我对他说，看到他工作，我想起了法国超现实主义者自动书写的理论，那种书写直接来自无意识而不受理智的检查。我得到了一种民族主义的回答：

“我们混血美洲人的头脑可以生产比那些法国佬更好的东西。这并不复杂，我的朋友。”

为什么他不把在玻利维亚写的故事作为他在利马写的故事的基础？我向他问起这件事，他给我的回答如此含糊，以致不能得到任何具体的东西。故事和听众见面，应该是新鲜的，如同水果和花草，因为艺术不容贮存，更不要说时间已使之腐败了的食物。此外，故事需要“听众家乡的故事”。既然听众是利马人，他们怎么会对发生在拉巴斯的故事感兴趣？不过，他作这样的解释是因为要立论，要把这一切变做普通的真理和永恒的公理，正如写作的必要出于本分。毫无疑问，他不利用自己以前的广播剧，其理由是比较简单的，就是他对节约脑力毫无兴趣。对他来说，生活即写作。他根本不去关心自己的作品能存在多久。一旦播出，他就把剧本忘在一边。他对我说，他连一本广播剧的副本也没有保存。他写完这些剧本，心中总是默默地想着，一旦它们被观众所吸收，就应该烟消云散了。有一次我问他，是否从未想到过出版。

“我的剧作保存在比书籍更难以磨灭的地方，”他当即教训我，“它们保存在电台听众的脑子里。”

在同小赫纳罗共进午餐的那天，我同彼得罗·卡玛乔谈了阿根廷大使馆的抗议事件。六点钟左右，我来到他的寝室，邀他去布兰萨咖啡馆。由于担心他的反应，这消息我是一点点地透露给他的。我说有的人非常敏感，经不起讽刺；另一方面，秘鲁在诽谤文章问题上的立法极为严厉，一家电台可以因为一个无足轻重的原因遭到封杀。阿根廷大使馆显然缺乏远见卓识，为几句暗示的话就觉得受了伤害，以致向外交部提出了正式抗议……

“在玻利维亚，那会儿更严重呢，竟然威胁要断绝外交关系？”他打断我，“一个拉巴斯人甚至透露说在边界集结了军队。”

他讲这话时的神情是无可奈何的，仿佛在想，太阳的义务就是发光，如果这会引起火灾，那有什么办法！

“赫纳罗父子请求您尽量不要在广播剧里再讲阿根廷人的坏话，”我对他坦白地说，并且找到了一个我认为会使他感动的理由，“完全不要讲，最好根本不去讲他们。难道他们值得一提吗？”

“值得，因为是他们使我这样做的。”他对我解释说，于是这件事到此为止。

回电台时，他用顽皮的、不妥协的语调告诉我，拉巴斯丑闻“刺疼了他们”，事情是由一个关于“高卓人的残忍风俗习惯”的剧本引起的。在泛美电台，我告诉小赫纳罗，不要对我作为中间人会劝说成功抱有幻想。

两三天后，我得知了彼得罗·卡玛乔的寓所。胡利娅姨妈在我编完最后一份新闻稿的时候来找我，她想看梅特罗影院放映的一部影片，里面有一对赫赫有名的浪漫派演员：格林·卡松和瓦尔代·彼特甘。半夜时分，我们穿过圣马丁广场去乘公共汽车，这时我看到彼得罗·卡玛乔从中央电台走出来。我刚把他指给胡利娅姨妈看，她就要我给她介绍。我们向彼得罗·卡玛乔走过去，而她一听说是她的同胞，显得非常亲热。

“我非常崇拜您，”胡利娅姨妈对他说，为了使他更加高兴，她撒谎说，“在玻利维亚，我就一直不放过您的广播剧。”

我们和他一块儿走着，几乎是不知不觉地走向吉尔加街区。路上，彼得罗·卡玛乔和胡利娅姨妈谈到了他们的祖国，我被丢在一边，他俩没完没了地讲着波多西的矿山、塔基尼亚牌啤酒、叫拉瓜的玉米粥、跟鲜干酪一起吃的小烤鱼、科查班巴的气候、圣克鲁斯的美景以及玻利维亚其他值得骄傲之处。谈到故土的奇迹，这位文人像是非常高兴。走到一幢带阳台和百叶窗房子的大门门口时，他停住了，但并不向我们告别。

“上去吧！”他向我们建议道，“尽管我的晚餐很简单，但我们可以共享。”

塔帕达公寓属利马市中心那些破旧的两层楼房之列。这些房子是二十世纪建造的，以前曾经是宽敞舒适的，也许还算得上豪华。但是后来，随着富裕人家逐渐离开市中心，搬到温泉疗养地去，老利马市慢慢失去了特殊风格，变得支离破碎，到处挤满了人，甚至被分割成一个个的蜂房。靠着一道道薄墙，房间两倍四倍地增加，在前厅、平屋顶甚至在露台和楼梯上都五花八门地修起新的多面堡。看上去塔帕达公寓马上就要崩塌。我们上楼时，通向彼得罗·卡玛乔房间的阶梯在脚下摇晃，尘土飞扬，呛得胡利娅姨妈直打喷嚏。墙上、地上，到处覆盖着一层厚厚的尘土。显然，这所房子从来没有打扫过，也没有擦过。彼得罗·卡玛乔的房间仿佛是牢房，非常小，里边几乎空空如也。一张没有靠背的帆布床，上面铺着褪了色的床单，放着一只没有套子的枕头；一张铺着油布的小桌子和一把稻草椅子；一只箱子和拴在两壁之间的一条绳子，绳子上搭着短裤和袜子。文人自己洗衣服并不使我感到惊奇，但是他自己做饭出乎我意料。窗台上摆着一个煤气炉、一个煤油瓶、几个盘子、一套白铁餐具和几只杯子。他把椅子让给胡利娅姨妈坐，同时以一种恰到好处的表情让我坐在床上：

“请坐。住所是寒碜的，但心是伟大的。”

他用了两分钟就做好了晚餐，把剩下的食品装在一个塑料袋里，放在窗口通风处。菜单是煎鸡蛋、煮香肠、面包加黄油、干酪和加蜂蜜的酸牛奶。我们看见他熟练地做着晚餐，像是一个天天做惯了的人。我肯定这是他一贯的食谱。

我们吃饭时，他很健谈，而且显得很客气。他顺从地谈着如何配制雪花膏（这是胡利娅姨妈请他讲的）和洗白衣服最经济的肥皂之类的话题。他没有把菜吃光，推开菜盘时，指着剩下的东西自我打趣道：

“我的朋友，对艺术家来说，吃饭是一种恶习。”

我看到他兴致很好，便大胆地问起关于他工作的情况。我对他说，钦佩他的顽强精神，尽管他的日程表安排得像苦役犯，可是看起来从不疲倦。

“为了使每天的工作丰富多彩，我有我的办法。”他坦率地说。

仿佛为了不让幽灵般的竞争者发现他的秘密，他压低了声音，对我们说他从不用超过六十分钟的时间去写同一个剧本，而是从一个题目转到另一个题目，给人以新鲜之感，因为这样每个小时都感到刚刚开始工作。

“先生们，在这种变化中可以找到乐趣。”他重复说，瞪着激动的眼睛，露出一副施魔法的侏儒怪相。

为此，重要的是不要把故事写得千篇一律，而要各有特色，环境、地点、情节和人物的全面变化会加强新鲜感。另外，薄荷马黛茶是有用的，可以疏通思维，丰富想象力。每过一段时间就离开打字机到工作室去，从写作转到导演和演出，这同样是休息，是调剂性的过渡。但是，还有，在多年的工作过程中，他发现了一点什么，一点在无知和麻木不仁的人看来也许是孩子行为的东西。那么，是不是一想起出身，会刺疼他的心？我们看到他犹豫不决，沉默不语，漫画般的脸上一片愁云。

“不幸的是，在这儿我不能把它付诸实践，”他忧伤地说，“只在星期天我一个人独处时才行，其他的日子里，看热闹的人太多，他们不能理解这件事。”

从何时起在这个鄙视人生的人身上产生了这种疑虑？我看到胡利娅姨妈和我一样迫不及待地说道：

“您不能欲言又止让我们继续蒙在鼓里，”她向彼得罗·卡玛乔恳求，“这个秘密是什么？卡玛乔先生？”

他望着我们，一言不发，像一个为自己唤起了别人的注意而感到欢欣的幻想家。然后，他像牧师般慢腾腾地站起来（他靠着煤气炉坐在窗台上），走近箱子将它打开，像一个从高顶礼帽里取出鸽子或旗子的魔术师似的从里边拿出一件件出人意料的珍藏品：一顶英国法官的假发、各种类型的假胡须、消防队员的头盔、一枚军人徽章、胖女人和老头及傻孩子的假面具、交通警察的指挥棒、老水手的帽子和烟斗、大夫的白大褂、假鼻子、假耳朵、棉花做的胡子……他像一个电动人似的把那些精巧制品拿出来，不知是为了让我们更好地鉴赏还是由于我们的关系密切而这样做。他一件件将它们装进套里，放好这件，取出那件，动作是如此敏捷，说明这已是他长期的习惯，经常这样刻苦地操作练习。就这样，我和胡利娅姨妈迷惑不解地望着他。彼得罗·卡玛乔通过更换道具在我们面前变成大夫、海员、法官、老妇、乞丐、女教徒、大主教……他一边这样变换，一边兴致勃勃地讲着：

“为了同我的人物交融在一起，为什么我不能打扮成他们的样子？我描写他们的时候，谁能禁止我有他们的鼻子、头发和大礼服？”他一边说一边将红衣主教的帽子换成一只烟斗，烟斗换成防尘罩衣，防尘罩衣换成拐杖，“我用破布给自己的想象力擦上油，这与别人有何相干？先生们，什么叫现实主义？人们如此津津乐道的现实主义究竟是什么东西？除了有形地同现实结合在一起，还有什么更好的方式从事现实主义艺术？这样不就使得工作日更容易度过、更愉快、更动人吗？”

可是，很清楚，他的声音开始是气愤，而后变得悲伤，人们的不理解和愚蠢把一切都解释错了。如果人们看见他在中央电台乔装写作，就会对他说三道四，说他是个玩世不恭的艺术家，他的办公室将变成多病平民的磁铁。最后他把假面具和其他物品放好，盖上箱子又回到窗户那儿。此刻，他神情忧伤，嘟嘟囔囔地说着，在玻利维亚，他一向在自己的工作室里工作，从来没有在“破布”上发生过问题。相反，在这儿，只有星期天才能按照他的习惯写作。

“这些伪装是根据人物创造的还是先有伪装而后创造人物？”为了说点什么，我这样问他，仍然处在惊讶之中。

他看像一个刚刚生下的孩子似的看了看我：

“显然，您很年轻，”他温和地责备道，“难道您不懂得首要的总是词汇吗？”

我们热情地谢过他的邀请，回到街上时，我对胡利娅姨妈说，彼得罗·卡玛乔对我们显得格外亲热，把他的秘密都透露给了我们，我非常感动。胡利娅姨妈也很高兴，她从没想到知识分子中也有那么有趣的人。

“好了，并不是所有的知识分子都是这样的，”我自我打趣道，“彼得罗·卡玛乔是带引号的知识分子。你没看到他的房间里一本书都没有吗？他对我解释说，他不读书，为了不让自己的风格受到影响。”

我们手拉着手，沿着市中心夜深人静的街道向公共汽车站走去。我对胡利娅姨妈说，某个星期天，我要到中央电台去看看这个神秘的文人戴上各种假面具的模样儿。

“他像乞丐一样生活着，得不到酬金，”胡利娅姨妈反对说，“他的广播剧那么有名，我原以为他挣的钱多得堆成山。”

在塔帕达公寓，既看不见浴缸，也看不见淋浴设备，甚至在楼梯第一层平台上连个破旧的厕所和盥洗室都没有。这使胡利娅姨妈感到忧虑：“我想彼得罗·卡玛乔这个文人是从不洗澡的。”我对胡利娅姨妈说他压根儿不注意这些琐事。她对我说，看到公寓那个脏劲儿，恶心得想呕吐，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咽下香肠和鸡蛋。我们上了公共汽车，这辆破车在阿雷基帕大街的每一个街角都要停下来。当我慢慢地吻着胡利娅姨妈的耳朵和脖子时听到她惊恐地说：

“难道作家都是饿死鬼？这就是说，你一辈子都要让人讨厌，小巴尔加斯？”

自从听哈维尔这样叫我之后，她也称呼我小巴尔加斯了。